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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行之光”——民国《海光》月刊(下)

发布时间:2020-05-08 09:55:48    作者:陈国庆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陈国庆

办刊人

1928年10月,陈光甫将著名经济学家、曾任北洋政府经济讨论处调查主任、《经济周报》总主笔刘大钧(字季陶)延揽行中,聘为该行的经济专家。他请刘“专代研究各经济问题,每星期四演讲一次,俾吾人可得一切新智识。稍为布置后即先办本行通信录”。但一月后,因“南京立法院欲立一统计处,亦旧闻刘君之名,派人来沪聘请其担任”。刘大钧无奈离开。

不同时期《海光》封面。

一个月后陈光甫决定创办《海光》月刊,只好采取由研究科负责,组织相关科室负责人兼职的办法来组成编辑部,包括伍克家(研究科主任)、郑健峰、陈君毅(秘书科主任)、徐谢康(进展科主任)、张仁彦(文书科主任)等共五人。由松散的兼职班子来办刊,显然办刊的质量无法保障。

1930年3月14日,陈光甫又聘张春帆为中文秘书并专职主笔《海光》月刊。张春帆是晚清政界名人和著名小说家。早年曾任广东法政学堂职事、天津洋务局总文案等职,出版有《九尾龟》、《宦海》作品集。

《海光》第11卷第4期。

张春帆对《海光》月刊进行了创新与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现方面:一是基于其文人优势,《海光》月刊的文风有所改观。二是文艺作品明显增多,增强了刊物的趣味性。不仅有行员的各种体裁文艺作品,张春帆的长篇小说连载和几乎每期都有的短篇小说、诗词,为“文艺”栏压阵。三是改组栏目及内容,形成的栏目是:“摄影”、“论著”、“专载”、“行务纪要”、“各埠状况”、“同人消息”、“总行通告”、“札记”、“文艺”等。

曾有人评价张春帆办刊,其出身背景和专长既是优势又是其短板,过度渲染了月刊的趣味性,虽获得了一般读者的欢迎,但也诱导了行员的阅读取向,使他们相对减弱了对于银行实务相关的专业理论等的关注。1935年,张春帆因病去世。

1932年,陈光甫将其留美同学邹秉文聘为该行副总经理,欲借助他推进《海光》月刊再上层楼。

邹秉文是我国近代农业科教事业的先行者,享誉国际的著名农业专家;与当时的茅以升、杨杏佛齐名,被誉为科学界的“东南三杰”。

邹秉文除掌管该行农业金融事务,还兼管《海光》月刊。当年四月,陈光甫指定由他领衔,组成有伍克家、张水淇、张春帆、资耀华参加的“编辑委员会,计划改善本刊办法”,经邹秉文等研究商定,从第4卷第5期始,调整栏目内容,设置为:“图画”、“言论”、“学术”、“经济情形”、“行务纪要”、“同人消息”、“通告摘录”、“言行录”、“文艺”等九栏,强化了理论研究,弱化了文艺色彩。据载,“实现以后,成绩斐然”。

1932年10月,宋春舫应聘入行接掌《海光》月刊。“自四卷第十二期起,版式体裁,皆为更改一新”。

宋春舫曾留学法国并获瑞士日内瓦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掌握英、法、德、意、拉丁等多种语言。留欧期间,痴迷上西方戏剧,是我国近代最早研究和介绍西方戏剧及理论的学者,也是著名的剧作家、戏剧理论家。

《海光》第12卷第2期。

首先,他将版幅扩大为大32开,将原来一直沿用的一排到底不分栏的书册式,改为分三栏的报刊式版式:格言、小品、诗词穿插其间。每期页数由百页左右减为三五十页。其次,将可有可无的公文和专业图表删除,压缩冗长的文章,那些显得枯燥难懂的学术理论文章,经他编改也能引起行员的阅读兴趣。面目一新的《海光》月刊,“所载文字,莫不精警透僻”,让行员感到“新颖隽趣,令人不忍释卷”。

栏目

且以1948年9月15日出版《海光》月刊第12卷第9期为例,做一展示。主要的栏目有“论述”、“修养”、“银行实务”、“金融园地”、“调查与研究”、“文艺杂俎”、“同仁生活”、“附录”栏目。

《海光》第12卷第9期。

“论述”栏目发表了两篇文章:“美国的多宝城”、“八月份经济大事”。

“修养”栏目发表文章:“漫谈曾国藩”。文中结尾写道:“证诸曾公之成就,是知人不能无志,志立则不致随俗沉浮,汎滥无岸,而其成功之要,厥在坚毅力行。唯精神坚毅,方不致因小挫而自馁,能身体力行,则志向与行为合一。故气不足恃,才不足恃,惟毅为足恃。曾公之道德勋名,所以被于天下者。实本于因学力行,强毅笃实而已。”

“服务的体验”栏目发表杨家鹏的文章:“本行代理德士古油公司收款处创办的前后”。

“银行实务”栏目发表了三篇文章:“改革币制后调整资本之研究”、“银行出租保管箱收取保证金之理由”和“国库券与套息”。在“银行出租保管箱收取保证金之理由”一文中对收取保证金之理由阐述道:“一为对将来债务履行之担保;二为对保管箱善为使用担保;三为对保管箱专用钥匙之担保。”

“金融园地”栏目子栏目“每月论”载文:“币制改革后值得注意的问题”、“币制改革后对于银钱业的影响”。子栏目“上海报纸论金圆券”载文:“论日本的通货膨胀”、“美国存款保险制度之发展”。

“调查与研究”栏目刊载文章:“币制改革后昆明市场一瞥”、“币制改革后的对外贸易”、“国内各地工厂统计”、“战前与现实之物价比较”。

封底:本行图书室新到书籍目录。

部分文章

让我们再看看海光月刊的部分文章。

1933年6月出版的《海光》月刊刊有一篇题为《一个月来的图书馆》的文章,作者为南桥。文称:“本行图书馆,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匆匆地开幕了”, 并且,“本馆现在藏书有限,而平均每天有十三四个人来借书,足见同人对于求知欲望的热烈”。

文章中还评述小说在职员中受追捧的原因:“银行职员的生活,太枯寂了,借此调剂,对于身心,都有极大的益处。从积极方面说,有一大半人,国文的通顺,不由于诵习教室内所讲解的书,而由于偷闲阅看小说。小说里边的悲欢离合,赤裸裸地表现着人生的片段,又最足以增加我们的经验。从消极方面说,津津有味地看小说,至少可以少打几圈麻雀,减却几次无谓的酬酢,较之任何劝诫,更有效力。

《海光》月刊第12卷第2期中,“论述”专栏载文“义与利”。文中开头写道:“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记得某本古书上曾有过这么一句话。”

结尾部分写道:“我们从事银行业的人,天天在利字圈里翻跟斗,一言及义,就似乎有点忸怩,这都是不知义利两个字关联密切之故。要知道我们上海银行所得到的利,并不是为增加任何人的享乐,更不是从剥削大众而来。只不过是从服务之中,求一点利润,以维持这个永远为社会服务机构的开支,若有所余,则尽量以之办理社会福利事业,以期取之于社会的钱,仍归还于诸社会。其他的事迹如奖学金,救济金等不说,单是中国旅行社自开办以来以至今日,这二十多年来的赤字,均由本行在一声不响的态度之下,源源负担。中国旅行社服务所及的范围,其广大及普遍,更不必我们多说。这种精神,这种义气,和这种实效,就很值得我们告慰于社会了。办社会之事,不可以无财,掌社会之财不可以无义。我们全体同仁,应该在我行光明“义”旗之下,努力寻求‘利’之所在,以为我广大的社会造福。”

“特载”一栏刊登该行举办征文比赛的第一名文章“本行今后之使命”。作者杨文辉。文章开篇绪论写道:“我行自1915年创立以来,迄今三十余载,在民族自强自决于世界政治经济狂潮猛袭之时代中历尽艰辛,备遭灾难。幸赖我行董事长及诸先进之精心擘划,以卓越之大智慧,坚强之意志,巩固之合作,克服重重难关,而诸同仁亦在谨严持重,服务社会精神之下,勤劳刻苦,忠贞奋斗,致我行业务得到蒸蒸日上,资本由十万元增至一千万元,公积金达一千一百万元,存款由五十万九千元增加至1926年7月7日之两亿另一百万元,以及今日之一千七百亿元,同人由七人增至今日之千余人,我行地位,遂隐然为中外所重视。”

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该行发展取得辉煌成绩背后的艰辛与曲折。

封底刊有“海光月刊投稿简则”:“一、凡行社公司同仁投稿,一经采登,当酌酬现金,其不愿受酬者请于一稿末注明。二、文稿性质,凡属经济金融及银行实务研究,生活感想,文艺创作,皆所欢迎。三、来稿请附原文,或注明原稿出处。四、来稿务请缮写清楚,并加新式标点。五、来稿请注明真实姓名及所在行社公司地点,以便通讯并致奉稿酬。六、来稿登载与否,概不退还,本刊编辑部有删改之权。七、来稿请寄总行本刊编辑部”。这份简则使我们对该刊稿件的要求有了清晰的了解和认识。

金融业的雪泥鸿爪是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光》月刊给了我们对于历史过往的点滴记忆,也给我们镜鉴未来提供了些许参考与思考。

参考资料:

1、《中国近代银行家陈光甫与〈海光〉月刊》 (马学斌)

2、《民国时期的银行职员在读哪些书?》(刘平)

3、《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之发展》(朱云)


“上海银行之光”——民国《海光》月刊(下)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时间:2020-05-08

□陈国庆

办刊人

1928年10月,陈光甫将著名经济学家、曾任北洋政府经济讨论处调查主任、《经济周报》总主笔刘大钧(字季陶)延揽行中,聘为该行的经济专家。他请刘“专代研究各经济问题,每星期四演讲一次,俾吾人可得一切新智识。稍为布置后即先办本行通信录”。但一月后,因“南京立法院欲立一统计处,亦旧闻刘君之名,派人来沪聘请其担任”。刘大钧无奈离开。

不同时期《海光》封面。

一个月后陈光甫决定创办《海光》月刊,只好采取由研究科负责,组织相关科室负责人兼职的办法来组成编辑部,包括伍克家(研究科主任)、郑健峰、陈君毅(秘书科主任)、徐谢康(进展科主任)、张仁彦(文书科主任)等共五人。由松散的兼职班子来办刊,显然办刊的质量无法保障。

1930年3月14日,陈光甫又聘张春帆为中文秘书并专职主笔《海光》月刊。张春帆是晚清政界名人和著名小说家。早年曾任广东法政学堂职事、天津洋务局总文案等职,出版有《九尾龟》、《宦海》作品集。

《海光》第11卷第4期。

张春帆对《海光》月刊进行了创新与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现方面:一是基于其文人优势,《海光》月刊的文风有所改观。二是文艺作品明显增多,增强了刊物的趣味性。不仅有行员的各种体裁文艺作品,张春帆的长篇小说连载和几乎每期都有的短篇小说、诗词,为“文艺”栏压阵。三是改组栏目及内容,形成的栏目是:“摄影”、“论著”、“专载”、“行务纪要”、“各埠状况”、“同人消息”、“总行通告”、“札记”、“文艺”等。

曾有人评价张春帆办刊,其出身背景和专长既是优势又是其短板,过度渲染了月刊的趣味性,虽获得了一般读者的欢迎,但也诱导了行员的阅读取向,使他们相对减弱了对于银行实务相关的专业理论等的关注。1935年,张春帆因病去世。

1932年,陈光甫将其留美同学邹秉文聘为该行副总经理,欲借助他推进《海光》月刊再上层楼。

邹秉文是我国近代农业科教事业的先行者,享誉国际的著名农业专家;与当时的茅以升、杨杏佛齐名,被誉为科学界的“东南三杰”。

邹秉文除掌管该行农业金融事务,还兼管《海光》月刊。当年四月,陈光甫指定由他领衔,组成有伍克家、张水淇、张春帆、资耀华参加的“编辑委员会,计划改善本刊办法”,经邹秉文等研究商定,从第4卷第5期始,调整栏目内容,设置为:“图画”、“言论”、“学术”、“经济情形”、“行务纪要”、“同人消息”、“通告摘录”、“言行录”、“文艺”等九栏,强化了理论研究,弱化了文艺色彩。据载,“实现以后,成绩斐然”。

1932年10月,宋春舫应聘入行接掌《海光》月刊。“自四卷第十二期起,版式体裁,皆为更改一新”。

宋春舫曾留学法国并获瑞士日内瓦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掌握英、法、德、意、拉丁等多种语言。留欧期间,痴迷上西方戏剧,是我国近代最早研究和介绍西方戏剧及理论的学者,也是著名的剧作家、戏剧理论家。

《海光》第12卷第2期。

首先,他将版幅扩大为大32开,将原来一直沿用的一排到底不分栏的书册式,改为分三栏的报刊式版式:格言、小品、诗词穿插其间。每期页数由百页左右减为三五十页。其次,将可有可无的公文和专业图表删除,压缩冗长的文章,那些显得枯燥难懂的学术理论文章,经他编改也能引起行员的阅读兴趣。面目一新的《海光》月刊,“所载文字,莫不精警透僻”,让行员感到“新颖隽趣,令人不忍释卷”。

栏目

且以1948年9月15日出版《海光》月刊第12卷第9期为例,做一展示。主要的栏目有“论述”、“修养”、“银行实务”、“金融园地”、“调查与研究”、“文艺杂俎”、“同仁生活”、“附录”栏目。

《海光》第12卷第9期。

“论述”栏目发表了两篇文章:“美国的多宝城”、“八月份经济大事”。

“修养”栏目发表文章:“漫谈曾国藩”。文中结尾写道:“证诸曾公之成就,是知人不能无志,志立则不致随俗沉浮,汎滥无岸,而其成功之要,厥在坚毅力行。唯精神坚毅,方不致因小挫而自馁,能身体力行,则志向与行为合一。故气不足恃,才不足恃,惟毅为足恃。曾公之道德勋名,所以被于天下者。实本于因学力行,强毅笃实而已。”

“服务的体验”栏目发表杨家鹏的文章:“本行代理德士古油公司收款处创办的前后”。

“银行实务”栏目发表了三篇文章:“改革币制后调整资本之研究”、“银行出租保管箱收取保证金之理由”和“国库券与套息”。在“银行出租保管箱收取保证金之理由”一文中对收取保证金之理由阐述道:“一为对将来债务履行之担保;二为对保管箱善为使用担保;三为对保管箱专用钥匙之担保。”

“金融园地”栏目子栏目“每月论”载文:“币制改革后值得注意的问题”、“币制改革后对于银钱业的影响”。子栏目“上海报纸论金圆券”载文:“论日本的通货膨胀”、“美国存款保险制度之发展”。

“调查与研究”栏目刊载文章:“币制改革后昆明市场一瞥”、“币制改革后的对外贸易”、“国内各地工厂统计”、“战前与现实之物价比较”。

封底:本行图书室新到书籍目录。

部分文章

让我们再看看海光月刊的部分文章。

1933年6月出版的《海光》月刊刊有一篇题为《一个月来的图书馆》的文章,作者为南桥。文称:“本行图书馆,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匆匆地开幕了”, 并且,“本馆现在藏书有限,而平均每天有十三四个人来借书,足见同人对于求知欲望的热烈”。

文章中还评述小说在职员中受追捧的原因:“银行职员的生活,太枯寂了,借此调剂,对于身心,都有极大的益处。从积极方面说,有一大半人,国文的通顺,不由于诵习教室内所讲解的书,而由于偷闲阅看小说。小说里边的悲欢离合,赤裸裸地表现着人生的片段,又最足以增加我们的经验。从消极方面说,津津有味地看小说,至少可以少打几圈麻雀,减却几次无谓的酬酢,较之任何劝诫,更有效力。

《海光》月刊第12卷第2期中,“论述”专栏载文“义与利”。文中开头写道:“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记得某本古书上曾有过这么一句话。”

结尾部分写道:“我们从事银行业的人,天天在利字圈里翻跟斗,一言及义,就似乎有点忸怩,这都是不知义利两个字关联密切之故。要知道我们上海银行所得到的利,并不是为增加任何人的享乐,更不是从剥削大众而来。只不过是从服务之中,求一点利润,以维持这个永远为社会服务机构的开支,若有所余,则尽量以之办理社会福利事业,以期取之于社会的钱,仍归还于诸社会。其他的事迹如奖学金,救济金等不说,单是中国旅行社自开办以来以至今日,这二十多年来的赤字,均由本行在一声不响的态度之下,源源负担。中国旅行社服务所及的范围,其广大及普遍,更不必我们多说。这种精神,这种义气,和这种实效,就很值得我们告慰于社会了。办社会之事,不可以无财,掌社会之财不可以无义。我们全体同仁,应该在我行光明“义”旗之下,努力寻求‘利’之所在,以为我广大的社会造福。”

“特载”一栏刊登该行举办征文比赛的第一名文章“本行今后之使命”。作者杨文辉。文章开篇绪论写道:“我行自1915年创立以来,迄今三十余载,在民族自强自决于世界政治经济狂潮猛袭之时代中历尽艰辛,备遭灾难。幸赖我行董事长及诸先进之精心擘划,以卓越之大智慧,坚强之意志,巩固之合作,克服重重难关,而诸同仁亦在谨严持重,服务社会精神之下,勤劳刻苦,忠贞奋斗,致我行业务得到蒸蒸日上,资本由十万元增至一千万元,公积金达一千一百万元,存款由五十万九千元增加至1926年7月7日之两亿另一百万元,以及今日之一千七百亿元,同人由七人增至今日之千余人,我行地位,遂隐然为中外所重视。”

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该行发展取得辉煌成绩背后的艰辛与曲折。

封底刊有“海光月刊投稿简则”:“一、凡行社公司同仁投稿,一经采登,当酌酬现金,其不愿受酬者请于一稿末注明。二、文稿性质,凡属经济金融及银行实务研究,生活感想,文艺创作,皆所欢迎。三、来稿请附原文,或注明原稿出处。四、来稿务请缮写清楚,并加新式标点。五、来稿请注明真实姓名及所在行社公司地点,以便通讯并致奉稿酬。六、来稿登载与否,概不退还,本刊编辑部有删改之权。七、来稿请寄总行本刊编辑部”。这份简则使我们对该刊稿件的要求有了清晰的了解和认识。

金融业的雪泥鸿爪是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光》月刊给了我们对于历史过往的点滴记忆,也给我们镜鉴未来提供了些许参考与思考。

参考资料:

1、《中国近代银行家陈光甫与〈海光〉月刊》 (马学斌)

2、《民国时期的银行职员在读哪些书?》(刘平)

3、《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之发展》(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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