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本页 打印 放大 缩小
0

由“负债型”转向“资产型”

我国养老金制度面临转型

发布时间:2020-12-24 09:12:24    作者: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记者 李梦溪

近几年,养老金融频频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自2020年年初《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长期规划》发布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强调要“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也强调要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

一年来,国家层面的密集发声,正是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养老保障体系改革的体现。具体来看,构建多层次养老金体系和夯实养老财富储备正是积极实施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举措。

在此背景下,12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十届社会保障论坛暨《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20》发布式——“养老基金与资本市场”研讨会上,正式发布了《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提出,中国三支柱养老保险的改革取向应是以基金积累为基础的“资产型”养老金制度模式,逐渐替代以现收现付为主要融资方式的“负债型”养老金制度模式。

适逢其时的改革

数据显示,2019年底,第一支柱城镇职工和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为6.3万亿元,第二支柱企业年金为2.5万亿元,职业年金为0.7万亿元,第三支柱税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只有几亿元保费收入。按可比口径,2019年各类养老金仅占当年GDP总量的11.7%。

《报告》指出,我国养老金第一支柱采取的是现收现付融资方式,统账结合中的个人账户基本是空账,虽然2000年建立起战略储备基金“全国社保基金”,但总体看,养老金资产规模十分有限,与人口结构急剧逆转的趋势相比,应对老龄化的养老财富储备规模显得很不相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认为,以往个人账户做不实是有原因的,因为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加上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二者之和若是大于利率,应该用现收现付融资方式;然而现在外部经济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应顺势而为,尊重客观规律,有人口红利的时候,利用人口红利;当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就应该运用资本红利。

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初,加拿大刚出现经济和工资增长率换挡下滑迹象时,就成功实施了制度改革,顺利完成向资产型养老金制度的过渡。《报告》认为,“十四五”正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所以中央提出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财富储备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为2035年和2050年养老金改革指出了方向;换句话说,此时改革恰逢其时。

发展资产型养老金

《报告》认为,建立和发展资产型养老金制度不仅有助于可持续的社会发展,也有利于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从有利于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方面看,资产型养老金实施市场化投资,在几十年复利作用下,可提高个人养老金的替代率和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有利于防止老年贫困和社会稳定,构筑民生安全网。

与此同时,资产型养老金作为长期资金,对资本市场而言,是创造社会财富的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为资本市场注入新鲜血液,以服务实体经济。《报告》认为,我国是国民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最具备建立资产型养老金体系的客观条件。如果将银行储蓄转化为资产型养老金,一方面可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成为资本市场的股权资金的源泉;另一方面,还可提高养老金的回报率。

长久以来,我国资本市场缺乏长期资本。数据显示,我国社会融资体制当中,存量上看70%是间接融资,只有30%才是直接融资;从增量看,90%以上都是间接融资,直接融资只占个位数,这意味着我国融资体制高度依赖各种形式债务融资,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报告》认为,“十四五”后期,我国将正式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国内需求结构和生产函数都将发生较大变化,内循环不畅和供求脱节现象更加突出,诸多“卡脖子”的关键科技瓶颈要解决,内循环要求经济发展向创新驱动型国家转型。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养老金部主任陈向京认为,真正长期属性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可以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增加股票、股权的长期权益类资产的投资,来更好地支持我国未来经济转型、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资产,帮助产业链、供应链在“卡脖子”的技术领域中取得更好的突破。

“未来在半导体、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将会有大批优秀的中国企业崛起。而这些科技或者说新经济产业领域涉及的投资都是比较多的,项目周期也比较长,比较适合也需要一个规模稳定、可持续、期限较长的基本养老基金来投资。”陈向京表示。

所以,我国风险投资和创业投资需要长期资本,需要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独特的推动作用,需要本土化的资产型养老金制度的资金供给,这是资本市场服务创新驱动的战略性制度安排。

此外,引入长期资本还能有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杠杆率,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变债务驱动型为股权驱动型;有利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唱,提高养老基金在资本市场的占比。

“3+1”同时发展

《报告》经过对2018年全球68个经济体可比口径数据的梳理,发现68国第二、三支柱养老基金规模达43.8万亿,在资本市场平均占比是21.5%。

《报告》论证,如果我国养老金在资本市场占比要达到21.5%的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第二、三支柱的养老金总资产占GDP的比重就赢至少达到34.5%的世界平均水平。其中,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规模需达23万亿元(目前仅有3.2万亿元),第三支柱需达11万亿元。

面对巨大的差距,《报告》给出了应对策略,即养老金三支柱和战略储备基金这四个板块须统筹安排,形成合力共同发展。其中,四个板块最主要的改革任务分别是:将第一支柱养老金的个人账户利用起来,作为夯实养老财富储备的一个载体;尽快扩大第二支柱企业年金的参与率;尽快出台第三支柱的顶层设计;适时建立“外汇型”战略储备养老基金。

其中,针对个人账户空账问题,《报告》专门就如何做实进行了探讨。《报告》认为,目前资金来源渠道多元化趋势正在显现,做实账户的内部条件已经具备,资金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来自雇员雇主的缴费,扩大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建立配比缴费的激励相容机制;二是来自中央层面的国有资本划拨,在出台国资运作管理办法时可制订做实个人账户的顶层设计;三是地方层面的国有资本划拨;四是全国社保基金也可划出一部分用于做实个人账户。《报告》建议个人账户资金的投资运营应采取市场化投资体制,可一部分交由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负责投资运营,另一部分交由市场专业化大型机构投资者,实施产品化投资。

受持续低利率损害较大

《报告》指出,资产型养老金制度想要持续发展,需要一定的外部环境,包括政治连续性、社会稳定性、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连续性、货币政策稳健性等。目前我国建立资产型养老金制度,仍然会面临一些不确定性,需要客观理性判断。

其中,资本市场在财富管理、风险配置、养老金增值中发挥着基础作用,发达的资本市场是资产型养老金所必备的“基础设施”,否则,资产型养老金将无用武之地,甚至会夭折。所以,养老基金入市与资本市场建设始终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过去的十几年来,持续的低利率对资产型养老金制度带来的损害十分明显。《报告》表示,部分国家为了对冲低利率风险,养老金投资风格和投资行为做出较大改变,不得不采取多元化分散策略,转向风险更高、流动性更低的私募股权、房地产、风险投资、基础设施等另类投资配置,使得投资策略和投资组合的同质性加剧。

此外,广义货币供应量M2是另一个潜在影响资产型养老金制度的重要因素。《报告》认为,资产型养老金属于典型的个人“延迟收入”,“延迟”的时间跨度较大,所以生活成本也将会发生较大变化,养老投资的回报会大幅降低。同时,我国高速增长的M2和家庭收入相当一部分被“物化”在房地产上,当生活成本结构发生代际变化,资产型养老金模式将有可能跑不赢养老支出上涨的速度,养老质量就会存在下降的危险。


由“负债型”转向“资产型”

我国养老金制度面临转型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时间:2020-12-24

□记者 李梦溪

近几年,养老金融频频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自2020年年初《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长期规划》发布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强调要“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也强调要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

一年来,国家层面的密集发声,正是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养老保障体系改革的体现。具体来看,构建多层次养老金体系和夯实养老财富储备正是积极实施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举措。

在此背景下,12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十届社会保障论坛暨《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20》发布式——“养老基金与资本市场”研讨会上,正式发布了《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提出,中国三支柱养老保险的改革取向应是以基金积累为基础的“资产型”养老金制度模式,逐渐替代以现收现付为主要融资方式的“负债型”养老金制度模式。

适逢其时的改革

数据显示,2019年底,第一支柱城镇职工和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为6.3万亿元,第二支柱企业年金为2.5万亿元,职业年金为0.7万亿元,第三支柱税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只有几亿元保费收入。按可比口径,2019年各类养老金仅占当年GDP总量的11.7%。

《报告》指出,我国养老金第一支柱采取的是现收现付融资方式,统账结合中的个人账户基本是空账,虽然2000年建立起战略储备基金“全国社保基金”,但总体看,养老金资产规模十分有限,与人口结构急剧逆转的趋势相比,应对老龄化的养老财富储备规模显得很不相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认为,以往个人账户做不实是有原因的,因为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加上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二者之和若是大于利率,应该用现收现付融资方式;然而现在外部经济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应顺势而为,尊重客观规律,有人口红利的时候,利用人口红利;当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就应该运用资本红利。

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初,加拿大刚出现经济和工资增长率换挡下滑迹象时,就成功实施了制度改革,顺利完成向资产型养老金制度的过渡。《报告》认为,“十四五”正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所以中央提出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财富储备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为2035年和2050年养老金改革指出了方向;换句话说,此时改革恰逢其时。

发展资产型养老金

《报告》认为,建立和发展资产型养老金制度不仅有助于可持续的社会发展,也有利于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从有利于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方面看,资产型养老金实施市场化投资,在几十年复利作用下,可提高个人养老金的替代率和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有利于防止老年贫困和社会稳定,构筑民生安全网。

与此同时,资产型养老金作为长期资金,对资本市场而言,是创造社会财富的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为资本市场注入新鲜血液,以服务实体经济。《报告》认为,我国是国民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最具备建立资产型养老金体系的客观条件。如果将银行储蓄转化为资产型养老金,一方面可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成为资本市场的股权资金的源泉;另一方面,还可提高养老金的回报率。

长久以来,我国资本市场缺乏长期资本。数据显示,我国社会融资体制当中,存量上看70%是间接融资,只有30%才是直接融资;从增量看,90%以上都是间接融资,直接融资只占个位数,这意味着我国融资体制高度依赖各种形式债务融资,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报告》认为,“十四五”后期,我国将正式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国内需求结构和生产函数都将发生较大变化,内循环不畅和供求脱节现象更加突出,诸多“卡脖子”的关键科技瓶颈要解决,内循环要求经济发展向创新驱动型国家转型。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养老金部主任陈向京认为,真正长期属性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可以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增加股票、股权的长期权益类资产的投资,来更好地支持我国未来经济转型、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资产,帮助产业链、供应链在“卡脖子”的技术领域中取得更好的突破。

“未来在半导体、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将会有大批优秀的中国企业崛起。而这些科技或者说新经济产业领域涉及的投资都是比较多的,项目周期也比较长,比较适合也需要一个规模稳定、可持续、期限较长的基本养老基金来投资。”陈向京表示。

所以,我国风险投资和创业投资需要长期资本,需要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独特的推动作用,需要本土化的资产型养老金制度的资金供给,这是资本市场服务创新驱动的战略性制度安排。

此外,引入长期资本还能有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杠杆率,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变债务驱动型为股权驱动型;有利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唱,提高养老基金在资本市场的占比。

“3+1”同时发展

《报告》经过对2018年全球68个经济体可比口径数据的梳理,发现68国第二、三支柱养老基金规模达43.8万亿,在资本市场平均占比是21.5%。

《报告》论证,如果我国养老金在资本市场占比要达到21.5%的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第二、三支柱的养老金总资产占GDP的比重就赢至少达到34.5%的世界平均水平。其中,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规模需达23万亿元(目前仅有3.2万亿元),第三支柱需达11万亿元。

面对巨大的差距,《报告》给出了应对策略,即养老金三支柱和战略储备基金这四个板块须统筹安排,形成合力共同发展。其中,四个板块最主要的改革任务分别是:将第一支柱养老金的个人账户利用起来,作为夯实养老财富储备的一个载体;尽快扩大第二支柱企业年金的参与率;尽快出台第三支柱的顶层设计;适时建立“外汇型”战略储备养老基金。

其中,针对个人账户空账问题,《报告》专门就如何做实进行了探讨。《报告》认为,目前资金来源渠道多元化趋势正在显现,做实账户的内部条件已经具备,资金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来自雇员雇主的缴费,扩大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建立配比缴费的激励相容机制;二是来自中央层面的国有资本划拨,在出台国资运作管理办法时可制订做实个人账户的顶层设计;三是地方层面的国有资本划拨;四是全国社保基金也可划出一部分用于做实个人账户。《报告》建议个人账户资金的投资运营应采取市场化投资体制,可一部分交由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负责投资运营,另一部分交由市场专业化大型机构投资者,实施产品化投资。

受持续低利率损害较大

《报告》指出,资产型养老金制度想要持续发展,需要一定的外部环境,包括政治连续性、社会稳定性、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连续性、货币政策稳健性等。目前我国建立资产型养老金制度,仍然会面临一些不确定性,需要客观理性判断。

其中,资本市场在财富管理、风险配置、养老金增值中发挥着基础作用,发达的资本市场是资产型养老金所必备的“基础设施”,否则,资产型养老金将无用武之地,甚至会夭折。所以,养老基金入市与资本市场建设始终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过去的十几年来,持续的低利率对资产型养老金制度带来的损害十分明显。《报告》表示,部分国家为了对冲低利率风险,养老金投资风格和投资行为做出较大改变,不得不采取多元化分散策略,转向风险更高、流动性更低的私募股权、房地产、风险投资、基础设施等另类投资配置,使得投资策略和投资组合的同质性加剧。

此外,广义货币供应量M2是另一个潜在影响资产型养老金制度的重要因素。《报告》认为,资产型养老金属于典型的个人“延迟收入”,“延迟”的时间跨度较大,所以生活成本也将会发生较大变化,养老投资的回报会大幅降低。同时,我国高速增长的M2和家庭收入相当一部分被“物化”在房地产上,当生活成本结构发生代际变化,资产型养老金模式将有可能跑不赢养老支出上涨的速度,养老质量就会存在下降的危险。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Copyright© 2000-2019
中国银行保险报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