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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让双方得利

发布时间:2020-07-10 10:44:44    作者:王薇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许多人担忧,国际贸易谈判中,弱势一方会处于不利地位。但自从亚当·斯密、李嘉图提出其经济理论以来,经济学告诉我们,这类担忧根本是多余的:自由贸易迫使买卖双方专注从事于对自己最有利可图的活动,同时使创造出的总体财富最大化,因而会使双方都得利。


作者:(美)彭慕兰 史蒂文·托皮克

翻译:黄中宪 吴莉苇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时间:2018年1月

□王薇

从大航海时代开始,世界贸易将天涯海角的不同民族连接起来。15世纪,中国开始用白银取代贬值的纸钞和铜钱,随之深刻地影响到五大洲上穷乡僻壤的居民。中国的历史和世界贸易的历史已经通过各种途径交织在一起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彭慕兰和史蒂文·托皮克合著的《贸易打造的世界》通过一连串的故事,描述了全球彼此相连这早已存在的关系。我们已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回顾贸易打造世界的历史,对于我们审慎处理世界格局产生的矛盾,有着重要的启迪。

中国为什么没雄霸海上

长久以来,一个问题常困扰我们:在前工业时代,世上最大的船是哪种船?不是将美洲白银运到西班牙的大帆船,不是将西班牙大帆船驱除海上的英国军舰。比起中国郑和下西洋的“宝船”,两者都相形见绌。这些宝船比上述欧洲船还要早几百年出海,14和15世纪,中国的宝船足迹既远又广,最远已达东非海岸,更有人认为中国宝船曾绕过非洲的好望角,这在当时独步全球。最大的宝船重达7800吨,比19世纪前英国海军最大的军舰还大上两倍。中国的海上武力如此先进,却未能像英格兰、西班牙、荷兰或葡萄牙那样海上称霸,着实令人不解,但仔细检视历史,就可知道原因——1433年后,明朝政府不再支持宝船远航,中国船只只在今日新加坡以东的海上活动。几十年后,长距离探险和随后的远途贸易主动权交到欧洲人手里。

明朝政府放弃远航的原因是认为国内事务才是重心所在,更重视农业和内部稳定,注重中亚大草原边界驻兵和殖民,整修长城以阻止外族入侵。这种重农抑商、保境安民的内缩保守思想,让中国错失了称霸海上的机会。

预想不到的上海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根据条约开放五口通商。当时在外国人眼里,上海只是个“渔村”,外国租界地只有500个居民。上海开埠,外商给上海带来猝不及防的狂暴冲击。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贸易中心,商人、海运业者、银行家聚集在这里。

清廷原打算以条约口岸将外国人隔离于中国城市之外,外国人原打算设立的租界乃是完全没有中国人的殖民地。太平天国战火的逼近,改变了上海的格局。中国人为保住性命、财产,逃进租界避难。租界人口从500人暴增到2万,英国官员打算赶走这些移民,却引来中国商人的反对。中国人的涌入带动租界房租大涨,给租界带来巨大利益,英国当局同意了中国人住进租界。

这一开放就再无法回头。中国人一波波涌入各国租界,不久上海就成为一个大都会,互不隶属的数个司法权并存,使上海成为走私者和敲诈勒索者的天堂,也使上海成为相当开放的地方,成为可以从事各种生意的场所,成为政治激进分子的避难所,成为好、坏现代文化的荟萃之地。上海还是中国最早有报纸、百货公司、电影院的地方,这里催生出华洋风格杂糅的新文化。西方人在蒸汽动力、电报、保险、其他许多领域的创新发明,促进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商业发展。不过,虽然市场经济的扩散,给人类社会带来益处,我们也不能忽视市场经济赖以建立的暴力基础——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掠夺他人资产、强迫他人付出劳动、不断动用武力屡见不鲜。

保护主义损人不利己

从工业化的历史看,贸易扮演着重要角色,贸易是促成英国工业化的最大功臣,因为纺织业革命所依赖的纤维物质——棉花,一直由外国进口,英国本土无法种植。工业时代初期,从世界各地进口初级产品是关键。工业化几乎总伴随着贸易的剧增。工业化后,各种货物的需求大增,造成货物短缺,工业发展陷入瓶颈,于是商人开始赴全球搜罗替代品。

许多人担忧,国际贸易谈判中,弱势一方会处于不利地位。但自从亚当·斯密、李嘉图提出其经济理论以来,经济学告诉我们,这类担忧根本是多余的:自由贸易迫使买卖双方专注从事于对自己最有利可图的活动,同时使创造出的总体财富最大化,因而会使双方都得利。对于某些国家而言,这可能会拉长初级产品外销的历史,但这肯定是对其有利,一旦工业化对其更有利,自然会放弃初级产品输出。李嘉图以英格兰、葡萄牙间葡萄酒和羊毛交易为例,说明两国各自锁定一项商品生产,比双方都试图各自生产两样商品更有利于两国经济。

从理论上讲,保护主义是损人不利己,没有理由采行。

但现实情况并未如此分明。就连英国本身的历史记录都不尽光彩——19世纪英国鼓吹自由贸易,但17、18世纪,它本身的纺织业却靠着差不多百分之百的关税保护,排斥廉价的印度纺织品进口,直到成为全世界最有效率的生产国,英国才拆除贸易壁垒。

今日所处的时代

《贸易打造的世界》以过去500年在全球发生的事件为焦点,更清楚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世界是如何演变成今日的风貌。

在这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不是单向的“西化”,更不是“美国化”。从经济上看,过去30年增长最快的地区是东亚和东南亚,其增长除了得益于亚洲与西方贸易的增长,还得益于亚洲内部贸易的增长。从1870年代起,亚洲内部贸易的增长速度,绝大部分时间快于全球整体贸易的增长速度。

200多年来,世界人口有了巨大变化。1800年,全球人口突破10亿大关。再过120年,才增长至20亿。然后再过70年人口超过60亿。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预期寿命几乎是100年前的两倍。在每个阶段,世界贸易都是人口增长的推手。

与此同时,世界人均消耗量急遽增加,每个人对环境的冲击变大。自最早的人科动物问世以来,人类消耗的能源,约有一半消耗于1900年至今。

今天的世界,不平等现象愈来愈严重。有人估算,1800年时,最富裕诸国与最贫穷诸国人均所得比只有3或4比1,但到了1900年,该比例达到12或15比1,2002年达到50比1。

过去25年里,虽然贫富差距日益悬殊,地球人口持续增加,但经济增长已使全球穷人减少了约3.5亿。但仔细检视会发现,整个净减少人数几乎全部来自中国扶贫成果。这告诉我们——中国的确在大幅开放,拥抱世界经济。


贸易让双方得利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时间:2020-07-10

许多人担忧,国际贸易谈判中,弱势一方会处于不利地位。但自从亚当·斯密、李嘉图提出其经济理论以来,经济学告诉我们,这类担忧根本是多余的:自由贸易迫使买卖双方专注从事于对自己最有利可图的活动,同时使创造出的总体财富最大化,因而会使双方都得利。


作者:(美)彭慕兰 史蒂文·托皮克

翻译:黄中宪 吴莉苇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时间:2018年1月

□王薇

从大航海时代开始,世界贸易将天涯海角的不同民族连接起来。15世纪,中国开始用白银取代贬值的纸钞和铜钱,随之深刻地影响到五大洲上穷乡僻壤的居民。中国的历史和世界贸易的历史已经通过各种途径交织在一起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彭慕兰和史蒂文·托皮克合著的《贸易打造的世界》通过一连串的故事,描述了全球彼此相连这早已存在的关系。我们已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回顾贸易打造世界的历史,对于我们审慎处理世界格局产生的矛盾,有着重要的启迪。

中国为什么没雄霸海上

长久以来,一个问题常困扰我们:在前工业时代,世上最大的船是哪种船?不是将美洲白银运到西班牙的大帆船,不是将西班牙大帆船驱除海上的英国军舰。比起中国郑和下西洋的“宝船”,两者都相形见绌。这些宝船比上述欧洲船还要早几百年出海,14和15世纪,中国的宝船足迹既远又广,最远已达东非海岸,更有人认为中国宝船曾绕过非洲的好望角,这在当时独步全球。最大的宝船重达7800吨,比19世纪前英国海军最大的军舰还大上两倍。中国的海上武力如此先进,却未能像英格兰、西班牙、荷兰或葡萄牙那样海上称霸,着实令人不解,但仔细检视历史,就可知道原因——1433年后,明朝政府不再支持宝船远航,中国船只只在今日新加坡以东的海上活动。几十年后,长距离探险和随后的远途贸易主动权交到欧洲人手里。

明朝政府放弃远航的原因是认为国内事务才是重心所在,更重视农业和内部稳定,注重中亚大草原边界驻兵和殖民,整修长城以阻止外族入侵。这种重农抑商、保境安民的内缩保守思想,让中国错失了称霸海上的机会。

预想不到的上海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根据条约开放五口通商。当时在外国人眼里,上海只是个“渔村”,外国租界地只有500个居民。上海开埠,外商给上海带来猝不及防的狂暴冲击。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贸易中心,商人、海运业者、银行家聚集在这里。

清廷原打算以条约口岸将外国人隔离于中国城市之外,外国人原打算设立的租界乃是完全没有中国人的殖民地。太平天国战火的逼近,改变了上海的格局。中国人为保住性命、财产,逃进租界避难。租界人口从500人暴增到2万,英国官员打算赶走这些移民,却引来中国商人的反对。中国人的涌入带动租界房租大涨,给租界带来巨大利益,英国当局同意了中国人住进租界。

这一开放就再无法回头。中国人一波波涌入各国租界,不久上海就成为一个大都会,互不隶属的数个司法权并存,使上海成为走私者和敲诈勒索者的天堂,也使上海成为相当开放的地方,成为可以从事各种生意的场所,成为政治激进分子的避难所,成为好、坏现代文化的荟萃之地。上海还是中国最早有报纸、百货公司、电影院的地方,这里催生出华洋风格杂糅的新文化。西方人在蒸汽动力、电报、保险、其他许多领域的创新发明,促进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商业发展。不过,虽然市场经济的扩散,给人类社会带来益处,我们也不能忽视市场经济赖以建立的暴力基础——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掠夺他人资产、强迫他人付出劳动、不断动用武力屡见不鲜。

保护主义损人不利己

从工业化的历史看,贸易扮演着重要角色,贸易是促成英国工业化的最大功臣,因为纺织业革命所依赖的纤维物质——棉花,一直由外国进口,英国本土无法种植。工业时代初期,从世界各地进口初级产品是关键。工业化几乎总伴随着贸易的剧增。工业化后,各种货物的需求大增,造成货物短缺,工业发展陷入瓶颈,于是商人开始赴全球搜罗替代品。

许多人担忧,国际贸易谈判中,弱势一方会处于不利地位。但自从亚当·斯密、李嘉图提出其经济理论以来,经济学告诉我们,这类担忧根本是多余的:自由贸易迫使买卖双方专注从事于对自己最有利可图的活动,同时使创造出的总体财富最大化,因而会使双方都得利。对于某些国家而言,这可能会拉长初级产品外销的历史,但这肯定是对其有利,一旦工业化对其更有利,自然会放弃初级产品输出。李嘉图以英格兰、葡萄牙间葡萄酒和羊毛交易为例,说明两国各自锁定一项商品生产,比双方都试图各自生产两样商品更有利于两国经济。

从理论上讲,保护主义是损人不利己,没有理由采行。

但现实情况并未如此分明。就连英国本身的历史记录都不尽光彩——19世纪英国鼓吹自由贸易,但17、18世纪,它本身的纺织业却靠着差不多百分之百的关税保护,排斥廉价的印度纺织品进口,直到成为全世界最有效率的生产国,英国才拆除贸易壁垒。

今日所处的时代

《贸易打造的世界》以过去500年在全球发生的事件为焦点,更清楚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世界是如何演变成今日的风貌。

在这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不是单向的“西化”,更不是“美国化”。从经济上看,过去30年增长最快的地区是东亚和东南亚,其增长除了得益于亚洲与西方贸易的增长,还得益于亚洲内部贸易的增长。从1870年代起,亚洲内部贸易的增长速度,绝大部分时间快于全球整体贸易的增长速度。

200多年来,世界人口有了巨大变化。1800年,全球人口突破10亿大关。再过120年,才增长至20亿。然后再过70年人口超过60亿。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预期寿命几乎是100年前的两倍。在每个阶段,世界贸易都是人口增长的推手。

与此同时,世界人均消耗量急遽增加,每个人对环境的冲击变大。自最早的人科动物问世以来,人类消耗的能源,约有一半消耗于1900年至今。

今天的世界,不平等现象愈来愈严重。有人估算,1800年时,最富裕诸国与最贫穷诸国人均所得比只有3或4比1,但到了1900年,该比例达到12或15比1,2002年达到50比1。

过去25年里,虽然贫富差距日益悬殊,地球人口持续增加,但经济增长已使全球穷人减少了约3.5亿。但仔细检视会发现,整个净减少人数几乎全部来自中国扶贫成果。这告诉我们——中国的确在大幅开放,拥抱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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