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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

——中国通商银行股份制史迹钩沉(二)

发布时间:2019-11-29 10:26:21    作者: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林振荣

以汇丰为准:股份构成及资本结构

万事开头难。“当时我国无银行法令及成例可援,故一切组织管理及营业规则,皆参照外商银行成例,而益求谨严”。于是,盛宣怀与富商张振勋等人就仿照英商汇丰银行之规制,先后拟定了《开设银行条议》和《公议中国银行大概章程》等,对如何招商集股、怎样组织管理以及利润分配等原则问题作了规范说明。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12月,清政府正式批准招商集股,年后敲定新式银行总股本规银500万两,分为5万股,每股100两。图1应该是中国通商银行最早的老股票式样,它与该行所发行的钞票风格一脉相承——正背中英文双体,迄今未发现股票实物。

图1银行创立时所发股票样式

创业艰难磨折多,在一个保守势力根深蒂固的国度,尚空谈不干实事的人要比实干家多出不知多少倍,反正不做事就不会有错,多干的人必有错,要干成一件前无古人的事情经历多少坎坷,可以想见,我们从有限的记载里可以初见端倪。

有关招商集股的风险,中国人已经有了1883年股灾的切肤之痛——“招集商股自癸未、甲申大败之后,股票赔亏过巨”,承办者往往倾家荡产,犹有余累。提及“官办企业”的前车之鉴,股民心有余悸,“盖中国公司集股时,官则代为招徕,股散时官则置之不理,是以视为畏途,无敢再与股份者”。鉴于当时官商合办其名不彰,社会招股风气尚未大开,盛宣怀虽然对筹股之困难作了充分的考虑和预案,还是遇到许多阻遏与煎熬,“招股之始,先在招商局办理挂号手续,照西例挂号章程,先收股银十成之一,计每股先收挂号银伍两,派陈辉德经理其事,商股踊跃响应,时适总理衙门对呈送章程,有咨文驳结,因而闻者疑沮,谣议纷纷,谓银行办好,官必苛勒无已。商股请退者,达六七十万两,挂号者绝迹,大功几堕”,面对来自官方的驳诘,盛痛彻心扉,“驰书力争,旋得总署亲王大臣密开咨函”,联名恭亲王、庆亲王、荣禄、翁同龢、李鸿章等十一位肱骨大臣安抚,公告衷肠,“查设立银行一事,本处日前咨询各节,系为顾全大局起见,并无益上损下之意,诚以事当创始,不厌详求,章程苟有未妥,正不妨悉心商榷,务令有利无弊,以期折衷至当,实无抑勒苛绳商人之见存也”,再请“详细酌核,及早开办,如有未尽事宜,仍随时饬令绅董妥议,慎始图终,务望坚守一‘信’字,使中外咸孚,远近皆服,庶要举勿堕半途,是所至盼”。刊布后,群疑始释,好事多磨,“从知前贤创业之不易,其缔造之艰辛,有如是者”。然后“转饬各总董详筹妥议,逐款核复,具见相时度势,斟酌变通之意”,为避免影响开办,盛向清廷请求“如一时难于集数,拟拨借北洋发商生息之官款,暂为垫足”,并保证“待开办后,果有利益,商股易于招集,陆续拨还官款”,决无短少。

根据《章程》第六、七条规定可知,“本银行资本规银五百万两,分作五万股,每股一百两”,第一次缴股款银50两(合计250万两),给予息折,原计划待第二次续付银25两,第三次续付银25两(须待总董议定日期后登报知会续付)之后,销毁原发息折,另换新股票。因已发之息折票式(第一次股本)有两种,有所不便,故重新印制新股票,并将利息表刊附股票之内,做一体更换。同时也可据此推断,通商银行的股本从开办之初起就只付了半数,之后再未补齐。

至于具体股额缴纳办法,“至交收股银或就近交各处招商、电报两局代收,由该局先行出具收条,再寄本总行换给收单,抑或通寄上海本总行交纳给单,均听其便,统峻股票填齐,再行换给”。为稳妥记,“先收股本银二百五十万两,盛大臣认招商轮船、电报两局华商股份一百万两,各总董认招华商股份一百万两,其余五十万两,应听各口岸、各省会华商投股。自登报之日起,上海本地以一个半月为限,各口岸、各省会以三个月为限,照西法先行挂号,限满截数。凡投股者,准给股份,数目应听总董核给”。

从以上股份统计可见,合计42627股,资本银2231350两,盛宣怀名下的股金占总股本的32.7%(包括他本人及代其他官僚如李鸿章等投资达73万两),盛宣怀任督办的招商局和电报局分别投资80万两和20万两,其他真正属于各地纯粹商人投资的股份为数极少。

关于股份制银行的性质,盛宣怀同各总董拟订银行章程22条,奏明“权归总董,利归商股”,全部商股采用股份制,商款商办。盛宣怀鉴于招商局“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导致的官商股不分后患无穷,他一再强调创办银行乃“商家之事”,“商不信,则力不合;力不合,则事不成”,因而银行应该“照泰西商例,悉由商董自行经理”,银行应归“商办”,主张“合天下之商力,以办天下之银行”,反对“官办”,银行若“执官府制度,运贸易之经纶,恐窒碍滋多,流弊斯集”(注3)——通商银行开业时曾要求户部100万两白银存款,垫足股本,有人据此认定其“官商合办”,实属“商借”,“议分五年摊还,至光绪二十八年如约还清,纯留商股”——为了打消商人的顾虑,公宣点破官款投向银行不作为股份,而作为暂借,“官担保护之责而不管事”,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利益均沾方法,“若无官本,官无利益,官必不认保护之权”,同时俟开办后陆续归还官款,又可避免官方染指中国通商银行的经营。

关于银行利润分配,《章程》第九条规定“本银行照西例,按六个月结账,股东官利,拟定长年八厘,如八厘之外盈余,即为余利,应由总董股东公议,先酌提公积若干及分给总分各行董事人等酬劳若干,其余按十成分,计以八成分给股东,以二成报效国家,借答国家专准本银行行银票、铸银钱,存放官本,汇兑公款及一切保护维持之利益。至公积,俟提五百万两应否停止,届时再由总董酌议办理”。其实这也是当时形势所需,正如严信厚所评:“招集商股自癸未、甲申大败之后,股票赔亏过巨,自此集股之说无人过问。以目前光景而论,银行招股想亦不难。惟须酌定官利,方足以广招徕”(注4)。

钩玄提要,商办股份制的现代经营

中国通商银行,按照现代股份制银行经营规则运行,强调“悉照西例”、“以汇丰为准”,旨在扬西方资本主义经营之长,避中国封建经营之短。

——“借用外才,徵用客卿”。《章程》第三条规定“银行用人办事,悉以汇丰章程为准则”,“本行奏明用人办事,悉以汇丰为准而参酌之,不用委员而用董事,不刻关防而用图记,尽除官场习气,俱遵商务规矩,绝不拘情,毫无私意,总期权归总董,利归股商,中外以信相孚,出入以实为重”,“必需除去官场气习,皆用熟悉商务之人”。《章程》第十五条“上海总行大班,已延定英人美德伦,系在汇丰银行数十年,熟悉中西银行生意,买办(后称华大班)已延定陈笙郊,系钱业董事,声望素著,众所交推,仍照西例,分取荐保单存库。其应予权柄,各总董会议,给付单据。其本行应用洋人,归美德伦选荐,应用华人,归陈笙郊选荐,均须熟手,以专责成”。而且在总行和重要口岸的分行都用洋人为大班,掌握业务上经营上的权力:凡是一切存款,放款,资金运用,押品处理,签订合约,选用职员等等,大班都有权决定。章程强调“生意出入银钱,均归大班主政,买办辅之”,但同时又保留总董在用人和大政方针的最后决定权,这种经营权和人事决策权分离,有利于银行的商业化经营。

盛宣怀极想得到银行督理一职,但遭遇张之洞等的反对,只好避嫌。盛遂提议由清廷简派大臣,遴选各省公正殷实之绅商,举为总董,以号召华商招集股本银。根据股份多少择定董事会成员,藉以扭转官僚机构对金融业之垄断。事实上盛承担的是中国通商银行董事局主席职责,遇事公董协商,并非如当时社会上种种对盛的非难之所言,大权独揽。

盛宣怀推荐张振勋、叶成忠、严信厚、朱葆三、杨文骏、刘学洵、严滢等9人为总董,均有工商界金融界巨擘身份,实属精通商务深孚众望之人,赢得了商人的信任,故入股非常积极,“此间商人见章程尽善,多愿附股”,“须速挂号,股份甚挤”。说起中国通商银行五十年发展史中的关键人物,肯定绕不开该行的这些浙江籍金融巨擘,三任华大班皆为“宁绍帮”,上表总董人选里浙江人超逾六成以上。

——会计制度以西方银行为蓝本,账册、簿据全用英文。《章程》第二十二条规定记账用英文,“本银行每届半年,须将一切款项,核结清楚,照汇丰办法,由总理洋人刊印总册,分送各股东及公家存查,至刊送以结帐后三个月为限,不得再迟”。采用洋大班制度及英文记账制度的好处,一是可以直接与国际接轨,向洋人学习先进的经营理念与经验,师夷长技,尽快掌握近代银行信贷业的运营规律;二是可以通过与外商银行合作,借以通融中外金融,抵制清政府及一些封建金融机构的干扰和纠缠,具有自我保护意识和灵活性。为了取得“外滩银行”的地位,通商银行还申请加入了外商银行同业公会。这种向西方学习的趋向使其为中国金融业培养了一批人才,其佼佼者如宋汉章、陈布雷等。

——借官场资源,为银行排忧解难,极尽庇护之责。盛宣怀利用担任督办铁路大臣的职权,为通商银行争取到大笔铁路外债存款,1905年底,沪宁铁路在通商银行的存款达254万两,占全行存款的三分之二。在应对清政府与通商银行的分歧冲突中,盛宣怀站在商人的立场上,同政府交涉,据理力争,几次使通商银行逢凶化吉,避免遭受官方的盘剥。这种态度使国家对通商银行不至于手伸得太长,维护了通商银行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

【注释】

注3. 汪熙主编:《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注4. 谢俊美,中国通商银行: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Z].上海人民出版社。


“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

——中国通商银行股份制史迹钩沉(二)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时间:2019-11-29

□林振荣

以汇丰为准:股份构成及资本结构

万事开头难。“当时我国无银行法令及成例可援,故一切组织管理及营业规则,皆参照外商银行成例,而益求谨严”。于是,盛宣怀与富商张振勋等人就仿照英商汇丰银行之规制,先后拟定了《开设银行条议》和《公议中国银行大概章程》等,对如何招商集股、怎样组织管理以及利润分配等原则问题作了规范说明。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12月,清政府正式批准招商集股,年后敲定新式银行总股本规银500万两,分为5万股,每股100两。图1应该是中国通商银行最早的老股票式样,它与该行所发行的钞票风格一脉相承——正背中英文双体,迄今未发现股票实物。

图1银行创立时所发股票样式

创业艰难磨折多,在一个保守势力根深蒂固的国度,尚空谈不干实事的人要比实干家多出不知多少倍,反正不做事就不会有错,多干的人必有错,要干成一件前无古人的事情经历多少坎坷,可以想见,我们从有限的记载里可以初见端倪。

有关招商集股的风险,中国人已经有了1883年股灾的切肤之痛——“招集商股自癸未、甲申大败之后,股票赔亏过巨”,承办者往往倾家荡产,犹有余累。提及“官办企业”的前车之鉴,股民心有余悸,“盖中国公司集股时,官则代为招徕,股散时官则置之不理,是以视为畏途,无敢再与股份者”。鉴于当时官商合办其名不彰,社会招股风气尚未大开,盛宣怀虽然对筹股之困难作了充分的考虑和预案,还是遇到许多阻遏与煎熬,“招股之始,先在招商局办理挂号手续,照西例挂号章程,先收股银十成之一,计每股先收挂号银伍两,派陈辉德经理其事,商股踊跃响应,时适总理衙门对呈送章程,有咨文驳结,因而闻者疑沮,谣议纷纷,谓银行办好,官必苛勒无已。商股请退者,达六七十万两,挂号者绝迹,大功几堕”,面对来自官方的驳诘,盛痛彻心扉,“驰书力争,旋得总署亲王大臣密开咨函”,联名恭亲王、庆亲王、荣禄、翁同龢、李鸿章等十一位肱骨大臣安抚,公告衷肠,“查设立银行一事,本处日前咨询各节,系为顾全大局起见,并无益上损下之意,诚以事当创始,不厌详求,章程苟有未妥,正不妨悉心商榷,务令有利无弊,以期折衷至当,实无抑勒苛绳商人之见存也”,再请“详细酌核,及早开办,如有未尽事宜,仍随时饬令绅董妥议,慎始图终,务望坚守一‘信’字,使中外咸孚,远近皆服,庶要举勿堕半途,是所至盼”。刊布后,群疑始释,好事多磨,“从知前贤创业之不易,其缔造之艰辛,有如是者”。然后“转饬各总董详筹妥议,逐款核复,具见相时度势,斟酌变通之意”,为避免影响开办,盛向清廷请求“如一时难于集数,拟拨借北洋发商生息之官款,暂为垫足”,并保证“待开办后,果有利益,商股易于招集,陆续拨还官款”,决无短少。

根据《章程》第六、七条规定可知,“本银行资本规银五百万两,分作五万股,每股一百两”,第一次缴股款银50两(合计250万两),给予息折,原计划待第二次续付银25两,第三次续付银25两(须待总董议定日期后登报知会续付)之后,销毁原发息折,另换新股票。因已发之息折票式(第一次股本)有两种,有所不便,故重新印制新股票,并将利息表刊附股票之内,做一体更换。同时也可据此推断,通商银行的股本从开办之初起就只付了半数,之后再未补齐。

至于具体股额缴纳办法,“至交收股银或就近交各处招商、电报两局代收,由该局先行出具收条,再寄本总行换给收单,抑或通寄上海本总行交纳给单,均听其便,统峻股票填齐,再行换给”。为稳妥记,“先收股本银二百五十万两,盛大臣认招商轮船、电报两局华商股份一百万两,各总董认招华商股份一百万两,其余五十万两,应听各口岸、各省会华商投股。自登报之日起,上海本地以一个半月为限,各口岸、各省会以三个月为限,照西法先行挂号,限满截数。凡投股者,准给股份,数目应听总董核给”。

从以上股份统计可见,合计42627股,资本银2231350两,盛宣怀名下的股金占总股本的32.7%(包括他本人及代其他官僚如李鸿章等投资达73万两),盛宣怀任督办的招商局和电报局分别投资80万两和20万两,其他真正属于各地纯粹商人投资的股份为数极少。

关于股份制银行的性质,盛宣怀同各总董拟订银行章程22条,奏明“权归总董,利归商股”,全部商股采用股份制,商款商办。盛宣怀鉴于招商局“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导致的官商股不分后患无穷,他一再强调创办银行乃“商家之事”,“商不信,则力不合;力不合,则事不成”,因而银行应该“照泰西商例,悉由商董自行经理”,银行应归“商办”,主张“合天下之商力,以办天下之银行”,反对“官办”,银行若“执官府制度,运贸易之经纶,恐窒碍滋多,流弊斯集”(注3)——通商银行开业时曾要求户部100万两白银存款,垫足股本,有人据此认定其“官商合办”,实属“商借”,“议分五年摊还,至光绪二十八年如约还清,纯留商股”——为了打消商人的顾虑,公宣点破官款投向银行不作为股份,而作为暂借,“官担保护之责而不管事”,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利益均沾方法,“若无官本,官无利益,官必不认保护之权”,同时俟开办后陆续归还官款,又可避免官方染指中国通商银行的经营。

关于银行利润分配,《章程》第九条规定“本银行照西例,按六个月结账,股东官利,拟定长年八厘,如八厘之外盈余,即为余利,应由总董股东公议,先酌提公积若干及分给总分各行董事人等酬劳若干,其余按十成分,计以八成分给股东,以二成报效国家,借答国家专准本银行行银票、铸银钱,存放官本,汇兑公款及一切保护维持之利益。至公积,俟提五百万两应否停止,届时再由总董酌议办理”。其实这也是当时形势所需,正如严信厚所评:“招集商股自癸未、甲申大败之后,股票赔亏过巨,自此集股之说无人过问。以目前光景而论,银行招股想亦不难。惟须酌定官利,方足以广招徕”(注4)。

钩玄提要,商办股份制的现代经营

中国通商银行,按照现代股份制银行经营规则运行,强调“悉照西例”、“以汇丰为准”,旨在扬西方资本主义经营之长,避中国封建经营之短。

——“借用外才,徵用客卿”。《章程》第三条规定“银行用人办事,悉以汇丰章程为准则”,“本行奏明用人办事,悉以汇丰为准而参酌之,不用委员而用董事,不刻关防而用图记,尽除官场习气,俱遵商务规矩,绝不拘情,毫无私意,总期权归总董,利归股商,中外以信相孚,出入以实为重”,“必需除去官场气习,皆用熟悉商务之人”。《章程》第十五条“上海总行大班,已延定英人美德伦,系在汇丰银行数十年,熟悉中西银行生意,买办(后称华大班)已延定陈笙郊,系钱业董事,声望素著,众所交推,仍照西例,分取荐保单存库。其应予权柄,各总董会议,给付单据。其本行应用洋人,归美德伦选荐,应用华人,归陈笙郊选荐,均须熟手,以专责成”。而且在总行和重要口岸的分行都用洋人为大班,掌握业务上经营上的权力:凡是一切存款,放款,资金运用,押品处理,签订合约,选用职员等等,大班都有权决定。章程强调“生意出入银钱,均归大班主政,买办辅之”,但同时又保留总董在用人和大政方针的最后决定权,这种经营权和人事决策权分离,有利于银行的商业化经营。

盛宣怀极想得到银行督理一职,但遭遇张之洞等的反对,只好避嫌。盛遂提议由清廷简派大臣,遴选各省公正殷实之绅商,举为总董,以号召华商招集股本银。根据股份多少择定董事会成员,藉以扭转官僚机构对金融业之垄断。事实上盛承担的是中国通商银行董事局主席职责,遇事公董协商,并非如当时社会上种种对盛的非难之所言,大权独揽。

盛宣怀推荐张振勋、叶成忠、严信厚、朱葆三、杨文骏、刘学洵、严滢等9人为总董,均有工商界金融界巨擘身份,实属精通商务深孚众望之人,赢得了商人的信任,故入股非常积极,“此间商人见章程尽善,多愿附股”,“须速挂号,股份甚挤”。说起中国通商银行五十年发展史中的关键人物,肯定绕不开该行的这些浙江籍金融巨擘,三任华大班皆为“宁绍帮”,上表总董人选里浙江人超逾六成以上。

——会计制度以西方银行为蓝本,账册、簿据全用英文。《章程》第二十二条规定记账用英文,“本银行每届半年,须将一切款项,核结清楚,照汇丰办法,由总理洋人刊印总册,分送各股东及公家存查,至刊送以结帐后三个月为限,不得再迟”。采用洋大班制度及英文记账制度的好处,一是可以直接与国际接轨,向洋人学习先进的经营理念与经验,师夷长技,尽快掌握近代银行信贷业的运营规律;二是可以通过与外商银行合作,借以通融中外金融,抵制清政府及一些封建金融机构的干扰和纠缠,具有自我保护意识和灵活性。为了取得“外滩银行”的地位,通商银行还申请加入了外商银行同业公会。这种向西方学习的趋向使其为中国金融业培养了一批人才,其佼佼者如宋汉章、陈布雷等。

——借官场资源,为银行排忧解难,极尽庇护之责。盛宣怀利用担任督办铁路大臣的职权,为通商银行争取到大笔铁路外债存款,1905年底,沪宁铁路在通商银行的存款达254万两,占全行存款的三分之二。在应对清政府与通商银行的分歧冲突中,盛宣怀站在商人的立场上,同政府交涉,据理力争,几次使通商银行逢凶化吉,避免遭受官方的盘剥。这种态度使国家对通商银行不至于手伸得太长,维护了通商银行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

【注释】

注3. 汪熙主编:《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注4. 谢俊美,中国通商银行: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Z].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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