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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官商合办到官商分股——浙江银行早期的股份制史迹钩沉

发布时间:2020-01-03 09:12:05    作者: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林振荣

2015年12月17日,在上海朵云轩拍卖有限公司举办的“2015秋季古籍艺术品专场拍卖”中,有一份“官商合办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远花红执照”悄然亮相(图1),因与古籍碑帖及连环画混杂一起上拍(揣度系隐身于善本夹层里才劫后余生幸存下来),其时艺术品拍卖尚未与专业金融票证拍卖完全共享信息,在金融票证收藏圈里知者寥寥,现场仅几个人举牌,从3000元起拍,经几十轮竞价,成交价却超逾11.5万元。这张股票的惊艳面世,很快引起了金融文献收藏圈的轰动,不久即几经易手,以15万元的高价被私人收藏家收入囊中。


图1:官商合办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远花红执照。

“永远花红”:创办人红股

冬日的阳光略显慵懒清冷,意外之发现令藏友们热情探讨,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竟温暖了上海金融票证收藏圈之寂寥淡季——这是不同凡响的晚清银行创始人红股股单,持股人可以享受永久红利分派,之前未见谱录图载,堪称中国金融票证文献之顶级珍品——是否属于中国最早的金融题材红股股票,有待做进一步的考证研究。

这份花红执照高宽分别为43和37.5厘米,竖式票型单色印刷,其样式类似于同时代的告示及执业凭证。票面虽没有繁复的设计或绚丽的色彩夺人眼球,白棉纸略嫌泛黄,一些水渍锈斑有碍观瞻,文字四周仅用简单的花纹线条围拢成碑式框饰,够不上精致漂亮,但内涵丰富,背后的故事耐人寻味,文献研究价值远超您的想象。该股票左端与存根联结,骑缝填注编号钤盖“奉办浙江银行关防”红印。除上端抬头“官商合办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远花红执照”横排呈现外,其余文字均竖行排列。票面文字标明:“官商合办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发给创办人永远花红执照事”,“本银行原定招集官商股本库平纹各壹佰万两,合共库平纹贰佰万两,先收集壹佰万两,业于宣统元年正月开办,所有官商创办人缔造经营,苦心毅力,成效昭著,各股东爰于宣统三年正月初七日开会公议,俟银行获有余利,除公积外,所有花红分作四十份开拆,内以七份援照广东自来水公司例,作为官商各创办人永远花红”。通篇采用官方慰勉告示性口吻,殊少股票应有的责权利约束的契约味道。

关于执照人信息,“兹查有朱衡斋创办人名下,应得花红柒厘伍,合行填给永远花红执照,由该创办人收执,一俟银行获有余利,即照应得花红数目,凭照支领,以垂久远,而示鼓励,须至执照者”,编号“浙字第伍号”,于宣统三年正月,由“总理朱晓南,协理樊时勋、朱衡斋,董事朱葆三、李薇庄、方楚漳、胡济生、杨寿同”联名签名钤章,加盖朱色“奉办浙江银行关防”为凭。

难能可贵的是该股票还附带了一张“官商合办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发给创办人永远花红成数”(图2),参考《浙江银行章程》第五十三条规定,较为简洁地阐释了创办人永远花红分配方案:“每年大结账后所得余利,作为160份,以20份为公积,100份归股东,40份归监督、副监督、总协理、董事、查账人为酬劳及各人员花红”。为感谢官商创始人缔造之功,赠送每人红股股单,享受永久红利分派,合计占“所有花红分作40份”中的7份开拆,其中“官股发起人一人应得四十份中之两份,增抚宪两份”(属于赠直接领导之干股,查当时的浙江巡抚为增韫,布政使为颜钟骥)。除两位官员外,“商股发起兼创办人(核心层)十人共应得四十份中之伍份,又化作伍拾份开拆:董季友(即劝业道董元亮,兼任银行监督,负责‘督率稽查本银行一切事务’,职权类似于董事长,银行一号领导人)七份五,朱晓南(总理)七份五,樊时勋(协理)七份五,朱衡斋(协理)七份五,以上四人各得五十份中之七份五,合共三十份,亦即四十份中之三份”;董事“朱葆三三份三,戴敦川三份三,楼映斋三份三,李薇庄三份三,杨汉汀三份三,杨寿同三份三,以上六人各得五十份中之三份三厘,合共二十份,亦即四十份中之两份”。


图2:官商合办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发给创办人永远花红成数。

从文字解析可知,官商创始人永远花红在酬劳花红总额(即全行员工奖金)四十份中合计占七份,约占17.5%;按照贡献大小分三种奖级,官股>管理层>大股东,依次分等奖励。据此也可估算当年“创办人永远花红”仅签发12份,无怪乎留存于今者凤毛麟角。

这张宣统三年正月签发的花红执照属于为酬谢缔造功臣、补偿创业风险,表达“优待”之盛情的创办人红股股票。无须出资而获奖励的红股一般只分红利,不分官利,无议决权,早在中国第一部公司法——1903年12月25日正式颁布实施的晚清《公司律》第201条中对优先股与特殊的优先股就做出规范,其发行条件并无特别限制,只规定亏损者不得以股本分派股息,另外,在《公司律》第125条、第201条及第187条就优先股发行及其盈余利息的分派还做过具体规定。

股份制分红讲究信息透明,对股东广而告之,这份花红执照,估计在当时属于不能公之于众的银行内部分配秘密,否则将会落下利用职权中饱私囊的把柄。票中特别注明“援照广东自来水公司例”,亦属事先为自己开脱的说辞,在今天作为体现大股东责权利相统一再正常不过的激励形式,在当时其执行合法性未得到法律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只能采取隐秘的有价证券股票方式得以实现,这也算是一种无奈举动吧。

这张永远花红貌似获益可观,其实并未给受奖人带来什么好处,据史料载,不出一年,即民国元年浙江银行改组为中华民国浙江银行,这项红股便被取消发放,至1915年改组为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后,该红股股单被宣布无效并收回(注1)。

创业艰难坎坷多,浙江银行之历史渊源

从沿革上看,浙江银行的前身是由官府在杭州扇子巷缔造的浙江官银号(官钱局)。

1908年4月,浙江官府从布政使(藩库)、盐运使(运)、杭关道(关)、粮储道(道)、善后局、厘饷局、铜元局等各机关筹资五十万元(合35万两),创建浙江官银号,将其置于督抚监理之下,招募有专业经验的钱庄人员承办业务,允许发钞,收解关税,筹措公款为官府应急,调剂本地市场银根张弛,十足的官办官督商营性质。虽享官办特权,但因只设杭州总局一处,在省内外并未设分支机构,故在公款汇解方面无法与其他钱庄票号一争高下,只在发行钞票时有利可图。终因浙省财政匮乏,官府收入十分有限,不得不经常向民间借贷,实际上官银号只起到了由旧式钱号向新式银行之过渡作用。不到一年,继任浙江巡抚增韫即前后两次上奏,请求批准将官银号改设为新式银行,到翌年五月(1909年6月)获准改组,遂着手筹设事宜。

于是,宣统元年十一月廿七日(1910年1月8日),先参照《公司律》及《银行通行则例》,完成在农商部注册,由度支部核准并发给执照。为确保官商双方沟通想法精诚合作,各方投资者共同签订了《官商合办浙江银行合同》(共八条)与《浙江银行章程》(共七章五十六条),经浙江巡抚部院核准后生效,从而为银行构建起股份有限责任制度框架,明确规定了股东应有的责权利,声明各股东在股份(出资额)以外不负亏欠偿付责任。营业年限自开业日起,以三十年为满期,届时应否展期,由股东会议决。营业年限未满以前,股本银两不得随时提用,亦不准藉词挪借。凡将股票卖出或让与他人时,双方必须在股票背面载明年月日,签名画押,并各自随时函咨银行,以便登注,但享受此股票权利时,必须交银行查验,以杜绝假冒。原给股票若有遗失,即须报明银行,并登报声明作废,仍须等到三个月后取得确实担保,方准补给。

筹备就绪后,浙江银行于宣统元年十二月(1910年1月)正式开业。虽然创立时间晚于浙江兴业银行及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但因承袭浙江官银号衣钵,仍被视作浙江省现代银行业之始。

浙江银行采取总分行制,不久即增设上海分行。除总办朱晓南驻杭州外,会办樊时勋与朱衡斋均常驻上海,钞票发行也是杭沪两行各半。杭行址杭州扇子巷,经理丁以成;沪行在上海北京路39号,经理孙衡甫(1911年孙离职出任四明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接替者高宝坤)。1911年,在广东省城开办分行(即广州粤行),开办资本为库平银10万两,经理为周永年。后一度还在香港设立分理处。

该行经营一般商业银行之存款、放款、汇兑、兑换银钱、发行期票汇票等业务,也拥有经理官款之汇解划拨、关丁漕盐厘等款项之出纳特权,承担救济同业扶助实业的责任义务,兼及地方银行与商业银行两种职能。

股东会是银行的最高权力机关,由董事局招集,原定每年春夏两季各开一次定期会,但浙江银行官商合办命运多舛,仅存世两年左右,为应对不断出现的变故,期间前后一共开了四次股东会。(见附表一)

方兴未艾,宏图未展,即遭遇辛亥革命之冲击,银行业出现大面积亏损,该行“亏蚀甚巨”,尤其是沪行“光复以前押款之损失为数孔巨”,只能以资本打折来弥补,无奈清理更名为“中华民国浙江银行”,主营财政性金融业务,也多亏少盈,每况愈下。到1914年7月失去了代理浙省金库资格之后,遂于1915年7月决定调整业务,改组为“浙江地方实业银行”,额定资本100万元,官六商四,主动放弃纸币发行特权及收回前发纸币(所幸无过分滥发纸币现象,故收回销毁较为彻底,钞票实物留存稀少),改向中国银行领用兑换券,开创了华资银行领券先例。服务对象及盈利来源从依赖政府财政转向扶助工商实业及金融业,仍为官商合办,内耗严重。

这种不尴不尬的情形一直维持到1923年。由于商股股东与官股股东在资本份额、人事权力及业务发展等重大问题上分歧加剧,矛盾不可调和,3月23日,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正式决定拆股分家,分道扬镳,官股改称浙江地方银行(辖杭州、兰溪、海门三分行),总管理处设于杭州,原有的上海分行划归商股经营,改称浙江实业银行(辖汉口分行),各自营业,两家银行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浙江地方银行先后由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控股,人事权由省及中央政权联合掌控,根据政府所赋予的各种权责拓展业务,相形之下,并没有像浙江实业银行那样发展成为有全国影响力的明星银行。

“甜蜜的初恋”:官商最初的集股合办

回望浙江银行创办之“初心”:以“维持地方经济兼提倡实业”为宗旨,模仿新式银行,浙江地方官府与商人确实表现出创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齐心协力,共同出资创设,采用股份有限公司制度。在面向民间招股时,规定实名制(写明姓名、籍贯),不收外国人股份,也不允许中国人将股份转卖给外国人;额定资本为库平银200万两,分为2万股,每股银100两,官商各占一半股份即1万股,浙江地方政府应拨本省官款100万两,另招集商股100万两。总行设于杭州,在浙江主要城市和上海、汉口两个中心城市设立分支机构。

但流年不利,银行初创当年(宣统二年1910),中国就爆发橡皮股灾,在几日之间,每股橡皮股票(原价十先令、发行价格不到六两银子),从最高时每股平均九十多两规银,急跌到三两不到,而且有卖无买,橡皮股票崩盘,人们谈股色变。上海最大的市民股票交易所——众业公所倒闭,钱庄票号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下。深受牵累的浙江银行招股并不顺利,实筹资本刚过注册资本的四分之一,仅为库平银542188两(合5421.88股),其中官股30万两(3000股),出资者浙省官府下属的藩库、漕运库和厘饷局三方,其中藩库(布政使司金库)出资20万两认股2000股,运库(盐运使司金库)出资6.65万两认股665股,厘饷局出资3.35万两认股335股,比起前身浙江官钱局的35万两,官方资本不增反降,减少5万两,已缩水了14%(注2)。商股也只有242188两(合2421.88股),官商合资比例“官六商四”,股本并未一次收足。直到宣统二年元月初八日(1910年2月17日),召开第一次股东会时,该银行实有股份总数为4419股,其中官股2971股,商股仅为1448股。

官商筹资的捉襟见肘,导致银行等米下锅,经营范围狭小,只能集中在发行钞票、代理省库收支方面,加上制度频改、机构臃肿、管理不当,造成了亏损严重。

非富即贵:士农工商精英众筹

浙江银行初创,股份分官股(政府资本)和商股(民间资本)两种。虽银行合同规定:“无论官股商股,同为浙江银行股东,应受《浙江银行章程》之拘束,毋得抑勒或侵越权限。”如果违反上述规定,则准许各股东抽股(亦即撤回股份)。但官股总是高高在上,睥睨一切。

由于每股认购价高达库平银100两,普通市民及小贩很难具备投资条件,能够出资成为商股股东的都是非富即贵阶层,即上海的买办阶级、士(官员)农(乡绅)工(实业家)商(商人)各阶层精英,其中商股大股东(拥有40股以上股份可当选为董事)(见附表二)。

浙江银行规定股银官息(即官利)按周年六厘(6%)计算,即每股每年可分得官利银6两,以交股银的次日起扣至来年是日止为一周年,股银官息的发给为一年一次。股东除分享官利外,还可分享股东红利(占官利分派后盈余中的62.5%份额)。银行添招股份时,应尽量先让旧股东认购,如旧股东不购方招新股。

同床异梦,官商矛盾不可调和

官商合办的浙江银行,未等合久先必分——道不同,难相与谋。

光复后的浙江财政匮乏,全省厘金停征,厘卡一律停办,银行业务几近停顿。承蒙浙江军政府都督汤寿潜的赏识,从日本留学归国的李铭与陈朵如,被军政府指派赴浙江银行作接管大员,辛亥年冬(1911年年底至1912年年初)会同商股股东清查账目。据查报,杭行账目多记与各衙门及官僚来往应酬,商业业务甚少,账目一般清楚,资源共享负相抵。查沪行经理孙衡甫乃十足投机商人,经营冒失,吸收存款不过10余万元,做押款放款为数太滥,股票和不动产过多,尽属呆账,一部分以地产作押(地产所在多是偏僻地段),多数以兰格志橡皮股票作押,此外也有自购的橡皮股票,股灾后变废纸,核算资产负债,不独30万股本蚀尽,还要亏欠,外间啧有烦言,经股东诘责,被免去经理职务。

就像精彩影视剧一样,一号主角李铭,甫一亮相,就处C位,注定要由他改变浙行未来的命运。财政部决意清理续办浙行,藉资调剂。李、陈提议该行负债太多,原有股本需打六折(将四成股款用于弥补欠款损失),商股亏耗的四成股款由原股东以现金补足。财政部同意此法,严令改组,1912年2月17日,更名为中华民国浙江银行重开,修订银行章程,将股本本位由银两改用银元,按照1两等于1.5元的比价折算,资本金额定为银元300万元,分作2万股,每股150元。官商各半,官股仍照1万股计150万元补足四成,招集商股1万股计150万元,有补足四成者,也有不补者即按照六成股本填换新股票。后董事会议决,不足之数,以逐年公积金补足。

经过调整资本换发股票后,中华民国浙江银行实有官股3150股(计472500元),商股1669股(计250350元),合计股份4819股,实收资本722850元,内拨30万元作为上海分行的资本。商股有所减少的原因不言自明,银行亏损以致股本打折,商股股东吃了大亏后,一些人对前景失去信心,不愿补足股份,甚至撤出股份。

再次改组 权力博弈

中华民国浙江银行以朱葆三为第一任总理,因在接管清理工作中表露出卓越才华的李铭与陈朵如,均被提议为总行协理,不过,目光敏锐的李铭已经看出在这里官权太重,致多窒碍,难有作为,宁愿舍高就低,自请出任上海分行副经理——上海乃金融重镇,沪行有一定的经营自主权,可以一展理想抱负。只好任命陈朵如与朱衡斋为总行协理,何敬安任杭行经理,李铭任沪行副经理。果不出所料,因与官场格格不入,不到半年,在7月2日召开的股东临时会上,总理朱葆三与协理陈朵如、朱衡斋一同辞职,痼疾难医,业务萎靡,经营没有起色。

到1915年7月,银行又一次被迫改组,易行名为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图3),为削减旧账,要命的是将资本总额从300万降至100万元,额定股份总数从2万股降至1万股(图4为浙江实业银行伍佰股股票),每股定额也从150元减为100元,并要求官商比例仍为官六商四,赤裸裸的官进商退,股民们渐失耐心,最终实收股本只有77万元,商股勉强募齐,而官股扣除作为特别公积金用于清理银行旧账的20万元,实际只占30万元。官府将银行当做政府金库随意挪用钱款,而总行经理何敬安一味依靠官股力量,轻视商股利益,从而导致官商股之间激烈的权力博弈。


图3: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旧址。


图4:浙江实业银行伍佰股股票。

在市场化运作中,官场的做派不一定有用,“我爸是李刚”并非人人买账。因为官场奉行上行下效,欣赏下属的听话及奴性,陈朵如后来在回忆录里追记他与李铭代表军政府查核账目时到上海的情景,“次晨,朱晓南、朱衡斋到旅馆来访。朱晓南是贵州人,在浙江历任萧山知县和宁波道台。他在旅馆见到我们时,坐椅子只坐半个臀部,每答一句话必起立一次,以前清下属见上司卑躬屈膝的姿态,战战兢兢,使我们看了很好笑”,官办银行的行风,从中窥一斑而知全豹。

而商场如战场,“生意就是时机,是冒险与谨慎之间的战争”,商场奉“人脉即生意”为圭臬,讲究的是抢抓商机,生意伙伴要利益均沾,不食全鱼。两百年前的胡雪岩长袖善舞,就是用高智商经营人脉,得以从一个倒夜壶的小差役,逆袭为纵横捭阖的红顶商人。而处于官方严密控制之中的企业,往往会表露出以前国企的通病:人人有权,但人人做不了主,缺乏灵活经营权,参与竞争能力低下,不能完全遵守市场规则办事,丧失了自身的企业属性,管理混乱、人员冗杂、浪费惊人,最终的结局只能是效益低下,趋向破产。“作为官股股东的浙江官厅集投资人、管理者、监督者多重身份于一体,责权利不明确,当官商股出现矛盾、争执、对立时,官厅既是当事人,又要充当仲裁人,因此损害了公正、公平原则”。

商办银行的优势在于产权清晰,自主经营。李铭、陈朵如在上海分行的商业化改革,引发银行官商股及商股内部之间轩然大波。在李、陈等人努力下,1919年银行推行全面改革,迫走代表官股的实力人物总行经理何敬安,依靠增资,商股由以前的一半股份,增至八成多,赢得压倒性优势。其中,蒋抑卮(浙江兴业银行的实际掌控人)成为浙实银行最大商股股东,中国银行张嘉璈、交通银行钱永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海宁硖石商会会长徐申如(徐志摩的父亲)等也均有入股。银行控制权落在了商股股东手中,不再经营地方政府的业务,改为经营一般商业银行的业务。

1921年3月,为增资并修改章程,银行官商股东矛盾升级,关系进一步恶化,到了水火不容的境地,并由银行内部股东矛盾上升为银行与省政府、省议会的外部矛盾,因浙江省政府答应对该行因省政府借款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后又自食其言,以及官府欲恃权强行掌控董事会,激起商股股东们的强烈不满。经过长时间对峙僵持后,由于分歧无法消除,官府既无力增资,又苦于商股不断增资扩权发难,只得在1923年提出拆股分家,双方达成协议,取消官商合作,拆分股本,分为官办的浙江地方银行和商办的浙江实业银行,商股选择离开杭州前往上海发展。

“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官商分股事件,是中国近代金融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其对于建立健全经济金融类法律法规、规范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处理政府与企业的投资关系、完善企业制度、协调企业内部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等领域的实践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彻底分股,且行且珍惜

世事如棋局局新,高手过招,只有见招拆招,应对自如,平衡各方利益,才能有胜算。

摆脱了官府之控制与羁绊后,4月23日,商办的浙江实业银行在上海挂牌营业,36岁的李铭出任总经理(朱晓南为董事长)。1927年第二任董事长胡济生病故后,李铭继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有了充分施展的舞台。从此,该行在李铭的打理下,步步为营,信用昭著,业务进展迅猛,开始向效益卓著商业银行迈进,获利丰厚,每年分派股息均在一分至一分二厘之间。后来浙江实业银行与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为享誉全国的“南三行”,而这一美丽蝶变,归功于李铭与陈朵如两位银行管理奇才搭档的不懈努力。

尤其是在面对中国银行停兑风波时,李铭等人鼎助上海抵制停兑令的举动,赢得了业界的普遍赞誉。他担任国民政府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主任,浙实银行大力承销公债,积极扮演南京国民政府公债的“包销商”。之后的上海银行业公会中,李铭多次被选为董事,多次代表上海银行界参加全国性会议,李铭凭借着出众的才华,迅速在全国金融界树立了良好的口碑腔调,也成就了著名银行业领袖的逼格。李铭还一度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中国垦业银行等银行董事以及泰山保险公司、中国保险公司、中国建设银公司、上海市兴业信托社、泰和银公司、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董事。他当选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主席(理事长)十余年,成为银行同业联合的重要推手,更是借助同仁中的学缘、友缘等关系扩展到全国银行界,以此促成了一个以江浙籍银行家为核心的“江浙财阀”圈。

注释:

注1、《浙江地方实业银行董事会议决录》第一册,1918年2月17日,上档藏档,卷号Q270-1-5

注2、《浙江银行股东姓名权数清册》,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卷号Q270-1-42


从官商合办到官商分股——浙江银行早期的股份制史迹钩沉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时间:2020-01-03

□林振荣

2015年12月17日,在上海朵云轩拍卖有限公司举办的“2015秋季古籍艺术品专场拍卖”中,有一份“官商合办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远花红执照”悄然亮相(图1),因与古籍碑帖及连环画混杂一起上拍(揣度系隐身于善本夹层里才劫后余生幸存下来),其时艺术品拍卖尚未与专业金融票证拍卖完全共享信息,在金融票证收藏圈里知者寥寥,现场仅几个人举牌,从3000元起拍,经几十轮竞价,成交价却超逾11.5万元。这张股票的惊艳面世,很快引起了金融文献收藏圈的轰动,不久即几经易手,以15万元的高价被私人收藏家收入囊中。


图1:官商合办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远花红执照。

“永远花红”:创办人红股

冬日的阳光略显慵懒清冷,意外之发现令藏友们热情探讨,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竟温暖了上海金融票证收藏圈之寂寥淡季——这是不同凡响的晚清银行创始人红股股单,持股人可以享受永久红利分派,之前未见谱录图载,堪称中国金融票证文献之顶级珍品——是否属于中国最早的金融题材红股股票,有待做进一步的考证研究。

这份花红执照高宽分别为43和37.5厘米,竖式票型单色印刷,其样式类似于同时代的告示及执业凭证。票面虽没有繁复的设计或绚丽的色彩夺人眼球,白棉纸略嫌泛黄,一些水渍锈斑有碍观瞻,文字四周仅用简单的花纹线条围拢成碑式框饰,够不上精致漂亮,但内涵丰富,背后的故事耐人寻味,文献研究价值远超您的想象。该股票左端与存根联结,骑缝填注编号钤盖“奉办浙江银行关防”红印。除上端抬头“官商合办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远花红执照”横排呈现外,其余文字均竖行排列。票面文字标明:“官商合办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发给创办人永远花红执照事”,“本银行原定招集官商股本库平纹各壹佰万两,合共库平纹贰佰万两,先收集壹佰万两,业于宣统元年正月开办,所有官商创办人缔造经营,苦心毅力,成效昭著,各股东爰于宣统三年正月初七日开会公议,俟银行获有余利,除公积外,所有花红分作四十份开拆,内以七份援照广东自来水公司例,作为官商各创办人永远花红”。通篇采用官方慰勉告示性口吻,殊少股票应有的责权利约束的契约味道。

关于执照人信息,“兹查有朱衡斋创办人名下,应得花红柒厘伍,合行填给永远花红执照,由该创办人收执,一俟银行获有余利,即照应得花红数目,凭照支领,以垂久远,而示鼓励,须至执照者”,编号“浙字第伍号”,于宣统三年正月,由“总理朱晓南,协理樊时勋、朱衡斋,董事朱葆三、李薇庄、方楚漳、胡济生、杨寿同”联名签名钤章,加盖朱色“奉办浙江银行关防”为凭。

难能可贵的是该股票还附带了一张“官商合办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发给创办人永远花红成数”(图2),参考《浙江银行章程》第五十三条规定,较为简洁地阐释了创办人永远花红分配方案:“每年大结账后所得余利,作为160份,以20份为公积,100份归股东,40份归监督、副监督、总协理、董事、查账人为酬劳及各人员花红”。为感谢官商创始人缔造之功,赠送每人红股股单,享受永久红利分派,合计占“所有花红分作40份”中的7份开拆,其中“官股发起人一人应得四十份中之两份,增抚宪两份”(属于赠直接领导之干股,查当时的浙江巡抚为增韫,布政使为颜钟骥)。除两位官员外,“商股发起兼创办人(核心层)十人共应得四十份中之伍份,又化作伍拾份开拆:董季友(即劝业道董元亮,兼任银行监督,负责‘督率稽查本银行一切事务’,职权类似于董事长,银行一号领导人)七份五,朱晓南(总理)七份五,樊时勋(协理)七份五,朱衡斋(协理)七份五,以上四人各得五十份中之七份五,合共三十份,亦即四十份中之三份”;董事“朱葆三三份三,戴敦川三份三,楼映斋三份三,李薇庄三份三,杨汉汀三份三,杨寿同三份三,以上六人各得五十份中之三份三厘,合共二十份,亦即四十份中之两份”。


图2:官商合办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发给创办人永远花红成数。

从文字解析可知,官商创始人永远花红在酬劳花红总额(即全行员工奖金)四十份中合计占七份,约占17.5%;按照贡献大小分三种奖级,官股>管理层>大股东,依次分等奖励。据此也可估算当年“创办人永远花红”仅签发12份,无怪乎留存于今者凤毛麟角。

这张宣统三年正月签发的花红执照属于为酬谢缔造功臣、补偿创业风险,表达“优待”之盛情的创办人红股股票。无须出资而获奖励的红股一般只分红利,不分官利,无议决权,早在中国第一部公司法——1903年12月25日正式颁布实施的晚清《公司律》第201条中对优先股与特殊的优先股就做出规范,其发行条件并无特别限制,只规定亏损者不得以股本分派股息,另外,在《公司律》第125条、第201条及第187条就优先股发行及其盈余利息的分派还做过具体规定。

股份制分红讲究信息透明,对股东广而告之,这份花红执照,估计在当时属于不能公之于众的银行内部分配秘密,否则将会落下利用职权中饱私囊的把柄。票中特别注明“援照广东自来水公司例”,亦属事先为自己开脱的说辞,在今天作为体现大股东责权利相统一再正常不过的激励形式,在当时其执行合法性未得到法律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只能采取隐秘的有价证券股票方式得以实现,这也算是一种无奈举动吧。

这张永远花红貌似获益可观,其实并未给受奖人带来什么好处,据史料载,不出一年,即民国元年浙江银行改组为中华民国浙江银行,这项红股便被取消发放,至1915年改组为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后,该红股股单被宣布无效并收回(注1)。

创业艰难坎坷多,浙江银行之历史渊源

从沿革上看,浙江银行的前身是由官府在杭州扇子巷缔造的浙江官银号(官钱局)。

1908年4月,浙江官府从布政使(藩库)、盐运使(运)、杭关道(关)、粮储道(道)、善后局、厘饷局、铜元局等各机关筹资五十万元(合35万两),创建浙江官银号,将其置于督抚监理之下,招募有专业经验的钱庄人员承办业务,允许发钞,收解关税,筹措公款为官府应急,调剂本地市场银根张弛,十足的官办官督商营性质。虽享官办特权,但因只设杭州总局一处,在省内外并未设分支机构,故在公款汇解方面无法与其他钱庄票号一争高下,只在发行钞票时有利可图。终因浙省财政匮乏,官府收入十分有限,不得不经常向民间借贷,实际上官银号只起到了由旧式钱号向新式银行之过渡作用。不到一年,继任浙江巡抚增韫即前后两次上奏,请求批准将官银号改设为新式银行,到翌年五月(1909年6月)获准改组,遂着手筹设事宜。

于是,宣统元年十一月廿七日(1910年1月8日),先参照《公司律》及《银行通行则例》,完成在农商部注册,由度支部核准并发给执照。为确保官商双方沟通想法精诚合作,各方投资者共同签订了《官商合办浙江银行合同》(共八条)与《浙江银行章程》(共七章五十六条),经浙江巡抚部院核准后生效,从而为银行构建起股份有限责任制度框架,明确规定了股东应有的责权利,声明各股东在股份(出资额)以外不负亏欠偿付责任。营业年限自开业日起,以三十年为满期,届时应否展期,由股东会议决。营业年限未满以前,股本银两不得随时提用,亦不准藉词挪借。凡将股票卖出或让与他人时,双方必须在股票背面载明年月日,签名画押,并各自随时函咨银行,以便登注,但享受此股票权利时,必须交银行查验,以杜绝假冒。原给股票若有遗失,即须报明银行,并登报声明作废,仍须等到三个月后取得确实担保,方准补给。

筹备就绪后,浙江银行于宣统元年十二月(1910年1月)正式开业。虽然创立时间晚于浙江兴业银行及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但因承袭浙江官银号衣钵,仍被视作浙江省现代银行业之始。

浙江银行采取总分行制,不久即增设上海分行。除总办朱晓南驻杭州外,会办樊时勋与朱衡斋均常驻上海,钞票发行也是杭沪两行各半。杭行址杭州扇子巷,经理丁以成;沪行在上海北京路39号,经理孙衡甫(1911年孙离职出任四明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接替者高宝坤)。1911年,在广东省城开办分行(即广州粤行),开办资本为库平银10万两,经理为周永年。后一度还在香港设立分理处。

该行经营一般商业银行之存款、放款、汇兑、兑换银钱、发行期票汇票等业务,也拥有经理官款之汇解划拨、关丁漕盐厘等款项之出纳特权,承担救济同业扶助实业的责任义务,兼及地方银行与商业银行两种职能。

股东会是银行的最高权力机关,由董事局招集,原定每年春夏两季各开一次定期会,但浙江银行官商合办命运多舛,仅存世两年左右,为应对不断出现的变故,期间前后一共开了四次股东会。(见附表一)

方兴未艾,宏图未展,即遭遇辛亥革命之冲击,银行业出现大面积亏损,该行“亏蚀甚巨”,尤其是沪行“光复以前押款之损失为数孔巨”,只能以资本打折来弥补,无奈清理更名为“中华民国浙江银行”,主营财政性金融业务,也多亏少盈,每况愈下。到1914年7月失去了代理浙省金库资格之后,遂于1915年7月决定调整业务,改组为“浙江地方实业银行”,额定资本100万元,官六商四,主动放弃纸币发行特权及收回前发纸币(所幸无过分滥发纸币现象,故收回销毁较为彻底,钞票实物留存稀少),改向中国银行领用兑换券,开创了华资银行领券先例。服务对象及盈利来源从依赖政府财政转向扶助工商实业及金融业,仍为官商合办,内耗严重。

这种不尴不尬的情形一直维持到1923年。由于商股股东与官股股东在资本份额、人事权力及业务发展等重大问题上分歧加剧,矛盾不可调和,3月23日,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正式决定拆股分家,分道扬镳,官股改称浙江地方银行(辖杭州、兰溪、海门三分行),总管理处设于杭州,原有的上海分行划归商股经营,改称浙江实业银行(辖汉口分行),各自营业,两家银行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浙江地方银行先后由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控股,人事权由省及中央政权联合掌控,根据政府所赋予的各种权责拓展业务,相形之下,并没有像浙江实业银行那样发展成为有全国影响力的明星银行。

“甜蜜的初恋”:官商最初的集股合办

回望浙江银行创办之“初心”:以“维持地方经济兼提倡实业”为宗旨,模仿新式银行,浙江地方官府与商人确实表现出创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齐心协力,共同出资创设,采用股份有限公司制度。在面向民间招股时,规定实名制(写明姓名、籍贯),不收外国人股份,也不允许中国人将股份转卖给外国人;额定资本为库平银200万两,分为2万股,每股银100两,官商各占一半股份即1万股,浙江地方政府应拨本省官款100万两,另招集商股100万两。总行设于杭州,在浙江主要城市和上海、汉口两个中心城市设立分支机构。

但流年不利,银行初创当年(宣统二年1910),中国就爆发橡皮股灾,在几日之间,每股橡皮股票(原价十先令、发行价格不到六两银子),从最高时每股平均九十多两规银,急跌到三两不到,而且有卖无买,橡皮股票崩盘,人们谈股色变。上海最大的市民股票交易所——众业公所倒闭,钱庄票号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下。深受牵累的浙江银行招股并不顺利,实筹资本刚过注册资本的四分之一,仅为库平银542188两(合5421.88股),其中官股30万两(3000股),出资者浙省官府下属的藩库、漕运库和厘饷局三方,其中藩库(布政使司金库)出资20万两认股2000股,运库(盐运使司金库)出资6.65万两认股665股,厘饷局出资3.35万两认股335股,比起前身浙江官钱局的35万两,官方资本不增反降,减少5万两,已缩水了14%(注2)。商股也只有242188两(合2421.88股),官商合资比例“官六商四”,股本并未一次收足。直到宣统二年元月初八日(1910年2月17日),召开第一次股东会时,该银行实有股份总数为4419股,其中官股2971股,商股仅为1448股。

官商筹资的捉襟见肘,导致银行等米下锅,经营范围狭小,只能集中在发行钞票、代理省库收支方面,加上制度频改、机构臃肿、管理不当,造成了亏损严重。

非富即贵:士农工商精英众筹

浙江银行初创,股份分官股(政府资本)和商股(民间资本)两种。虽银行合同规定:“无论官股商股,同为浙江银行股东,应受《浙江银行章程》之拘束,毋得抑勒或侵越权限。”如果违反上述规定,则准许各股东抽股(亦即撤回股份)。但官股总是高高在上,睥睨一切。

由于每股认购价高达库平银100两,普通市民及小贩很难具备投资条件,能够出资成为商股股东的都是非富即贵阶层,即上海的买办阶级、士(官员)农(乡绅)工(实业家)商(商人)各阶层精英,其中商股大股东(拥有40股以上股份可当选为董事)(见附表二)。

浙江银行规定股银官息(即官利)按周年六厘(6%)计算,即每股每年可分得官利银6两,以交股银的次日起扣至来年是日止为一周年,股银官息的发给为一年一次。股东除分享官利外,还可分享股东红利(占官利分派后盈余中的62.5%份额)。银行添招股份时,应尽量先让旧股东认购,如旧股东不购方招新股。

同床异梦,官商矛盾不可调和

官商合办的浙江银行,未等合久先必分——道不同,难相与谋。

光复后的浙江财政匮乏,全省厘金停征,厘卡一律停办,银行业务几近停顿。承蒙浙江军政府都督汤寿潜的赏识,从日本留学归国的李铭与陈朵如,被军政府指派赴浙江银行作接管大员,辛亥年冬(1911年年底至1912年年初)会同商股股东清查账目。据查报,杭行账目多记与各衙门及官僚来往应酬,商业业务甚少,账目一般清楚,资源共享负相抵。查沪行经理孙衡甫乃十足投机商人,经营冒失,吸收存款不过10余万元,做押款放款为数太滥,股票和不动产过多,尽属呆账,一部分以地产作押(地产所在多是偏僻地段),多数以兰格志橡皮股票作押,此外也有自购的橡皮股票,股灾后变废纸,核算资产负债,不独30万股本蚀尽,还要亏欠,外间啧有烦言,经股东诘责,被免去经理职务。

就像精彩影视剧一样,一号主角李铭,甫一亮相,就处C位,注定要由他改变浙行未来的命运。财政部决意清理续办浙行,藉资调剂。李、陈提议该行负债太多,原有股本需打六折(将四成股款用于弥补欠款损失),商股亏耗的四成股款由原股东以现金补足。财政部同意此法,严令改组,1912年2月17日,更名为中华民国浙江银行重开,修订银行章程,将股本本位由银两改用银元,按照1两等于1.5元的比价折算,资本金额定为银元300万元,分作2万股,每股150元。官商各半,官股仍照1万股计150万元补足四成,招集商股1万股计150万元,有补足四成者,也有不补者即按照六成股本填换新股票。后董事会议决,不足之数,以逐年公积金补足。

经过调整资本换发股票后,中华民国浙江银行实有官股3150股(计472500元),商股1669股(计250350元),合计股份4819股,实收资本722850元,内拨30万元作为上海分行的资本。商股有所减少的原因不言自明,银行亏损以致股本打折,商股股东吃了大亏后,一些人对前景失去信心,不愿补足股份,甚至撤出股份。

再次改组 权力博弈

中华民国浙江银行以朱葆三为第一任总理,因在接管清理工作中表露出卓越才华的李铭与陈朵如,均被提议为总行协理,不过,目光敏锐的李铭已经看出在这里官权太重,致多窒碍,难有作为,宁愿舍高就低,自请出任上海分行副经理——上海乃金融重镇,沪行有一定的经营自主权,可以一展理想抱负。只好任命陈朵如与朱衡斋为总行协理,何敬安任杭行经理,李铭任沪行副经理。果不出所料,因与官场格格不入,不到半年,在7月2日召开的股东临时会上,总理朱葆三与协理陈朵如、朱衡斋一同辞职,痼疾难医,业务萎靡,经营没有起色。

到1915年7月,银行又一次被迫改组,易行名为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图3),为削减旧账,要命的是将资本总额从300万降至100万元,额定股份总数从2万股降至1万股(图4为浙江实业银行伍佰股股票),每股定额也从150元减为100元,并要求官商比例仍为官六商四,赤裸裸的官进商退,股民们渐失耐心,最终实收股本只有77万元,商股勉强募齐,而官股扣除作为特别公积金用于清理银行旧账的20万元,实际只占30万元。官府将银行当做政府金库随意挪用钱款,而总行经理何敬安一味依靠官股力量,轻视商股利益,从而导致官商股之间激烈的权力博弈。


图3: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旧址。


图4:浙江实业银行伍佰股股票。

在市场化运作中,官场的做派不一定有用,“我爸是李刚”并非人人买账。因为官场奉行上行下效,欣赏下属的听话及奴性,陈朵如后来在回忆录里追记他与李铭代表军政府查核账目时到上海的情景,“次晨,朱晓南、朱衡斋到旅馆来访。朱晓南是贵州人,在浙江历任萧山知县和宁波道台。他在旅馆见到我们时,坐椅子只坐半个臀部,每答一句话必起立一次,以前清下属见上司卑躬屈膝的姿态,战战兢兢,使我们看了很好笑”,官办银行的行风,从中窥一斑而知全豹。

而商场如战场,“生意就是时机,是冒险与谨慎之间的战争”,商场奉“人脉即生意”为圭臬,讲究的是抢抓商机,生意伙伴要利益均沾,不食全鱼。两百年前的胡雪岩长袖善舞,就是用高智商经营人脉,得以从一个倒夜壶的小差役,逆袭为纵横捭阖的红顶商人。而处于官方严密控制之中的企业,往往会表露出以前国企的通病:人人有权,但人人做不了主,缺乏灵活经营权,参与竞争能力低下,不能完全遵守市场规则办事,丧失了自身的企业属性,管理混乱、人员冗杂、浪费惊人,最终的结局只能是效益低下,趋向破产。“作为官股股东的浙江官厅集投资人、管理者、监督者多重身份于一体,责权利不明确,当官商股出现矛盾、争执、对立时,官厅既是当事人,又要充当仲裁人,因此损害了公正、公平原则”。

商办银行的优势在于产权清晰,自主经营。李铭、陈朵如在上海分行的商业化改革,引发银行官商股及商股内部之间轩然大波。在李、陈等人努力下,1919年银行推行全面改革,迫走代表官股的实力人物总行经理何敬安,依靠增资,商股由以前的一半股份,增至八成多,赢得压倒性优势。其中,蒋抑卮(浙江兴业银行的实际掌控人)成为浙实银行最大商股股东,中国银行张嘉璈、交通银行钱永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海宁硖石商会会长徐申如(徐志摩的父亲)等也均有入股。银行控制权落在了商股股东手中,不再经营地方政府的业务,改为经营一般商业银行的业务。

1921年3月,为增资并修改章程,银行官商股东矛盾升级,关系进一步恶化,到了水火不容的境地,并由银行内部股东矛盾上升为银行与省政府、省议会的外部矛盾,因浙江省政府答应对该行因省政府借款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后又自食其言,以及官府欲恃权强行掌控董事会,激起商股股东们的强烈不满。经过长时间对峙僵持后,由于分歧无法消除,官府既无力增资,又苦于商股不断增资扩权发难,只得在1923年提出拆股分家,双方达成协议,取消官商合作,拆分股本,分为官办的浙江地方银行和商办的浙江实业银行,商股选择离开杭州前往上海发展。

“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官商分股事件,是中国近代金融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其对于建立健全经济金融类法律法规、规范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处理政府与企业的投资关系、完善企业制度、协调企业内部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等领域的实践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彻底分股,且行且珍惜

世事如棋局局新,高手过招,只有见招拆招,应对自如,平衡各方利益,才能有胜算。

摆脱了官府之控制与羁绊后,4月23日,商办的浙江实业银行在上海挂牌营业,36岁的李铭出任总经理(朱晓南为董事长)。1927年第二任董事长胡济生病故后,李铭继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有了充分施展的舞台。从此,该行在李铭的打理下,步步为营,信用昭著,业务进展迅猛,开始向效益卓著商业银行迈进,获利丰厚,每年分派股息均在一分至一分二厘之间。后来浙江实业银行与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为享誉全国的“南三行”,而这一美丽蝶变,归功于李铭与陈朵如两位银行管理奇才搭档的不懈努力。

尤其是在面对中国银行停兑风波时,李铭等人鼎助上海抵制停兑令的举动,赢得了业界的普遍赞誉。他担任国民政府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主任,浙实银行大力承销公债,积极扮演南京国民政府公债的“包销商”。之后的上海银行业公会中,李铭多次被选为董事,多次代表上海银行界参加全国性会议,李铭凭借着出众的才华,迅速在全国金融界树立了良好的口碑腔调,也成就了著名银行业领袖的逼格。李铭还一度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中国垦业银行等银行董事以及泰山保险公司、中国保险公司、中国建设银公司、上海市兴业信托社、泰和银公司、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董事。他当选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主席(理事长)十余年,成为银行同业联合的重要推手,更是借助同仁中的学缘、友缘等关系扩展到全国银行界,以此促成了一个以江浙籍银行家为核心的“江浙财阀”圈。

注释:

注1、《浙江地方实业银行董事会议决录》第一册,1918年2月17日,上档藏档,卷号Q270-1-5

注2、《浙江银行股东姓名权数清册》,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卷号Q27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