业界硕学 人保俊彦（中）
——记人保初创时期业务大家郭雨东先生 发布时间：2015-06-19 11:21:22 作者：林振荣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前文：业界硕学 人保俊彦——记人保初创时期业务大家郭雨东先生（上）
心底无私天地宽
在筹划组织“保联”各项事业发展过程中，郭愈来愈觉得推动工作的艰难，个人在太平保险公司里人微言轻，没有实权，不能给“保联”带来更多的实际利益，为了有裨益于“保联”的长远发展，在1938年10月30日，于浦东同乡会毅厅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时，郭雨东建议增补了各公司近二十位保险界中上层人士做理事监事，而深受会众欢迎的郭先生却主动递交了请辞理事会主席的申请，并委托理事王中振将“会务收支情况”公开向大会报告。大会选举宁绍水火保险公司襄理李言苓继任理事会主席。此举体现了郭先生的大义凛然，光明磊落，让大家明白“保联”属于群众联谊团体，没有个人私利可图。
这种好的传统在后来的“保联”得以传承：只要能够使“保联”发展壮大，有利于会务活动顺利开展，牺牲个人利益在所不惜，名誉得失算不了什么。以后“保联”历届的理监事适当考虑上、中、下各阶层的人员比例，每届理事会的主席和常务理事等重要职务，均推请保险公司的总经理或知名人士担任。他们对于“保联”的创建和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而保联的文化讲习班专业讲座、文体娱乐活动，有利于推进业务开展，团结了保险业界上中下各阶层人士，和谐了同行关系，同仇敌忾，推动“保联”在艰难的环境中走上正轨，不断发展壮大。
退出“保联”理事会后，1939年郭雨东奉调出任太平保险广西分公司副经理，离开上海，远赴桂中，但仍然十分关心“保联”事务进展，与好友经常保持书信联系，还撰写了“旅桂一年之观感”的文章，刊登在1940年1月的《保险月刊》第二卷第1期上，以实际行动支持“保联”发展。
1940年初，郭先生应上海永宁保险公司之聘，出任总公司副总经理，重返上海（图6），回到“保联”大家庭里。当年春天，学术部用保险知识讲座的形式举行专题演讲，请郭雨东（永宁保险公司副经理）主讲“保险界康采恩之得失”（图7），继续鼎力支持“保联”发展。
图6：1940年初郭雨东应上海永宁保险公司之聘出任副总经理而重返上海的报道。
图7：1940年春“保联”举办保险讲座，郭雨东担任主讲的报道。
在抗日战争时期，“保联”利用公开合法团体的社会地位，根据不同形势和保险业的特点开展工作，激发了保险业职工的抗日爱国热情，同时培养了一大批保险业务技术人员，在上海保险业职工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学者办实业，学理与经验相映证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扯下了在英美面前的伪装，挺着刺刀进占租界，勒令原本控制上海保险市场的英美法商保险公司停业（外籍人员被关进了集中营），但一时间，实力较薄弱的日商保险公司还难于取而代之，出现保险市场空白。时任中国天一保险公司襄理的中共地下党员谢寿天认为这是发展民族保险事业的大好时机，便向上级联系人、中共江苏省委职员工作委员会书记陆志仁提议创办保险公司，党组织考虑到利用保险公司业务与各行各业联系比较广泛，有利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同意了谢寿天的建议，并支持他出面筹建。
1941年10月19日，大安产物保险公司开始筹备，谢寿天邀请志同道合诸位好友郭雨东、陈巳生、关可贵、董国清、龚渭源、全家瑜等7人作为发起人筹募股金。计划筹资额国币一百万元，发行股票贰万股，每股伍拾元。股东以中华民国人民为限，股票用记名式，由五名董事署名盖章发行。
1941年11月28日，举行大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通过选举产生董事监事会，孙瑞璜（新华银行副总经理、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理事长）当选为董事长（另请上海名流闻兰亭为名誉董事长），徐寄庼（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李康年（中国国货公司总经理）、金宗城（上海银行经理）、刘伯含（北京鼎丰银行总经理）、陈巳生（宁绍人寿保险公司经理）等金融界实业界人士及郭雨东、谢寿天等当选常务董事。董事会决议聘任郭雨东为总经理（图8），谢寿天兼总稽核，关可贵任协理，董国清、李晴斋为副经理。借广东路51号大莱大楼二楼（后迁至北京路356号四楼宁绍人寿保险公司原址）办公，按法定程序申请登记获批准，注册资本法币50万元，实收半数25万元，1942年5月11日正式开业。陆续在日军控制的天津、南京、广州、青岛、烟台和北平设分公司，武汉、无锡、苏州等地设代理处（图9），经营各种财产损失保险业务（图10）。
图8：大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火险简章（附董事监事会及高管人员职衔名单。
图9：“代理华商大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木质招牌。
图10：“大安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单。
大安保险公司是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直接支持下创办起来的，事实上承担了保险业地下党组织主阵地的职能作用。公司虽然规模不大（职员不满30人），业务有限，但在上海保险业职工运动史上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的高中级职员中，有中共地下党员8人：常务董事谢寿天、陈巳生，总经理郭雨东，襄理蒋学杰（谢寿天的夫人）、会计主任赵帛、蔡同华，庶务主任吴福荣，妇女主任施月珍。连同后来天津分公司经理孙文敏、广州分公司经理石志昂都是地下党员，他们虽没有编在同一个支部，也没有横向联系，互不知情，但在执行党的决议时却是步调一致的。他们以保险公司职业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组织领导保险业内的群众工作。
大安保险公司从人力物力上鼎力支持“保联”推动各项群众联谊工作，借以传播进步思想，散播革命种子，它的中上层干部出任了“保联”的理事长、常务理事及组织、出版、图书、文娱、福利等核心岗位的负责人，用实际行动推动“保联”的各项工作。当然，大安保险公司出现经济困难时也常常得到中共地下党的无私资助。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颁令：所有日伪时期设立的保险公司，必须以法币为计算单位增加资本，重新登记，方能继续经营。有许多小公司因受“中储券”贬值的影响，无力增资，被迫关闭停业，大安也陷于资金匮乏的困境。在这关键时刻，上海地下党组织拿出十根金条（100两黄金），由市委委员张执一亲自交到郭雨东手里，协助通过验资得以继续营业，并嘱咐一定要设法把大安保险公司维持下去。在公司增资改组时，另一家由中共地下党掌控的民安保险公司也认购了“大安”的部分股票，助一臂之力。
为避免法币贬值带来的影响，大安保险公司还投资办实业，郭雨东先后创办了大安木材公司、永康进出口贸易行。1944年，上海地下党要寻找新的安身之所，“大安”密切关注关勒铭金笔厂的改组，谢寿天入股并兼任该厂董事，陈巳生兼任该厂总经理，郭雨东出任监事，为上海地下党组织寻找到另一处可靠的隐身之处。后来，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化名刘镜清，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归江苏省委领导）到关勒铭金笔厂任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省委组织部长王尧山任该厂一定行政职务，为他俩取得了社会职业的掩护。
1942年5月，郭雨东还与张德钦、丁雪农、过福云、傅其霖、金性初、陈巳生等上海保险同业公会筹备会委员联名致函南京政府行政院，表示拥护《保险法》、《保险业法》、《保险业法施行法》的提案，赞成依法规范保险市场。
这一时期，中国工业保险公司董事会慕其高才，还聘调郭雨东为公司总稽核兼职协理。学者办实业，“得以大展怀抱，学理与经验相引证，公司业务赖以与日俱增”。
“大上海分保集团”：见证华商保险业，同仇敌忾，共克时艰
郭雨东还是“大上海分保集团”的积极助推者和重要参与者，“在我国保险史上完成一大创新，先生之功实不可没”（注5）
长期以来，郭先生对于“华商保险公司分保制度失当，每年有巨额利权外溢”的弊端，常思改变之策，在多篇文章里主张依靠华商保险公司联合起来的力量，增强自身承保的风险责任，就可以解决分保业务的困难。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立即进占租界，勒令英美保险公司停业清理，同时切断欧美邮电通讯，致使华商与国际保险市场的再保险关系完全停止。
日伪妄图控制上海保险市场，由10余家日商保险公司联合投资成立了“东亚火灾海上再保险株式会社”，由于中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对它进行抵制，使其无法开展业务。华商保险公司不愿与日本保险公司交往，被迫纷纷自愿联合，签订分保契约，组建分保集团。
华商保险公司陷于分保出路被切断无法营业的困境，危急关头，身兼大上海、大东、中国航运、大南4家保险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董汉槎率先倡议，谢寿天、郭雨东、王显猷、顾中一等一起共同筹组，得到大安等19家保险公司的积极响应，组建了“大上海分保集团”。为了充分利用集团内部之广泛人才资源，集思广益，促进技术革新，提高同业工作效率，共同议定设立业务委员会作为集团最高权力机构，下设技术、财务、赔款、设计四个小组委员会，郭雨东作为主要的发起人之一，担任了业务委员会九名常务委员之一，并委以重任，担当技术组委员会章程及办事细则的起草任务。“为沟通团员间之信息，研磨学术及技术上之问题起见，故有编行大上海集团月报之拟议”，推选郭雨东为月报委员会主席（注6），编辑主任陆士雄，审核主任顾中一，编辑任务由郭雨东、戚正成、顾中一、关可贵、倪纯壮、过杰庆、许养之、姚森元、刘安国、姜奉猷等共同承担，庶务主任姜奉猷（图11）。
图11：《大上海集团月报》编委会组成人员。
大上海分保集团共计资本金额2330万元。各公司以资本金、公积金与营业状况核定自留额、固定合约分人分保总数或总额，以及认占成分和最高责任额，承办集团公司之间的溢额再保险，共负盈亏。每年将纯利润提成充作赔款准备金，借以增强集团组织实力和维护保户的保障。此举有效地解决了民族保险业的危险分散问题，深得各保险公司的欢迎，最多时有30多家华商保险加入。1944年4月的“大上海分保集团团员公司一览表”显示，就有大上海、大中、大公、大安、大同、大东、大南、大陆、大新、上海、中原、公安、安中、同安、安达、长安、金华、国华、富华、新甡、宁兴、联华、丰业、中国工业、中国公平、中国正平、中国平安、中国安全、中国利民、中国航运等30家保险公司成员（注7）。
同一时期，华商还设立了太平分保集团、久联分保集团，此后又相继成立了五联、十五联、华商联合分保集团。总之，1942－1945年间，先后共有80家华商保险公司加入这类组织。这是民族保险业团结互助、与日商分庭抗礼的壮举，堪称抗战年代凝聚保险业民族力量、强有力的战斗堡垒，民族保险业同仇敌忾，使日本帝国主义妄想掌控上海保险市场的企图没有得逞。
不畏强权，争取民主
大安产物保险公司成立后，谢寿天、郭雨东以金融实业家的身份，经常参加上海金融界、工商界和知名人士组织的座谈会、聚餐会，根据不同时期党的不同工作要求，联系和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开展统战工作。郭经常同郑振铎、许广平、王任叔、雷洁琼、赵朴初等爱国人士聚餐，参加盛丕华、胡厥文、王性尧等组织的“星五聚餐会”，以此为掩护，谈论国事。同时，秘密支持“保联”及各界进步团体开展的各项活动，掩护地下党的秘密活动。
1946年5月5日，上海各界53个社会团体成立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保险界陈巳生当选为常务理事之一。人民团体联合会组织了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并组织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掀起著名的“六·二三”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运动。
为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上海市民呼吁选派代表到南京和平请愿。6月23日，人团联组织各界民众5万余人在上海北火车站举行反内战大会，为请愿团代表马叙伦（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常务理事）、雷洁琼（东吴、沪江大学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胡厥文、蒉延芳、阎宝航（中共杰出的战略情报专家，时以大明公司总经理身份作掩护）、陈震中（上海市学联主席，陈巳生之次子，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中共地下党员，时年21岁）等11人送行。会后举行反战大游行。陈巳生还安排安通运输公司（陈兼任该公司总经理）的卡车作为大会主席台，并为大游行开道。
请愿团代表们在南京下关车站下车后，立即遭到预先聚集在站台上的国民党特务暴徒的围攻殴打，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陈震中等身受重伤，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
惨案发生后，毛泽东、朱德发慰问电对受伤代表等表示慰问。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齐燕铭等立即赶赴医院看望他们。周恩来对陈震中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和平使者的鲜血教育了广大民众，不要对专制独裁政权抱有任何幻想，民主自由要靠自己争取，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掀起新高潮。
面对国民党特务的白色恐怖，郭雨东不顾个人安危，掩护阎宝航、陈震中两位民主战士在自己家中隐蔽疗伤，在他们伤愈后，又设法分别护送他们转道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阎宝航在疗养期间还曾数次偕同郭雨东到上海海关监督丁贵堂家，向其宣传党的政策，对争取丁贵堂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发挥作用。
根据上海地下党的部署，谢寿天、郭雨东正确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因事因人，灵活地开展工作。他俩与太平保险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周作民以及中国银行沪行经理吴震修亦有多次接触，长年关心其对待国内革命态度的变化。周、吴在上海金融界是颇具影响力的领袖人物，团结争取他们，无疑对于进一步扩大和巩固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具有重要意义。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开始恫嚇工商业界巨擘名流撤离上海，1948年10月，谢寿天、郭雨东在离沪赴香港前夕，专程到周作民家里，向他宣传党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稳定他们的情绪，周、吴两人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不愿意随蒋家王朝逃往台湾。后来周作民在香港出资包租了一艘外轮，争取滞留在香港的众多民主人士能及时北上，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为新中国的建国大业出了不少力。
1948年11月经谢寿天介绍，郭在香港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上级联系人为张执一。
【注释】
注5：“郭雨东先生”（《大上海分保集团月报》第八期“人物介绍”栏目，作者李晴斋，1944年5月10日出版）
注6：《大上海（分保）集团月报》（创刊号）“编委会组成人员”
注7：“苏浙皖京各省市火险保价规则”（大上海分保集团民国三十三年四月）
前文：业界硕学 人保俊彦——记人保初创时期业务大家郭雨东先生（上）
心底无私天地宽
在筹划组织“保联”各项事业发展过程中，郭愈来愈觉得推动工作的艰难，个人在太平保险公司里人微言轻，没有实权，不能给“保联”带来更多的实际利益，为了有裨益于“保联”的长远发展，在1938年10月30日，于浦东同乡会毅厅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时，郭雨东建议增补了各公司近二十位保险界中上层人士做理事监事，而深受会众欢迎的郭先生却主动递交了请辞理事会主席的申请，并委托理事王中振将“会务收支情况”公开向大会报告。大会选举宁绍水火保险公司襄理李言苓继任理事会主席。此举体现了郭先生的大义凛然，光明磊落，让大家明白“保联”属于群众联谊团体，没有个人私利可图。
这种好的传统在后来的“保联”得以传承：只要能够使“保联”发展壮大，有利于会务活动顺利开展，牺牲个人利益在所不惜，名誉得失算不了什么。以后“保联”历届的理监事适当考虑上、中、下各阶层的人员比例，每届理事会的主席和常务理事等重要职务，均推请保险公司的总经理或知名人士担任。他们对于“保联”的创建和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而保联的文化讲习班专业讲座、文体娱乐活动，有利于推进业务开展，团结了保险业界上中下各阶层人士，和谐了同行关系，同仇敌忾，推动“保联”在艰难的环境中走上正轨，不断发展壮大。
退出“保联”理事会后，1939年郭雨东奉调出任太平保险广西分公司副经理，离开上海，远赴桂中，但仍然十分关心“保联”事务进展，与好友经常保持书信联系，还撰写了“旅桂一年之观感”的文章，刊登在1940年1月的《保险月刊》第二卷第1期上，以实际行动支持“保联”发展。
1940年初，郭先生应上海永宁保险公司之聘，出任总公司副总经理，重返上海（图6），回到“保联”大家庭里。当年春天，学术部用保险知识讲座的形式举行专题演讲，请郭雨东（永宁保险公司副经理）主讲“保险界康采恩之得失”（图7），继续鼎力支持“保联”发展。
图6：1940年初郭雨东应上海永宁保险公司之聘出任副总经理而重返上海的报道。
图7：1940年春“保联”举办保险讲座，郭雨东担任主讲的报道。
在抗日战争时期，“保联”利用公开合法团体的社会地位，根据不同形势和保险业的特点开展工作，激发了保险业职工的抗日爱国热情，同时培养了一大批保险业务技术人员，在上海保险业职工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学者办实业，学理与经验相映证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扯下了在英美面前的伪装，挺着刺刀进占租界，勒令原本控制上海保险市场的英美法商保险公司停业（外籍人员被关进了集中营），但一时间，实力较薄弱的日商保险公司还难于取而代之，出现保险市场空白。时任中国天一保险公司襄理的中共地下党员谢寿天认为这是发展民族保险事业的大好时机，便向上级联系人、中共江苏省委职员工作委员会书记陆志仁提议创办保险公司，党组织考虑到利用保险公司业务与各行各业联系比较广泛，有利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同意了谢寿天的建议，并支持他出面筹建。
1941年10月19日，大安产物保险公司开始筹备，谢寿天邀请志同道合诸位好友郭雨东、陈巳生、关可贵、董国清、龚渭源、全家瑜等7人作为发起人筹募股金。计划筹资额国币一百万元，发行股票贰万股，每股伍拾元。股东以中华民国人民为限，股票用记名式，由五名董事署名盖章发行。
1941年11月28日，举行大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通过选举产生董事监事会，孙瑞璜（新华银行副总经理、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理事长）当选为董事长（另请上海名流闻兰亭为名誉董事长），徐寄庼（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李康年（中国国货公司总经理）、金宗城（上海银行经理）、刘伯含（北京鼎丰银行总经理）、陈巳生（宁绍人寿保险公司经理）等金融界实业界人士及郭雨东、谢寿天等当选常务董事。董事会决议聘任郭雨东为总经理（图8），谢寿天兼总稽核，关可贵任协理，董国清、李晴斋为副经理。借广东路51号大莱大楼二楼（后迁至北京路356号四楼宁绍人寿保险公司原址）办公，按法定程序申请登记获批准，注册资本法币50万元，实收半数25万元，1942年5月11日正式开业。陆续在日军控制的天津、南京、广州、青岛、烟台和北平设分公司，武汉、无锡、苏州等地设代理处（图9），经营各种财产损失保险业务（图10）。
图8：大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火险简章（附董事监事会及高管人员职衔名单。
图9：“代理华商大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木质招牌。
图10：“大安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单。
大安保险公司是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直接支持下创办起来的，事实上承担了保险业地下党组织主阵地的职能作用。公司虽然规模不大（职员不满30人），业务有限，但在上海保险业职工运动史上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的高中级职员中，有中共地下党员8人：常务董事谢寿天、陈巳生，总经理郭雨东，襄理蒋学杰（谢寿天的夫人）、会计主任赵帛、蔡同华，庶务主任吴福荣，妇女主任施月珍。连同后来天津分公司经理孙文敏、广州分公司经理石志昂都是地下党员，他们虽没有编在同一个支部，也没有横向联系，互不知情，但在执行党的决议时却是步调一致的。他们以保险公司职业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组织领导保险业内的群众工作。
大安保险公司从人力物力上鼎力支持“保联”推动各项群众联谊工作，借以传播进步思想，散播革命种子，它的中上层干部出任了“保联”的理事长、常务理事及组织、出版、图书、文娱、福利等核心岗位的负责人，用实际行动推动“保联”的各项工作。当然，大安保险公司出现经济困难时也常常得到中共地下党的无私资助。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颁令：所有日伪时期设立的保险公司，必须以法币为计算单位增加资本，重新登记，方能继续经营。有许多小公司因受“中储券”贬值的影响，无力增资，被迫关闭停业，大安也陷于资金匮乏的困境。在这关键时刻，上海地下党组织拿出十根金条（100两黄金），由市委委员张执一亲自交到郭雨东手里，协助通过验资得以继续营业，并嘱咐一定要设法把大安保险公司维持下去。在公司增资改组时，另一家由中共地下党掌控的民安保险公司也认购了“大安”的部分股票，助一臂之力。
为避免法币贬值带来的影响，大安保险公司还投资办实业，郭雨东先后创办了大安木材公司、永康进出口贸易行。1944年，上海地下党要寻找新的安身之所，“大安”密切关注关勒铭金笔厂的改组，谢寿天入股并兼任该厂董事，陈巳生兼任该厂总经理，郭雨东出任监事，为上海地下党组织寻找到另一处可靠的隐身之处。后来，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化名刘镜清，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归江苏省委领导）到关勒铭金笔厂任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省委组织部长王尧山任该厂一定行政职务，为他俩取得了社会职业的掩护。
1942年5月，郭雨东还与张德钦、丁雪农、过福云、傅其霖、金性初、陈巳生等上海保险同业公会筹备会委员联名致函南京政府行政院，表示拥护《保险法》、《保险业法》、《保险业法施行法》的提案，赞成依法规范保险市场。
这一时期，中国工业保险公司董事会慕其高才，还聘调郭雨东为公司总稽核兼职协理。学者办实业，“得以大展怀抱，学理与经验相引证，公司业务赖以与日俱增”。
“大上海分保集团”：见证华商保险业，同仇敌忾，共克时艰
郭雨东还是“大上海分保集团”的积极助推者和重要参与者，“在我国保险史上完成一大创新，先生之功实不可没”（注5）
长期以来，郭先生对于“华商保险公司分保制度失当，每年有巨额利权外溢”的弊端，常思改变之策，在多篇文章里主张依靠华商保险公司联合起来的力量，增强自身承保的风险责任，就可以解决分保业务的困难。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立即进占租界，勒令英美保险公司停业清理，同时切断欧美邮电通讯，致使华商与国际保险市场的再保险关系完全停止。
日伪妄图控制上海保险市场，由10余家日商保险公司联合投资成立了“东亚火灾海上再保险株式会社”，由于中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对它进行抵制，使其无法开展业务。华商保险公司不愿与日本保险公司交往，被迫纷纷自愿联合，签订分保契约，组建分保集团。
华商保险公司陷于分保出路被切断无法营业的困境，危急关头，身兼大上海、大东、中国航运、大南4家保险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董汉槎率先倡议，谢寿天、郭雨东、王显猷、顾中一等一起共同筹组，得到大安等19家保险公司的积极响应，组建了“大上海分保集团”。为了充分利用集团内部之广泛人才资源，集思广益，促进技术革新，提高同业工作效率，共同议定设立业务委员会作为集团最高权力机构，下设技术、财务、赔款、设计四个小组委员会，郭雨东作为主要的发起人之一，担任了业务委员会九名常务委员之一，并委以重任，担当技术组委员会章程及办事细则的起草任务。“为沟通团员间之信息，研磨学术及技术上之问题起见，故有编行大上海集团月报之拟议”，推选郭雨东为月报委员会主席（注6），编辑主任陆士雄，审核主任顾中一，编辑任务由郭雨东、戚正成、顾中一、关可贵、倪纯壮、过杰庆、许养之、姚森元、刘安国、姜奉猷等共同承担，庶务主任姜奉猷（图11）。
图11：《大上海集团月报》编委会组成人员。
大上海分保集团共计资本金额2330万元。各公司以资本金、公积金与营业状况核定自留额、固定合约分人分保总数或总额，以及认占成分和最高责任额，承办集团公司之间的溢额再保险，共负盈亏。每年将纯利润提成充作赔款准备金，借以增强集团组织实力和维护保户的保障。此举有效地解决了民族保险业的危险分散问题，深得各保险公司的欢迎，最多时有30多家华商保险加入。1944年4月的“大上海分保集团团员公司一览表”显示，就有大上海、大中、大公、大安、大同、大东、大南、大陆、大新、上海、中原、公安、安中、同安、安达、长安、金华、国华、富华、新甡、宁兴、联华、丰业、中国工业、中国公平、中国正平、中国平安、中国安全、中国利民、中国航运等30家保险公司成员（注7）。
同一时期，华商还设立了太平分保集团、久联分保集团，此后又相继成立了五联、十五联、华商联合分保集团。总之，1942－1945年间，先后共有80家华商保险公司加入这类组织。这是民族保险业团结互助、与日商分庭抗礼的壮举，堪称抗战年代凝聚保险业民族力量、强有力的战斗堡垒，民族保险业同仇敌忾，使日本帝国主义妄想掌控上海保险市场的企图没有得逞。
不畏强权，争取民主
大安产物保险公司成立后，谢寿天、郭雨东以金融实业家的身份，经常参加上海金融界、工商界和知名人士组织的座谈会、聚餐会，根据不同时期党的不同工作要求，联系和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开展统战工作。郭经常同郑振铎、许广平、王任叔、雷洁琼、赵朴初等爱国人士聚餐，参加盛丕华、胡厥文、王性尧等组织的“星五聚餐会”，以此为掩护，谈论国事。同时，秘密支持“保联”及各界进步团体开展的各项活动，掩护地下党的秘密活动。
1946年5月5日，上海各界53个社会团体成立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保险界陈巳生当选为常务理事之一。人民团体联合会组织了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并组织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掀起著名的“六·二三”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运动。
为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上海市民呼吁选派代表到南京和平请愿。6月23日，人团联组织各界民众5万余人在上海北火车站举行反内战大会，为请愿团代表马叙伦（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常务理事）、雷洁琼（东吴、沪江大学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胡厥文、蒉延芳、阎宝航（中共杰出的战略情报专家，时以大明公司总经理身份作掩护）、陈震中（上海市学联主席，陈巳生之次子，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中共地下党员，时年21岁）等11人送行。会后举行反战大游行。陈巳生还安排安通运输公司（陈兼任该公司总经理）的卡车作为大会主席台，并为大游行开道。
请愿团代表们在南京下关车站下车后，立即遭到预先聚集在站台上的国民党特务暴徒的围攻殴打，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陈震中等身受重伤，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
惨案发生后，毛泽东、朱德发慰问电对受伤代表等表示慰问。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齐燕铭等立即赶赴医院看望他们。周恩来对陈震中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和平使者的鲜血教育了广大民众，不要对专制独裁政权抱有任何幻想，民主自由要靠自己争取，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掀起新高潮。
面对国民党特务的白色恐怖，郭雨东不顾个人安危，掩护阎宝航、陈震中两位民主战士在自己家中隐蔽疗伤，在他们伤愈后，又设法分别护送他们转道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阎宝航在疗养期间还曾数次偕同郭雨东到上海海关监督丁贵堂家，向其宣传党的政策，对争取丁贵堂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发挥作用。
根据上海地下党的部署，谢寿天、郭雨东正确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因事因人，灵活地开展工作。他俩与太平保险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周作民以及中国银行沪行经理吴震修亦有多次接触，长年关心其对待国内革命态度的变化。周、吴在上海金融界是颇具影响力的领袖人物，团结争取他们，无疑对于进一步扩大和巩固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具有重要意义。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开始恫嚇工商业界巨擘名流撤离上海，1948年10月，谢寿天、郭雨东在离沪赴香港前夕，专程到周作民家里，向他宣传党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稳定他们的情绪，周、吴两人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不愿意随蒋家王朝逃往台湾。后来周作民在香港出资包租了一艘外轮，争取滞留在香港的众多民主人士能及时北上，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为新中国的建国大业出了不少力。
1948年11月经谢寿天介绍，郭在香港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上级联系人为张执一。
【注释】
注5：“郭雨东先生”（《大上海分保集团月报》第八期“人物介绍”栏目，作者李晴斋，1944年5月10日出版）
注6：《大上海（分保）集团月报》（创刊号）“编委会组成人员”
注7：“苏浙皖京各省市火险保价规则”（大上海分保集团民国三十三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