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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金融

闪光的“抗币”(上、中)

发布时间:2021-02-19 08:51:10    作者: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编者按:

纵观中国近代金融历史文化脉络,我们可以清晰洞察其中深刻的红色基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业在成长壮大的历史进程中闪耀着熠熠光辉。今年喜迎建党100周年,《中国银行保险报》“文史”版特别开设“红色金融”专栏,让我们一同心怀澎湃,追溯红色金融初心,传承红色金融基因,在此园地重温与珍存那些不可磨灭而催人奋进的印痕。敬请关注,欢迎来稿,投稿邮箱:ws@cbimc.cn。

□彭远汉

“抗币”也叫“边票”“边币”,是指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所发行的货币。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为打破敌人封锁与围剿,维护和稳定根据地金融,发展生产,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抗日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先后建立了陕甘宁边区银行、西北农民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冀南银行、北海银行、江淮银行、华中银行等近四十家边区银行,并发行货币或“代用券”“地方流通券”等,这些货币统称为“抗币”。

“抗币”不同寻常的地位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都曾发行过货币。集币界在习惯上将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晋绥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各银行所发行的货币称为“边币”;把华中抗日根据地各银行所发行的货币叫做“抗币”;华南地区根据地银行等发行的货币被称“代用券”“地方流通券”等。当时以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区域为国统区,发行法币;同伪在其占领区使用汪伪发行的纸币,称为“伪币”;以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为解放区,推行“抗币”;以日伪占据的区域为敌占区,使用“军用手票”。上述区域都发行货币,因此货币斗争,也就是经济斗争,出现空前激烈状态。而“抗币”有着诸多特点:一是纸张多样,有土纸、毛边纸、甚至以布代纸,为数不多的“抗币”会用机制纸。二是印制简陋,因根据地大部分是在资源贫乏、条件艰苦的农村,印钞所需设备、油墨奇缺,除少数为铜版印刷,大部分采用石印、木板刷印、甚至蜡纸油印,大多图案简单,印制粗糙。三是发行银行众多,这是因各抗日根据地长期处在敌人的分割包围之中,不得不因地制宜而独立发行。四是发行流通时间短、范围小,受当时物质条件的限制,防伪性很差,使用时只能靠“抗币”上的编号、印章来辨别真假。

1939年5月,叶飞率新四军江南部队东进纵队进入苏南东路地区(长江以南、常州以东一带),建立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苏南东路地区的党政军工作。谭震林化名林后,担任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创建了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苏(苏州)、昆(昆山)、太(太仓)为中心的江南抗日根据地。当时江南地区由于日寇大肆搜刮银圆、银毫、铜元,造成广大市镇、农村的辅币十分缺乏,影响了市场交易,同时各地市镇与农村出现了各种杂钞与代币券,无法兑现,人民深受其害。据苏州党史资料《抗日中的东路》记载:当时货币“紊乱情状,达于极点,既无基金之保证,又乏法定之手续,致成任何人均可发行,漫无限制之现象,纸券、竹筹、铅币充斥市场,甚至赌场筹码,亦皆通用。券面金额分、角、一元固无论矣,五元竟亦有之,种类复杂,甲地之券,不能用于乙地,使用者颇多困难。长此以往,危害整个社会经济甚大焉。”为此,1940年8月,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在黄桥召开了一次军政负责人会议。陈毅、粟裕在会上提出,根据地要发行自己的货币。会议还决定将原江南东路地区发行的“江南商业货币券”加盖“苏北流通券”和“抗币伍角”字样,作为苏北流通券发行。其发行受到根据地百姓的欢迎,为江南广大抗日根据地抵制日伪货币,繁荣地方经济,发展地方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伪政权的清乡委员会却到处张贴布告晓谕,要求严密查禁,在1941年5月30日常熟伪政权的《虞报》刊载了“新四军发行货币券”消息,宣布“凡收该货币者,即以扰乱金融罪论”。1941年11月19日又在苏州伪政权办的《江苏日报》上刊登《布告晓谕》“严密查禁使用”,要求市民收到此钞立即焚毁,不得藏匿。但老百姓积极响应新四军反“清乡”指示,把“抗币”用布、油纸小心包好,藏于墙洞、瓦楞之中,妥善保存。

“抗战”历史作用非凡

1941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新四军共辖7个师及浙东纵队。为了发展生产,扩大商品流通,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改善抗日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条件,新四军于1942年4月10日成立了盐阜银行。由于盐阜地区距离上海较远,交通不便,各种原材料的采购非常困难、特别是印钞的纸张需求量大,时常出现纸张短缺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便就地取材,用当地盛产的桑树皮做原料,先将桑树皮去除表层,然后放进大缸里加碱煮烂,再用打浆机打成纸浆。在纸浆中添加不同的颜料,以供不同面值的票券专用。此外,他们将羊毛剪碎后用颜料染成红绿色加入纸浆,这样一来,纸币表面就出现各种排列的红绿丝,从而使纸币具有独特的防伪性能。这些以抗日根据地的物资为保证,为根据地发展农业生产、防止和抵制敌伪钞的侵入和流通、保护根据地人民的财富,发行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抗币”。

如陕甘宁边区发行有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陕甘宁边区银行边币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三种货币,共几十种版别。晋绥抗日根据地发行有兴县地方农民银行币和西北农民银行币。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银行先后发行了不同面额及版别的晋察冀边区银行币54种。此外,晋察冀边区第七行政区、冀中第五行政区、冀中各县、河北宝坻县以“合作社”“银钱局”或县政府的名义发行过流通券。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冀南银行和鲁西银行在抗日战争时期,共印制了冀钞22种、本票8种、鲁钞36种、定期流通券23种。浙东抗日根据地还发行了小面额的金属“抗币”……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在1937年~1945年间共发行各种形式的“抗币”600余种。“抗币”在解放区内流通一段时间以后,很快取得群众信任,成了解放区最稳定的流通货币。这些“抗币”为支援抗日战争、发展根据地的工农业生产、活跃农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稳定根据地的金融,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1940年~1945年,华中、苏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鄂豫皖、皖中、浙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印制钞票。在与日伪和国民政府在货币斗争过程中,采用各不相同的策略。对“伪币”限制使用;对国民党的“法币”是又打又拉,采取限量、打折使用,既防止用来套购解放区的粮食、棉花等物资,又利用其在国民党统治区有一定市场来满足解放区购物的需要;对“伪币”则采取排出解放区的办法,也就是用“法币”“伪币”从敌占区、国统区购买物资。而解放区货物出口则禁收“法币”“伪币”,实行“以物换物”的原则。解放区除粮食、油料等禁止出口外,其他农副产品运出去,一定要运回解放区需要的物资。等价交换,既鼓励经商人的积极性,更重要的促使解放区市场繁荣。这些“抗币”,虽然图案和雕版特别,但是作用很大。既保护了根据地经济的独立自主,使其少受敌占区经济波动的影响;又稳定了根据地的物价,促进根据地工农业生产发展,以便更好地抗日救国。


伍角抗币。


江淮银行1944年发行正面印有毛泽东像图案的二十元“抗币”。


壹圆流通券。

 

陕甘宁边区银行

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于1937年10月1日,前身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首任行长为曹菊如,总行设在延安,内设秘书、业务、金库、调查四处,及光华印刷厂,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第一家边区银行。抗战初期,国民党拨给八路军的抗日军饷均为大额法币,找零不易,虽多次协商但迟迟没有结果。为解决辅币流通困难,促进边区商业发展,边区政府特令延安光华商店发行“元”以下流通券,作为法币的辅币。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饷,并对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造成边区财政告罄,物资奇缺。边区政府遂颁布法令,授权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纸币,至抗战胜利共发行从一角到五千元15种“抗币”和3种本票。上图为陕甘宁边区银行1943年发行的一千元的蓝色“抗币”,图案为延安大会堂,数量稀少,尤显珍贵。

晋察冀边区银行

1938年晋察冀边区军政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设立银行的决议,同年3月20日晋察冀边区银行在山西五台县石嘴村成立,关学文任经理。该行除发行“抗币”、代理金库、承募公债、经营一般银行业务外,还与敌伪的“联合准备银行”及所发“联银券”开展争夺流通阵地的艰巨斗争。它既是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领导下创建的晋察冀边区银行,也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第一家银行。在开展对敌货币斗争中,为扶植和发展边区经济,保证军需,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该行所发行的货币一直沿用到1948年12月人民币发行流通之前,是人民币的直接先祖之一。因晋察冀边区是华北敌后最大的抗日根据地,战事不断,晋察冀边区银行总部不断转移,所遗留下的纸币数量极少。上图这张晋察冀边区银行五千元兑换券是晋察冀“边币”中价值最高的兑换券。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宸曾经将其作为重礼送给宋庆龄,可见其珍贵程度。

上党银号

由于抗日根据地大多地处偏僻落后的山区,加之日军扫荡后留下的创伤,货币短缺,生活极其艰难。为发展经济,1938年8月晋冀豫省委召开会议,决定成立银行。创办资金一部分来自国共合作时期阎锡山给抗日部队的经费,一部分由八路军三专署财政拨付,一部分是各县上缴款项及爱国富商士绅捐助。同月上党银号成立(因长治古称上党,故取此名),行址初设长治沁县南沟村,不久迁往郭村。经理由太岳区党委书记薄一波兼任。该行基本任务是发行上党银号钞票、兼办信贷、筹划财务、扶持生产、发展经济。1939年冀南银行成立,上党银号遂并入冀南银行。该行历史短暂,所发货币不多,流通范围较小。上图为一枚1938年上党银号发行的统一战线五元券,正面图案为孙中山头像,背面有薄一波的英文签名,票面设计突出了国共合作时期抗日统一战线主题,十分稀罕。

北海银行

北海银行成立于1938年12月1日,行址设于胶东区掖县城内,发行北海银行币。1940年8月,在鲁中山东省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地建立总行,并在渤海、胶东、滨海、鲁中、鲁南等地建立分行。在反围剿反封锁抗击日寇侵略过程中,北海银行逐步得以发展壮大,为山东最后消灭日寇做出积极贡献。1948年12月1日,北海银行与华中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组成中国人民银行。1949年11月1日终止使用北海银行名称,改为中国人民银行山东分行。因北海银行成立时间较长,且是山东根据地唯一银行,区域跨度大,具有钞券种类和品种繁多的特点,目前存世较多,稀罕钞券不少。上图为该行1944年发行的印有胶东地区火车图案五十元券就是稀少品种,该版冠字有A、B、C、D四种,图案相同,底纹颜色有浅蓝与橘红两种,目前拍卖纪录只见前三种,尽管品相在7至8成新左右,但每枚均已超过4万元人民币。

豫鄂边区建设银行

1940年9月豫鄂边区召开了军政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建立豫鄂边区建设银行的决议,筹建印钞厂,印刷发行边区人民自己的货币,以适应对日作战经济上的需要。1941年初,豫鄂边区政府在湖北京山小花岭成立豫鄂边区建设银行,隶属于边区财政处领导,发行“豫鄂边区建设银行币”面值11种,流通于豫、皖、鄂三省交界的大别山根据地。上图为1944年豫鄂边区建设银行发行的一千元券,属抗日战争时期华中根据地货币,现留存极少,是名副其实的“抗币钞王”。

(作者系景德镇市新四军研究会会员、景德镇市金融学会会员、景德镇市钱币学会会员)


红色金融

闪光的“抗币”(上、中)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时间:2021-02-19

编者按:

纵观中国近代金融历史文化脉络,我们可以清晰洞察其中深刻的红色基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业在成长壮大的历史进程中闪耀着熠熠光辉。今年喜迎建党100周年,《中国银行保险报》“文史”版特别开设“红色金融”专栏,让我们一同心怀澎湃,追溯红色金融初心,传承红色金融基因,在此园地重温与珍存那些不可磨灭而催人奋进的印痕。敬请关注,欢迎来稿,投稿邮箱:ws@cbimc.cn。

□彭远汉

“抗币”也叫“边票”“边币”,是指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所发行的货币。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为打破敌人封锁与围剿,维护和稳定根据地金融,发展生产,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抗日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先后建立了陕甘宁边区银行、西北农民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冀南银行、北海银行、江淮银行、华中银行等近四十家边区银行,并发行货币或“代用券”“地方流通券”等,这些货币统称为“抗币”。

“抗币”不同寻常的地位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都曾发行过货币。集币界在习惯上将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晋绥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各银行所发行的货币称为“边币”;把华中抗日根据地各银行所发行的货币叫做“抗币”;华南地区根据地银行等发行的货币被称“代用券”“地方流通券”等。当时以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区域为国统区,发行法币;同伪在其占领区使用汪伪发行的纸币,称为“伪币”;以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为解放区,推行“抗币”;以日伪占据的区域为敌占区,使用“军用手票”。上述区域都发行货币,因此货币斗争,也就是经济斗争,出现空前激烈状态。而“抗币”有着诸多特点:一是纸张多样,有土纸、毛边纸、甚至以布代纸,为数不多的“抗币”会用机制纸。二是印制简陋,因根据地大部分是在资源贫乏、条件艰苦的农村,印钞所需设备、油墨奇缺,除少数为铜版印刷,大部分采用石印、木板刷印、甚至蜡纸油印,大多图案简单,印制粗糙。三是发行银行众多,这是因各抗日根据地长期处在敌人的分割包围之中,不得不因地制宜而独立发行。四是发行流通时间短、范围小,受当时物质条件的限制,防伪性很差,使用时只能靠“抗币”上的编号、印章来辨别真假。

1939年5月,叶飞率新四军江南部队东进纵队进入苏南东路地区(长江以南、常州以东一带),建立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苏南东路地区的党政军工作。谭震林化名林后,担任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创建了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苏(苏州)、昆(昆山)、太(太仓)为中心的江南抗日根据地。当时江南地区由于日寇大肆搜刮银圆、银毫、铜元,造成广大市镇、农村的辅币十分缺乏,影响了市场交易,同时各地市镇与农村出现了各种杂钞与代币券,无法兑现,人民深受其害。据苏州党史资料《抗日中的东路》记载:当时货币“紊乱情状,达于极点,既无基金之保证,又乏法定之手续,致成任何人均可发行,漫无限制之现象,纸券、竹筹、铅币充斥市场,甚至赌场筹码,亦皆通用。券面金额分、角、一元固无论矣,五元竟亦有之,种类复杂,甲地之券,不能用于乙地,使用者颇多困难。长此以往,危害整个社会经济甚大焉。”为此,1940年8月,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在黄桥召开了一次军政负责人会议。陈毅、粟裕在会上提出,根据地要发行自己的货币。会议还决定将原江南东路地区发行的“江南商业货币券”加盖“苏北流通券”和“抗币伍角”字样,作为苏北流通券发行。其发行受到根据地百姓的欢迎,为江南广大抗日根据地抵制日伪货币,繁荣地方经济,发展地方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伪政权的清乡委员会却到处张贴布告晓谕,要求严密查禁,在1941年5月30日常熟伪政权的《虞报》刊载了“新四军发行货币券”消息,宣布“凡收该货币者,即以扰乱金融罪论”。1941年11月19日又在苏州伪政权办的《江苏日报》上刊登《布告晓谕》“严密查禁使用”,要求市民收到此钞立即焚毁,不得藏匿。但老百姓积极响应新四军反“清乡”指示,把“抗币”用布、油纸小心包好,藏于墙洞、瓦楞之中,妥善保存。

“抗战”历史作用非凡

1941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新四军共辖7个师及浙东纵队。为了发展生产,扩大商品流通,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改善抗日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条件,新四军于1942年4月10日成立了盐阜银行。由于盐阜地区距离上海较远,交通不便,各种原材料的采购非常困难、特别是印钞的纸张需求量大,时常出现纸张短缺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便就地取材,用当地盛产的桑树皮做原料,先将桑树皮去除表层,然后放进大缸里加碱煮烂,再用打浆机打成纸浆。在纸浆中添加不同的颜料,以供不同面值的票券专用。此外,他们将羊毛剪碎后用颜料染成红绿色加入纸浆,这样一来,纸币表面就出现各种排列的红绿丝,从而使纸币具有独特的防伪性能。这些以抗日根据地的物资为保证,为根据地发展农业生产、防止和抵制敌伪钞的侵入和流通、保护根据地人民的财富,发行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抗币”。

如陕甘宁边区发行有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陕甘宁边区银行边币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三种货币,共几十种版别。晋绥抗日根据地发行有兴县地方农民银行币和西北农民银行币。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银行先后发行了不同面额及版别的晋察冀边区银行币54种。此外,晋察冀边区第七行政区、冀中第五行政区、冀中各县、河北宝坻县以“合作社”“银钱局”或县政府的名义发行过流通券。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冀南银行和鲁西银行在抗日战争时期,共印制了冀钞22种、本票8种、鲁钞36种、定期流通券23种。浙东抗日根据地还发行了小面额的金属“抗币”……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在1937年~1945年间共发行各种形式的“抗币”600余种。“抗币”在解放区内流通一段时间以后,很快取得群众信任,成了解放区最稳定的流通货币。这些“抗币”为支援抗日战争、发展根据地的工农业生产、活跃农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稳定根据地的金融,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1940年~1945年,华中、苏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鄂豫皖、皖中、浙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印制钞票。在与日伪和国民政府在货币斗争过程中,采用各不相同的策略。对“伪币”限制使用;对国民党的“法币”是又打又拉,采取限量、打折使用,既防止用来套购解放区的粮食、棉花等物资,又利用其在国民党统治区有一定市场来满足解放区购物的需要;对“伪币”则采取排出解放区的办法,也就是用“法币”“伪币”从敌占区、国统区购买物资。而解放区货物出口则禁收“法币”“伪币”,实行“以物换物”的原则。解放区除粮食、油料等禁止出口外,其他农副产品运出去,一定要运回解放区需要的物资。等价交换,既鼓励经商人的积极性,更重要的促使解放区市场繁荣。这些“抗币”,虽然图案和雕版特别,但是作用很大。既保护了根据地经济的独立自主,使其少受敌占区经济波动的影响;又稳定了根据地的物价,促进根据地工农业生产发展,以便更好地抗日救国。


伍角抗币。


江淮银行1944年发行正面印有毛泽东像图案的二十元“抗币”。


壹圆流通券。

 

陕甘宁边区银行

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于1937年10月1日,前身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首任行长为曹菊如,总行设在延安,内设秘书、业务、金库、调查四处,及光华印刷厂,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第一家边区银行。抗战初期,国民党拨给八路军的抗日军饷均为大额法币,找零不易,虽多次协商但迟迟没有结果。为解决辅币流通困难,促进边区商业发展,边区政府特令延安光华商店发行“元”以下流通券,作为法币的辅币。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饷,并对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造成边区财政告罄,物资奇缺。边区政府遂颁布法令,授权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纸币,至抗战胜利共发行从一角到五千元15种“抗币”和3种本票。上图为陕甘宁边区银行1943年发行的一千元的蓝色“抗币”,图案为延安大会堂,数量稀少,尤显珍贵。

晋察冀边区银行

1938年晋察冀边区军政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设立银行的决议,同年3月20日晋察冀边区银行在山西五台县石嘴村成立,关学文任经理。该行除发行“抗币”、代理金库、承募公债、经营一般银行业务外,还与敌伪的“联合准备银行”及所发“联银券”开展争夺流通阵地的艰巨斗争。它既是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领导下创建的晋察冀边区银行,也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第一家银行。在开展对敌货币斗争中,为扶植和发展边区经济,保证军需,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该行所发行的货币一直沿用到1948年12月人民币发行流通之前,是人民币的直接先祖之一。因晋察冀边区是华北敌后最大的抗日根据地,战事不断,晋察冀边区银行总部不断转移,所遗留下的纸币数量极少。上图这张晋察冀边区银行五千元兑换券是晋察冀“边币”中价值最高的兑换券。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宸曾经将其作为重礼送给宋庆龄,可见其珍贵程度。

上党银号

由于抗日根据地大多地处偏僻落后的山区,加之日军扫荡后留下的创伤,货币短缺,生活极其艰难。为发展经济,1938年8月晋冀豫省委召开会议,决定成立银行。创办资金一部分来自国共合作时期阎锡山给抗日部队的经费,一部分由八路军三专署财政拨付,一部分是各县上缴款项及爱国富商士绅捐助。同月上党银号成立(因长治古称上党,故取此名),行址初设长治沁县南沟村,不久迁往郭村。经理由太岳区党委书记薄一波兼任。该行基本任务是发行上党银号钞票、兼办信贷、筹划财务、扶持生产、发展经济。1939年冀南银行成立,上党银号遂并入冀南银行。该行历史短暂,所发货币不多,流通范围较小。上图为一枚1938年上党银号发行的统一战线五元券,正面图案为孙中山头像,背面有薄一波的英文签名,票面设计突出了国共合作时期抗日统一战线主题,十分稀罕。

北海银行

北海银行成立于1938年12月1日,行址设于胶东区掖县城内,发行北海银行币。1940年8月,在鲁中山东省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地建立总行,并在渤海、胶东、滨海、鲁中、鲁南等地建立分行。在反围剿反封锁抗击日寇侵略过程中,北海银行逐步得以发展壮大,为山东最后消灭日寇做出积极贡献。1948年12月1日,北海银行与华中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组成中国人民银行。1949年11月1日终止使用北海银行名称,改为中国人民银行山东分行。因北海银行成立时间较长,且是山东根据地唯一银行,区域跨度大,具有钞券种类和品种繁多的特点,目前存世较多,稀罕钞券不少。上图为该行1944年发行的印有胶东地区火车图案五十元券就是稀少品种,该版冠字有A、B、C、D四种,图案相同,底纹颜色有浅蓝与橘红两种,目前拍卖纪录只见前三种,尽管品相在7至8成新左右,但每枚均已超过4万元人民币。

豫鄂边区建设银行

1940年9月豫鄂边区召开了军政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建立豫鄂边区建设银行的决议,筹建印钞厂,印刷发行边区人民自己的货币,以适应对日作战经济上的需要。1941年初,豫鄂边区政府在湖北京山小花岭成立豫鄂边区建设银行,隶属于边区财政处领导,发行“豫鄂边区建设银行币”面值11种,流通于豫、皖、鄂三省交界的大别山根据地。上图为1944年豫鄂边区建设银行发行的一千元券,属抗日战争时期华中根据地货币,现留存极少,是名副其实的“抗币钞王”。

(作者系景德镇市新四军研究会会员、景德镇市金融学会会员、景德镇市钱币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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