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硕学 人保俊彦（上）
——记人保初创时期业务大家郭雨东先生 发布时间：2015-06-12 10:35:05 作者：林振荣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郭雨东
留学经历，编辑生涯，砥砺厚实学养
郭雨东（图1），又名郭景芳，出生于1903年，黑龙江人，满族。早年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是陶行知、朱其慧及晏阳初等人“以平民教育作为救国和改良社会之策”的忠实拥趸，在他们创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里谋得踏入社会后的最初一份职业。从学生时代，郭先生就对跻身仕途升官发财没有丝毫兴趣，认定中国积贫积弱之原因，在于教育事业不发达和社会互助事业缺失所致，进而在平民教育工作中自觉有进一步研究深造的必要，数年后乃负笈东渡，赴日本国立东京商科大学专攻保险学，留学期间，“朴实无华，潜心研讨，对于收集古今保险史料，尤勤奋不遗余力，常常为了一部心爱的书籍，倾囊相求，毫无吝色；为了一部有价值的著作，冒着风雨和别人争相购买而兴趣盎然，其视知识如生命的精神，邻邦同学也不由得都为之折服”（注1）。1936年回国后，应丁雪农之聘进上海太平保险公司，负责编辑出版《太安丰保险界》。
图2：《太安丰保险界》。
《太安丰保险界》系太平安平丰盛保险公司总经理处主办的半月刊（图2），1935年创刊时，旨在搭建企业集团内部信息交流的平台。郭先生接手后，顺应保险业快速发展和从业者提升职业素养的需求，创新版面，力求办成“独立学术之刊物”，为此侧重学术性，提升刊物的行业特色及品味，力邀王效文、卓牟来、顾君长、崔惠卿等保险专家学者执笔撰文，理论与实务并重，内容宏富，设立了许多有特色的专栏，如专设“名词研究栏”对保险名词进行解释或探讨；“国内外大事记”、“情报栏”则报道国内外有关保险业的最新动态消息，以及刊登火警、汽车肇事的出险汇报；“判例栏”翻译刊登国外有关保险诉讼的典型判例。栏目设置多样，资讯丰富，雅俗共赏，每年二十四期，洋洋大观，在业界渐渐有了声名。直到第五卷第1期，为了跳出太平集团内部刊物的圈子，释放全行业的辐射力，遂易名为《保险界》。上海“八一三”事变之后，许多行业刊物被迫停刊关门，《保险界》在艰苦环境里艰难维持，而且扩大篇幅，更新纸张材料，成为硕果仅存的保险刊物，六年下来，也有百余期之多，确属难能可贵。《保险界》虽不是我国保险业最早的专业杂志，但在整个中华民国时期，却是我国保险专业刊物领域期数最多坚持最久的一种，创办数年里，固然首先是起到了扩大太平保险集团声誉的作用，同样对普及保险知识，扩大全行业影响力亦是居功甚伟。
郭在留学期间见识过日本保险公司的宏大规模，对欧美及日本保险业的蓬勃发展赞叹不已，深悟保险攸关国计民生的道理，并认真做过中日之间经济发展的对比研究，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前是一个积弱不振的国家，内部四分五裂，外部“强敌”环伺，但在“明治维新”后短短二三十年时间内就赶上了西方发达国家。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保险业已十分发达，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甚至不亚于英美强国，其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郭在《保险界》及《保险季刊》（图3）上发表《日本保险事业总览》、《日本人寿保险事业面面观》等系列专稿，连载刊登，主张中国要迎头赶上，舍普及保险教育别无捷径。
图3：美国人寿保险投资法规概观”刊登在《保险季刊》第一卷第三期。
鉴于当时国人对保险知识非常缺乏，为唤起国人对保险的关注，郭常公余撰文，发表保险论著，乐作拓荒者，辛勤笔耕，介绍保险业发达国家的政策措施，据以阐发保险学理，普及保险业知识，散见于各种报纸刊物的文章颇丰，尤以《保险界》和《保险季刊》上多见（图3），据不完全统计，有近百篇之多，以余寡闻浅见，在中华民国时期，勤于写作，乐于通过报刊杂志正面宣传保险社会作用，甘心作保险教育普及工作的学者，除了王效文、沈雷春之外，郭雨东算是比较勤奋多产的一位，他们共同为扩大保险市场提升行业影响力而不懈奋斗。在保险教育的莽荒时代，他们用笔墨留下了身为先行者拓荒人的印痕，他们的足迹，成了后人前行的道标，他们的论著文章，给后人留下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让后来者知道保险业是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朝阳产业，鼓舞了一批又一批的新人，引导着后来者进入这个充满光辉前景的行业。
据与其共事多年的保险前辈回忆，郭先生相貌清癯，双目磊落而有神，性格中既有东北汉子的爽朗，又兼有南方男子的细腻，聪慧有远见，博学而笃行，是一个善于动脑勤于动手的人。郭先生“为人和蔼可亲，恭而有礼。平居沉默寡言，简单朴素，但天性极富热情，对朋侪之急，无不竭力以赴。无任何嗜好，有之就是与书为伍，平常只看见他手不释卷，在这物欲鼎沸的海上社会中，郭先生的操守学问，实在是我们青年的一位不可多得的典型模范”（注2）。长年坚持自学，拓宽了知识视野，积淀了深厚的学养，使他睿智恢宏，才气逼人。郭先生虽在太平保险公司的编审工作，主要承担财产保险业务专题，但所著文章却侧重寿险学术研究，表明郭先生有着宽广厚实的专业功底，对财险及寿险均有深入研究，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大学问家写通俗文章，不计个人名利得失推动保险普及，多年笔耕不辍，乐学善思，常有独到见解，使得他能站在保险学术前沿，硕果累累，贡献良多。
郭先生在编审之余，还执教于光华大学商学院，主授保险学，培育经济英才。与大学生的直面相对知识交流，教学相长，更激活了他的思维，砥砺了思想，增添了研究深度，使他不遗余力努力实现普及保险教育的梦想。
郭先生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学术能力，在业界享有崇高威望。1936年应邀参加中国保险学会为会员，1943年9月29日，上海市保险商业同业公会假座浦东同乡会召开全体会员大会改选理监事，郭雨东光荣当选为上海市保险商业同业公会理事（注3）。1947年被选为全国保险公会联合会理事。1949年８月，奉调赴京，参与筹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担任设计室主任，负责保险业务的擘划，是老人保公认的业务专家。1959年国内保险业务停办后，无奈转行去了农林渔业部水产局工作。到1979年，虽然已退休十余年，已经离开保险行业二十年，难舍难分保险情，新成立的中国保险学会，仍然将年近八旬的郭先生选为第一届、第二届理事。
图4：《大上海分保集团月报》第八期“人物介绍”栏目刊发《郭雨东先生》（1944年5月10日出版）。
“保联”救亡图存，热血青年赴国难
郭雨东学识渊博，为人真诚，做事热情，乐于助人，在年轻一辈中拥有超高人气，其活动组织能力亦很强，在保险同业里闻名遐迩，多有媒体报道（图4）。时势造英雄，机缘使郭先生成为上海保险业著名的进步群众组织“保联”的主要创始人，亲历发起、筹备到成立的所有环节过程，并担任了第一届理事、常务理事、理事会主席。
1936年，中华民族正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猖狂侵略、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郭虽属留学日本研究生出身，但他对家乡东北三省沦丧日寇之手一直耿耿于怀，誓死不做汉奸，怀着一颗拳拳报国之心，义无反顾投身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的次日，郭雨东即与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主席胡詠骐、美商美兴保险行经理杨经才、中国天一保险公司会计主任谢寿天等共同发起，筹划组织“上海保险界战时服务团”，动员保险界职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战时服务团７月９日正式成立，“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即动员300多名业界成员，积极开展劝募、战地慰劳、支援前线将士、救济难胞以及抗日宣传等活动。
不久，上海的租界沦为日寇占领区四面围困的“孤岛”，租界的英、美、法势力，同日寇既有妥协迁就，也有矛盾冲突，租界当局处于偏安苟且局面。郭雨东与胡詠骐、谢寿天、程恩树、林震峰、董国清等经常利用聚餐机会商讨天下大势，认为筹划组建保险业职工联谊组织，利用合法条件继续从事较隐蔽的救亡活动是当务之急，郭雨东始终站在发起人的前列。1938年7月1日，“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在西藏路宁波同乡会举行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华商和洋商保险公司的职员400余人。大会选举胡詠骐、郭雨东、谢寿天、董国清、程恩树，林震峰、关可贵、王中振、朱懋仁等组成第一届理事会，由于太平保险公司的行业地位，更因为郭的学术影响力和工作热情，大家一致推选郭雨东为理事会主席。公推丁雪农等人为名誉理事，胡詠骐等4人为顾问。“保联”设会所于爱多亚路（现延安东路）160号，原《泰晤士报》大厦四楼417-8号（图5）。
图5：“保联”会所《泰晤士报》大厦（现上海延安东路160号）。
依据《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章程》来分析，“理事会设理事十一人，候补理事三人，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任之”，“理事互选常务理事五人，组织常务理事会，互推一人为主席”，“理事会每月召集一次，遇必要时得由主席临时召集之”，“理事会之职权如下：一、秉承会员代表大会之意志，谋会务之进行；二、办理预算、决算；三、聘请各部主任干事，名誉理事及顾问；四、于必要时组织特种委员会；五、召集会员代表大会；六、举行特别募捐。”在《理事会组织条例》中同时规定：“本会通常事件由主席及常务理事会会同办理”，“开会时理事会主席为当然主席，如理事会主席有事故时，由常务理事中互推一人为主席”，“本会如有对外事件，经开会公决后得由理事会主席为代表，理事会主席有事故时，得由常务理事推定一人为代表”，“本会应议事项，须有理事过半数出席始得开议，提议事件以到会理事多数取决可否，同数时由主席表决之”，“议决事项须记载于会议记录，由列席理事签名，并于议案后由理事会主席与记录签名存案”。可见，虽为自发群众联谊组织，建章立制及监督自律还是蛮规范的。郭雨东作为“保联”常务理事、首届理事会主席，法人代表，承担了“保联”最主要的组织领导责任，并直接参与了“保联”成立前后的各项活动，事无巨细，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发挥了带头人的作用。
据有关“保联”史料记载，理事会下设了秘书处、会员部、总务部、娱乐部、体育部、学术部、妇女部、出版委员会、图书委员会及福利委员会等工作部门。各部、会根据工作需要，再分设若干组，广泛吸收各公司会员参加各项会务活动。
为了使“保联”的会员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保联”还组织征求委员会，而郭雨东亲自担任了“保联”第一届征求会员运动委员会的总队长（仅设两名，另一人为杨士珍）。会员部在各个公司设立联络干事，通过联络干事推动各公司的会员和职工参加各项会务活动，以公司为单位开展竞赛活动。1938年8月，第一届征求会员运动结束时，会员即达973人。
为使征求会员和筹募经费活动常态化，一年一度得以顺利进行，“保联”还聘请各公司的上层人士分别担任征求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征求队长等职务。如宁绍人寿保险公司的胡詠骐、陈巳生、龚渭源；中国保险公司的过福云、孙广志；永安水火保险公司的容受之；宁绍水火保险公司的方椒伯、李言苓；太平保险公司的王伯衡、朱懋仁；中国天一保险公司的谢志方、谢寿天；外商保险公司的朱孔嘉、邱菊夫、过杰庆、曹骏白、胡树白、林绳佑、陈立文等均先后分别担任过征求委员会委员、征求分队长。在各方努力下，到1939年3月第二次征求运动时，会员增加到1116人，到1940年1月第三次征求运动增加到1402人，占整个保险业职工总数的70％左右。
为了捍卫已经获得的胜利成果，避免被日伪势力借故取缔，“保联”向当时的公共租界当局工部局政治部申请办理团体登记，于1938年10月4日，领到“华人总会”第5号执照，取得了合法社会团体的地位，会务活动逐步走上了正轨。
“保联”贯彻“勤学、勤业、交朋友”的策略，组织开展各项活动，如学术部组织“时事政治讲座”、青年知识讲座、新文艺讲座，举办政治经济学讲习班，新文字班以及保险业务讲习班和业余补习学校等。话剧组排练演出进步剧目，寓教育于娱乐活动之中。体育组则经常组织篮球，足球、乒乓球，游泳，弈棋等文体娱乐活动，借以增强职工身体素质。
文体活动无疑是最受年轻人喜爱的活动，年轻人的世界是美好的，只有让年轻人情绪更浓烈、更饱满一点，这样的行业才有生机。马雅可夫斯基说过“谁赢得年轻人，谁就赢得未来”，对一个社会、一个行业来说，这是至理名言。“保联”能团结业界群众，就依靠丰富的文体活动，调剂业余生活。有人在文章里这样描述“保联”的活动：“深居简出则孤陋寡闻，世界在不断地变，社会在急速的前进，这绝不是独善其身或闭门造车的时代，况且，社会也绝不允许回复到陶渊明时代的清静生活”，“看啊，在我们的保联里，年轻人乐观的微笑挂在嘴边，艰重的工作负在每一个干部肩上，坚定的步伐在我们的脚下……我们要有集体的生活，我们也要活跃的生命”，“一个个活的生命的火花，一个个求前进的心，创建了活的保联，这将是一支不能战胜的宏伟的力量”（注4）。
“保联”的活动，接地气，正能量，受到会众的热烈欢迎，也深得许多保险高层人士的赞誉和鼓励，个别原来有顾虑的高层也相继转变了态度，如太平保险公司协理丁雪农在“保联”成立之初，曾担心“保联”会出现过激的抗日言行连累公司，又怕最后演化为对抗公司决策层的工会组织，因而采取不积极的态度。后来由于郭雨东及太平集团系统进步职工的说服，还有其他保险公司积极赞助行动的影响，丁才改变了主意，转而出面支持，并在征求会员运动中还要求确保太平公司的会员人数超过其他保险公司，名列前茅。
除以上工作之外，郭还发挥所长，与林震峰、沈雷春一起在学术组担任干事，临时应急帮忙，推动宣传及学术工作。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而上海各界根据当时环境仍积极展开支援抗战前线的捐献，救济难民，劝募寒衣等活动。“保联”也积极参加这类活动，如劝募寒衣，利用各个纪念节日义卖纸花、小国旗，捐献给难民和前方战士。还结合其他会务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筹募款项，支援抗战。
【注释】
注1、注2：“郭雨东先生”（《大上海分保集团月报》第八期“人物介绍”栏目，作者李晴斋，1944年5月10日出版）
注3：“公会改选完竣，理监事人选确定”（刊登于《大上海分保月报》创刊号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十月十日）
注4：“去找——活跃的生命在会所里”《保联》1938年第1卷第2期P9
郭雨东
留学经历，编辑生涯，砥砺厚实学养
郭雨东（图1），又名郭景芳，出生于1903年，黑龙江人，满族。早年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是陶行知、朱其慧及晏阳初等人“以平民教育作为救国和改良社会之策”的忠实拥趸，在他们创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里谋得踏入社会后的最初一份职业。从学生时代，郭先生就对跻身仕途升官发财没有丝毫兴趣，认定中国积贫积弱之原因，在于教育事业不发达和社会互助事业缺失所致，进而在平民教育工作中自觉有进一步研究深造的必要，数年后乃负笈东渡，赴日本国立东京商科大学专攻保险学，留学期间，“朴实无华，潜心研讨，对于收集古今保险史料，尤勤奋不遗余力，常常为了一部心爱的书籍，倾囊相求，毫无吝色；为了一部有价值的著作，冒着风雨和别人争相购买而兴趣盎然，其视知识如生命的精神，邻邦同学也不由得都为之折服”（注1）。1936年回国后，应丁雪农之聘进上海太平保险公司，负责编辑出版《太安丰保险界》。
图2：《太安丰保险界》。
《太安丰保险界》系太平安平丰盛保险公司总经理处主办的半月刊（图2），1935年创刊时，旨在搭建企业集团内部信息交流的平台。郭先生接手后，顺应保险业快速发展和从业者提升职业素养的需求，创新版面，力求办成“独立学术之刊物”，为此侧重学术性，提升刊物的行业特色及品味，力邀王效文、卓牟来、顾君长、崔惠卿等保险专家学者执笔撰文，理论与实务并重，内容宏富，设立了许多有特色的专栏，如专设“名词研究栏”对保险名词进行解释或探讨；“国内外大事记”、“情报栏”则报道国内外有关保险业的最新动态消息，以及刊登火警、汽车肇事的出险汇报；“判例栏”翻译刊登国外有关保险诉讼的典型判例。栏目设置多样，资讯丰富，雅俗共赏，每年二十四期，洋洋大观，在业界渐渐有了声名。直到第五卷第1期，为了跳出太平集团内部刊物的圈子，释放全行业的辐射力，遂易名为《保险界》。上海“八一三”事变之后，许多行业刊物被迫停刊关门，《保险界》在艰苦环境里艰难维持，而且扩大篇幅，更新纸张材料，成为硕果仅存的保险刊物，六年下来，也有百余期之多，确属难能可贵。《保险界》虽不是我国保险业最早的专业杂志，但在整个中华民国时期，却是我国保险专业刊物领域期数最多坚持最久的一种，创办数年里，固然首先是起到了扩大太平保险集团声誉的作用，同样对普及保险知识，扩大全行业影响力亦是居功甚伟。
郭在留学期间见识过日本保险公司的宏大规模，对欧美及日本保险业的蓬勃发展赞叹不已，深悟保险攸关国计民生的道理，并认真做过中日之间经济发展的对比研究，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前是一个积弱不振的国家，内部四分五裂，外部“强敌”环伺，但在“明治维新”后短短二三十年时间内就赶上了西方发达国家。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保险业已十分发达，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甚至不亚于英美强国，其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郭在《保险界》及《保险季刊》（图3）上发表《日本保险事业总览》、《日本人寿保险事业面面观》等系列专稿，连载刊登，主张中国要迎头赶上，舍普及保险教育别无捷径。
图3：美国人寿保险投资法规概观”刊登在《保险季刊》第一卷第三期。
鉴于当时国人对保险知识非常缺乏，为唤起国人对保险的关注，郭常公余撰文，发表保险论著，乐作拓荒者，辛勤笔耕，介绍保险业发达国家的政策措施，据以阐发保险学理，普及保险业知识，散见于各种报纸刊物的文章颇丰，尤以《保险界》和《保险季刊》上多见（图3），据不完全统计，有近百篇之多，以余寡闻浅见，在中华民国时期，勤于写作，乐于通过报刊杂志正面宣传保险社会作用，甘心作保险教育普及工作的学者，除了王效文、沈雷春之外，郭雨东算是比较勤奋多产的一位，他们共同为扩大保险市场提升行业影响力而不懈奋斗。在保险教育的莽荒时代，他们用笔墨留下了身为先行者拓荒人的印痕，他们的足迹，成了后人前行的道标，他们的论著文章，给后人留下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让后来者知道保险业是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朝阳产业，鼓舞了一批又一批的新人，引导着后来者进入这个充满光辉前景的行业。
据与其共事多年的保险前辈回忆，郭先生相貌清癯，双目磊落而有神，性格中既有东北汉子的爽朗，又兼有南方男子的细腻，聪慧有远见，博学而笃行，是一个善于动脑勤于动手的人。郭先生“为人和蔼可亲，恭而有礼。平居沉默寡言，简单朴素，但天性极富热情，对朋侪之急，无不竭力以赴。无任何嗜好，有之就是与书为伍，平常只看见他手不释卷，在这物欲鼎沸的海上社会中，郭先生的操守学问，实在是我们青年的一位不可多得的典型模范”（注2）。长年坚持自学，拓宽了知识视野，积淀了深厚的学养，使他睿智恢宏，才气逼人。郭先生虽在太平保险公司的编审工作，主要承担财产保险业务专题，但所著文章却侧重寿险学术研究，表明郭先生有着宽广厚实的专业功底，对财险及寿险均有深入研究，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大学问家写通俗文章，不计个人名利得失推动保险普及，多年笔耕不辍，乐学善思，常有独到见解，使得他能站在保险学术前沿，硕果累累，贡献良多。
郭先生在编审之余，还执教于光华大学商学院，主授保险学，培育经济英才。与大学生的直面相对知识交流，教学相长，更激活了他的思维，砥砺了思想，增添了研究深度，使他不遗余力努力实现普及保险教育的梦想。
郭先生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学术能力，在业界享有崇高威望。1936年应邀参加中国保险学会为会员，1943年9月29日，上海市保险商业同业公会假座浦东同乡会召开全体会员大会改选理监事，郭雨东光荣当选为上海市保险商业同业公会理事（注3）。1947年被选为全国保险公会联合会理事。1949年８月，奉调赴京，参与筹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担任设计室主任，负责保险业务的擘划，是老人保公认的业务专家。1959年国内保险业务停办后，无奈转行去了农林渔业部水产局工作。到1979年，虽然已退休十余年，已经离开保险行业二十年，难舍难分保险情，新成立的中国保险学会，仍然将年近八旬的郭先生选为第一届、第二届理事。
图4：《大上海分保集团月报》第八期“人物介绍”栏目刊发《郭雨东先生》（1944年5月10日出版）。
“保联”救亡图存，热血青年赴国难
郭雨东学识渊博，为人真诚，做事热情，乐于助人，在年轻一辈中拥有超高人气，其活动组织能力亦很强，在保险同业里闻名遐迩，多有媒体报道（图4）。时势造英雄，机缘使郭先生成为上海保险业著名的进步群众组织“保联”的主要创始人，亲历发起、筹备到成立的所有环节过程，并担任了第一届理事、常务理事、理事会主席。
1936年，中华民族正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猖狂侵略、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郭虽属留学日本研究生出身，但他对家乡东北三省沦丧日寇之手一直耿耿于怀，誓死不做汉奸，怀着一颗拳拳报国之心，义无反顾投身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的次日，郭雨东即与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主席胡詠骐、美商美兴保险行经理杨经才、中国天一保险公司会计主任谢寿天等共同发起，筹划组织“上海保险界战时服务团”，动员保险界职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战时服务团７月９日正式成立，“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即动员300多名业界成员，积极开展劝募、战地慰劳、支援前线将士、救济难胞以及抗日宣传等活动。
不久，上海的租界沦为日寇占领区四面围困的“孤岛”，租界的英、美、法势力，同日寇既有妥协迁就，也有矛盾冲突，租界当局处于偏安苟且局面。郭雨东与胡詠骐、谢寿天、程恩树、林震峰、董国清等经常利用聚餐机会商讨天下大势，认为筹划组建保险业职工联谊组织，利用合法条件继续从事较隐蔽的救亡活动是当务之急，郭雨东始终站在发起人的前列。1938年7月1日，“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在西藏路宁波同乡会举行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华商和洋商保险公司的职员400余人。大会选举胡詠骐、郭雨东、谢寿天、董国清、程恩树，林震峰、关可贵、王中振、朱懋仁等组成第一届理事会，由于太平保险公司的行业地位，更因为郭的学术影响力和工作热情，大家一致推选郭雨东为理事会主席。公推丁雪农等人为名誉理事，胡詠骐等4人为顾问。“保联”设会所于爱多亚路（现延安东路）160号，原《泰晤士报》大厦四楼417-8号（图5）。
图5：“保联”会所《泰晤士报》大厦（现上海延安东路160号）。
依据《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章程》来分析，“理事会设理事十一人，候补理事三人，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任之”，“理事互选常务理事五人，组织常务理事会，互推一人为主席”，“理事会每月召集一次，遇必要时得由主席临时召集之”，“理事会之职权如下：一、秉承会员代表大会之意志，谋会务之进行；二、办理预算、决算；三、聘请各部主任干事，名誉理事及顾问；四、于必要时组织特种委员会；五、召集会员代表大会；六、举行特别募捐。”在《理事会组织条例》中同时规定：“本会通常事件由主席及常务理事会会同办理”，“开会时理事会主席为当然主席，如理事会主席有事故时，由常务理事中互推一人为主席”，“本会如有对外事件，经开会公决后得由理事会主席为代表，理事会主席有事故时，得由常务理事推定一人为代表”，“本会应议事项，须有理事过半数出席始得开议，提议事件以到会理事多数取决可否，同数时由主席表决之”，“议决事项须记载于会议记录，由列席理事签名，并于议案后由理事会主席与记录签名存案”。可见，虽为自发群众联谊组织，建章立制及监督自律还是蛮规范的。郭雨东作为“保联”常务理事、首届理事会主席，法人代表，承担了“保联”最主要的组织领导责任，并直接参与了“保联”成立前后的各项活动，事无巨细，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发挥了带头人的作用。
据有关“保联”史料记载，理事会下设了秘书处、会员部、总务部、娱乐部、体育部、学术部、妇女部、出版委员会、图书委员会及福利委员会等工作部门。各部、会根据工作需要，再分设若干组，广泛吸收各公司会员参加各项会务活动。
为了使“保联”的会员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保联”还组织征求委员会，而郭雨东亲自担任了“保联”第一届征求会员运动委员会的总队长（仅设两名，另一人为杨士珍）。会员部在各个公司设立联络干事，通过联络干事推动各公司的会员和职工参加各项会务活动，以公司为单位开展竞赛活动。1938年8月，第一届征求会员运动结束时，会员即达973人。
为使征求会员和筹募经费活动常态化，一年一度得以顺利进行，“保联”还聘请各公司的上层人士分别担任征求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征求队长等职务。如宁绍人寿保险公司的胡詠骐、陈巳生、龚渭源；中国保险公司的过福云、孙广志；永安水火保险公司的容受之；宁绍水火保险公司的方椒伯、李言苓；太平保险公司的王伯衡、朱懋仁；中国天一保险公司的谢志方、谢寿天；外商保险公司的朱孔嘉、邱菊夫、过杰庆、曹骏白、胡树白、林绳佑、陈立文等均先后分别担任过征求委员会委员、征求分队长。在各方努力下，到1939年3月第二次征求运动时，会员增加到1116人，到1940年1月第三次征求运动增加到1402人，占整个保险业职工总数的70％左右。
为了捍卫已经获得的胜利成果，避免被日伪势力借故取缔，“保联”向当时的公共租界当局工部局政治部申请办理团体登记，于1938年10月4日，领到“华人总会”第5号执照，取得了合法社会团体的地位，会务活动逐步走上了正轨。
“保联”贯彻“勤学、勤业、交朋友”的策略，组织开展各项活动，如学术部组织“时事政治讲座”、青年知识讲座、新文艺讲座，举办政治经济学讲习班，新文字班以及保险业务讲习班和业余补习学校等。话剧组排练演出进步剧目，寓教育于娱乐活动之中。体育组则经常组织篮球，足球、乒乓球，游泳，弈棋等文体娱乐活动，借以增强职工身体素质。
文体活动无疑是最受年轻人喜爱的活动，年轻人的世界是美好的，只有让年轻人情绪更浓烈、更饱满一点，这样的行业才有生机。马雅可夫斯基说过“谁赢得年轻人，谁就赢得未来”，对一个社会、一个行业来说，这是至理名言。“保联”能团结业界群众，就依靠丰富的文体活动，调剂业余生活。有人在文章里这样描述“保联”的活动：“深居简出则孤陋寡闻，世界在不断地变，社会在急速的前进，这绝不是独善其身或闭门造车的时代，况且，社会也绝不允许回复到陶渊明时代的清静生活”，“看啊，在我们的保联里，年轻人乐观的微笑挂在嘴边，艰重的工作负在每一个干部肩上，坚定的步伐在我们的脚下……我们要有集体的生活，我们也要活跃的生命”，“一个个活的生命的火花，一个个求前进的心，创建了活的保联，这将是一支不能战胜的宏伟的力量”（注4）。
“保联”的活动，接地气，正能量，受到会众的热烈欢迎，也深得许多保险高层人士的赞誉和鼓励，个别原来有顾虑的高层也相继转变了态度，如太平保险公司协理丁雪农在“保联”成立之初，曾担心“保联”会出现过激的抗日言行连累公司，又怕最后演化为对抗公司决策层的工会组织，因而采取不积极的态度。后来由于郭雨东及太平集团系统进步职工的说服，还有其他保险公司积极赞助行动的影响，丁才改变了主意，转而出面支持，并在征求会员运动中还要求确保太平公司的会员人数超过其他保险公司，名列前茅。
除以上工作之外，郭还发挥所长，与林震峰、沈雷春一起在学术组担任干事，临时应急帮忙，推动宣传及学术工作。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而上海各界根据当时环境仍积极展开支援抗战前线的捐献，救济难民，劝募寒衣等活动。“保联”也积极参加这类活动，如劝募寒衣，利用各个纪念节日义卖纸花、小国旗，捐献给难民和前方战士。还结合其他会务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筹募款项，支援抗战。
【注释】
注1、注2：“郭雨东先生”（《大上海分保集团月报》第八期“人物介绍”栏目，作者李晴斋，1944年5月10日出版）
注3：“公会改选完竣，理监事人选确定”（刊登于《大上海分保月报》创刊号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十月十日）
注4：“去找——活跃的生命在会所里”《保联》1938年第1卷第2期P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