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中国通商银行股份制史迹钩沉

□林振荣

尽管睁眼看世界的最早一批中国先行者,像魏源、洪仁玕、容闳、钟天纬、陈炽,以及李鸿章、唐廷枢、郑观应等洋务运动将帅,都曾有过兴办现代银行之宏论,但真正付诸行动并取得成功者却是招商局的第三代掌门人盛宣怀——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创办,标志着中国华商银行业的开端——中国人第一家自办银行拉开了近代金融的序幕,也成就了盛宣怀“处于非常之世,作了非常之事的非寻常之人”的腔调(注1),一切似机缘巧合又似冥冥中自有天意,偶然中蕴含着必然。而中国通商银行股份制的初具雏形、艰难探索及无奈败落的宿命,见证了晚清中华民国那段积贫积弱、贪官污吏横行、民生凋敝的历史。


盛宣怀

中国通商银行的实际创办人是盛宣怀。1870年,26岁的盛宣怀经人举荐入北洋通商事务署做幕僚,目光高远,腹有良谋,有包藏经济之机,吞吐天地之志,很快脱颖而出,得到李鸿章的欣赏与倚重。洋务派兴办了一批军用及民用工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在这些经世之用实践中,盛宣怀尽心效命,发挥着高参智囊与践行能手的作用。到1896年,经北洋大臣王文韶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保举,盛宣怀擢升全国督办铁路事务大臣,同时接办处于困境的汉阳铁厂,成为集轮船、铁路、煤电、矿产等经济命脉企业经营权于一身的经济界领军人物。发展新式路矿实业面对的最大挑战是资金匮乏,盛宣怀深知“华商无银行,商民之财无所依附,散而难聚”,而英、美、德、俄、日、比、荷等国银行在中国竞相开办,“形成周遭群雄环伺之状态,经济侵略,巨细靡遗,举凡我国内一切大工商业,以及对外贸易,莫不遭受外国资本之垄断,国人若欲创办较大之事业,必先仰承外国银行之鼻息……彼时我国原有票号钱庄等旧式金融机构,以组织欠健,资力短拙,根本难期与外商新式银行相抗衡”。于是,时势造英雄,1896年11月1日,盛宣怀上书光绪帝《条陈自强大计折》,力谏兴办银行。其中的“请设银行片”条中,系统阐述了开办银行的道理:“西人聚举国之财为通商惠工之本,综其枢纽,皆在银行,我国亟应仿办,毋任洋人银行专我大利”,“近年中外士大夫多建开设银行之议,商务枢机所系。现又举办铁路,造端宏大,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时值甲午战败,光绪皇帝急于变革,盛的奏请很快得到旨批。11月12日,光绪帝谕令军机处:“如果办理合宜,洵于商务有益,著即责成盛宣怀选择殷商,设立总董,招集股本,合力兴办,以收利权”,盛被委以招股筹办重任。接着,12月6日,盛宣怀向总理衙门呈递《共议中国银行大概章程》(堪为中国人自开银行的第一个可行性系统方案)。光绪帝又谕军机大臣“前已谕令盛宣怀招商集股,合力兴办。银行办成后,并准其附铸一两重银元十万元,试行南省。如无窒碍,再由户部议订章程办理”。盛宣怀虽无督理之名,却有奉旨办银行之实权。

曾有文章披露,在紧锣密鼓筹备中资银行之际,有华俄道胜银行欲图抢跑道,劝阻盛宣怀不必另开银行,高薪邀请盛加盟,出任督办筹建中俄银行,遭到盛的严词拒绝。华俄道胜银行的图谋引发了盛宣怀及筹备同伴们的警觉,大家认为华俄道胜银行之所以愿与中国合股,一是借以获取中国500万银两官股,二是意在侵夺各省、关饷项官款的发存和汇拨之权(注2)。从维护国家利权考虑,唯有抢得先机,加速筹办银行步伐。

开创新纪元,中国人实现银行业零的突破

对于财力最雄厚的实业家来说,要创办一家前无古人的银行亦非易事,因为那根本不是缺不缺钱的事,何况盛宣怀生逢乱世,在破天荒背后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险。他用官商之手段行现代工商业之能事,“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谋事谋人胆识超群,凭着不言败不气馁的勇气,冲破派系矛盾及地方保护滋生出的牵制掣肘,化解了来自内外的阻挠,诸如列强觊觎、朝廷苛求、钱庄票号旧式金融机构抵制等重重干扰,费尽心机,如履薄冰,护佑了孕育孵化,于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1897年5月27日)催生新银行在上海呱呱坠地。


中山东一路6号的中国通商银行大楼(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新银行之名,盛宣怀上奏时曾建议用“中国银行”之名称,到1896年11月,根据李鸿章的意见曾设想为“中华商会银行”,但在最后时刻确定为“中国通商银行”,意在凸显通商兴利之初心。

未能查阅到开业当天盛况的新闻报道,但据《中国通商银行创立五十周年纪念册》的后来追记,可以想象得出,这一天的上海外滩热闹非凡,广东路口停满了前来道贺的轿子,官宦富贾云集,广东路6号带有内外阳台东印度风格的3层砖木结构房屋(原大英银行旧址)前,旗杆上高高飘扬着大旗,上书“中国通商银行”六个大字,十分醒目。一件在当时人们看来稀松平常的商家开张场面,需要很久之后才能悟出其历史意义来,因为它标志着“朝野上下,均有一致之醒悟,在‘非振兴实业不足以图强,非改革金融机构不足以振兴实业’之前提下,业务日进无疆,既损利权得以陆续挽回”,堪称非凡功业。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足以彪炳史册的日子,“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从此,外滩6号成为了近代华商银行的龙兴之地。


中国通商银行宣传语。

气派体面的建筑无疑是金融机构最直观的形象代言,中国通商银行大楼是外滩保存至今最古老的建筑——原为会德丰拍卖行的房产,美国旗昌洋行通过交易购得,1876年轮船招商局(通商银行大股东)又从旗昌洋行手中买得此楼,通商银行创立时行址便设于此——1906年因通商银行业务规模扩大,对原建筑进行了改建修葺。

新建筑由建筑设计师格兰顿(玛礼逊洋行)设计,仿照了欧洲文艺复兴末期市政厅哥特式建筑式样。主体部分三层,斜坡屋顶处外开老虎窗,算做第四层。主立面每层的造型均有变化,一层为券廊式构造,二层变化为半月形的大落地窗,三层用平窗作为过渡,四层则与众不同地使用了哥特式风格的尖券,配以小尖塔,呈现一种蓬勃向上的风貌。老上海人习惯称其“元芳大楼”,估计与靠近元芳弄(中山东一路与四川中路之间)有关。

以汇丰为准:股份构成及资本结构

万事开头难。“当时我国无银行法令及成例可援,故一切组织管理及营业规则,皆参照外商银行成例,而益求谨严”。于是,盛宣怀与富商张振勋等人就仿照英商汇丰银行之规制,先后拟定了《开设银行条议》和《公议中国银行大概章程》等,对如何招商集股、怎样组织管理以及利润分配等原则问题作了规范说明。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12月,清政府正式批准招商集股,年后敲定新式银行总股本规银500万两,分为5万股,每股100两。下图应该是中国通商银行最早的老股票式样,它与该行所发行的钞票风格一脉相承——正背中英文双体,迄今未发现股票实物。

图1银行创立时所发股票样式

创业艰难磨折多,在一个保守势力根深蒂固的国度,尚空谈不干实事的人要比实干家多出不知多少倍,反正不做事就不会有错,多干的人必有错,要干成一件前无古人的事情经历多少坎坷,可以想见,我们从有限的记载里可以初见端倪。

有关招商集股的风险,中国人已经有了1883年股灾的切肤之痛——“招集商股自癸未、甲申大败之后,股票赔亏过巨”,承办者往往倾家荡产,犹有余累。提及“官办企业”的前车之鉴,股民心有余悸,“盖中国公司集股时,官则代为招徕,股散时官则置之不理,是以视为畏途,无敢再与股份者”。鉴于当时官商合办其名不彰,社会招股风气尚未大开,盛宣怀虽然对筹股之困难作了充分的考虑和预案,还是遇到许多阻遏与煎熬,“招股之始,先在招商局办理挂号手续,照西例挂号章程,先收股银十成之一,计每股先收挂号银伍两,派陈辉德经理其事,商股踊跃响应,时适总理衙门对呈送章程,有咨文驳结,因而闻者疑沮,谣议纷纷,谓银行办好,官必苛勒无已。商股请退者,达六七十万两,挂号者绝迹,大功几堕”,面对来自官方的驳诘,盛痛彻心扉,“驰书力争,旋得总署亲王大臣密开咨函”,联名恭亲王、庆亲王、荣禄、翁同龢、李鸿章等十一位肱骨大臣安抚,公告衷肠,“查设立银行一事,本处日前咨询各节,系为顾全大局起见,并无益上损下之意,诚以事当创始,不厌详求,章程苟有未妥,正不妨悉心商榷,务令有利无弊,以期折衷至当,实无抑勒苛绳商人之见存也”,再请“详细酌核,及早开办,如有未尽事宜,仍随时饬令绅董妥议,慎始图终,务望坚守一‘信’字,使中外咸孚,远近皆服,庶要举勿堕半途,是所至盼”。刊布后,群疑始释,好事多磨,“从知前贤创业之不易,其缔造之艰辛,有如是者”。然后“转饬各总董详筹妥议,逐款核复,具见相时度势,斟酌变通之意”,为避免影响开办,盛向清廷请求“如一时难于集数,拟拨借北洋发商生息之官款,暂为垫足”,并保证“待开办后,果有利益,商股易于招集,陆续拨还官款”,决无短少。

根据《章程》第六、七条规定可知,“本银行资本规银五百万两,分作五万股,每股一百两”,第一次缴股款银50两(合计250万两),给予息折,原计划待第二次续付银25两,第三次续付银25两(须待总董议定日期后登报知会续付)之后,销毁原发息折,另换新股票。因已发之息折票式(第一次股本)有两种,有所不便,故重新印制新股票,并将利息表刊附股票之内,做一体更换。同时也可据此推断,通商银行的股本从开办之初起就只付了半数,之后再未补齐。

至于具体股额缴纳办法,“至交收股银或就近交各处招商、电报两局代收,由该局先行出具收条,再寄本总行换给收单,抑或通寄上海本总行交纳给单,均听其便,统峻股票填齐,再行换给”。为稳妥记,“先收股本银二百五十万两,盛大臣认招商轮船、电报两局华商股份一百万两,各总董认招华商股份一百万两,其余五十万两,应听各口岸、各省会华商投股。自登报之日起,上海本地以一个半月为限,各口岸、各省会以三个月为限,照西法先行挂号,限满截数。凡投股者,准给股份,数目应听总董核给”。

从以上股份统计可见,合计42627股,资本银2231350两,盛宣怀名下的股金占总股本的32.7%(包括他本人及代其他官僚如李鸿章等投资达73万两),盛宣怀任督办的招商局和电报局分别投资80万两和20万两,其他真正属于各地纯粹商人投资的股份为数极少。

关于股份制银行的性质,盛宣怀同各总董拟订银行章程22条,奏明“权归总董,利归商股”,全部商股采用股份制,商款商办。盛宣怀鉴于招商局“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导致的官商股不分后患无穷,他一再强调创办银行乃“商家之事”,“商不信,则力不合;力不合,则事不成”,因而银行应该“照泰西商例,悉由商董自行经理”,银行应归“商办”,主张“合天下之商力,以办天下之银行”,反对“官办”,银行若“执官府制度,运贸易之经纶,恐窒碍滋多,流弊斯集”(注3)——通商银行开业时曾要求户部100万两白银存款,垫足股本,有人据此认定其“官商合办”,实属“商借”,“议分五年摊还,至光绪二十八年如约还清,纯留商股”——为了打消商人的顾虑,公宣点破官款投向银行不作为股份,而作为暂借,“官担保护之责而不管事”,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利益均沾方法,“若无官本,官无利益,官必不认保护之权”,同时俟开办后陆续归还官款,又可避免官方染指中国通商银行的经营。

关于银行利润分配,《章程》第九条规定“本银行照西例,按六个月结账,股东官利,拟定长年八厘,如八厘之外盈余,即为余利,应由总董股东公议,先酌提公积若干及分给总分各行董事人等酬劳若干,其余按十成分,计以八成分给股东,以二成报效国家,借答国家专准本银行行银票、铸银钱,存放官本,汇兑公款及一切保护维持之利益。至公积,俟提五百万两应否停止,届时再由总董酌议办理”。其实这也是当时形势所需,正如严信厚所评:“招集商股自癸未、甲申大败之后,股票赔亏过巨,自此集股之说无人过问。以目前光景而论,银行招股想亦不难。惟须酌定官利,方足以广招徕”(注4)。

钩玄提要,商办股份制的现代经营

中国通商银行,按照现代股份制银行经营规则运行,强调“悉照西例”、“以汇丰为准”,旨在扬西方资本主义经营之长,避中国封建经营之短。

——“借用外才,徵用客卿”。《章程》第三条规定“银行用人办事,悉以汇丰章程为准则”,“本行奏明用人办事,悉以汇丰为准而参酌之,不用委员而用董事,不刻关防而用图记,尽除官场习气,俱遵商务规矩,绝不拘情,毫无私意,总期权归总董,利归股商,中外以信相孚,出入以实为重”,“必需除去官场气习,皆用熟悉商务之人”。《章程》第十五条“上海总行大班,已延定英人美德伦,系在汇丰银行数十年,熟悉中西银行生意,买办(后称华大班)已延定陈笙郊,系钱业董事,声望素著,众所交推,仍照西例,分取荐保单存库。其应予权柄,各总董会议,给付单据。其本行应用洋人,归美德伦选荐,应用华人,归陈笙郊选荐,均须熟手,以专责成”。而且在总行和重要口岸的分行都用洋人为大班,掌握业务上经营上的权力:凡是一切存款,放款,资金运用,押品处理,签订合约,选用职员等等,大班都有权决定。章程强调“生意出入银钱,均归大班主政,买办辅之”,但同时又保留总董在用人和大政方针的最后决定权,这种经营权和人事决策权分离,有利于银行的商业化经营。

盛宣怀极想得到银行督理一职,但遭遇张之洞等的反对,只好避嫌。盛遂提议由清廷简派大臣,遴选各省公正殷实之绅商,举为总董,以号召华商招集股本银。根据股份多少择定董事会成员,藉以扭转官僚机构对金融业之垄断。事实上盛承担的是中国通商银行董事局主席职责,遇事公董协商,并非如当时社会上种种对盛的非难之所言,大权独揽。

盛宣怀推荐张振勋、叶成忠、严信厚、朱葆三、杨文骏、刘学洵、严滢等9人为总董,均有工商界金融界巨擘身份,实属精通商务深孚众望之人,赢得了商人的信任,故入股非常积极,“此间商人见章程尽善,多愿附股”,“须速挂号,股份甚挤”。说起中国通商银行五十年发展史中的关键人物,肯定绕不开该行的这些浙江籍金融巨擘,三任华大班皆为“宁绍帮”,上表总董人选里浙江人超逾六成以上。

——会计制度以西方银行为蓝本,账册、簿据全用英文。《章程》第二十二条规定记账用英文,“本银行每届半年,须将一切款项,核结清楚,照汇丰办法,由总理洋人刊印总册,分送各股东及公家存查,至刊送以结帐后三个月为限,不得再迟”。采用洋大班制度及英文记账制度的好处,一是可以直接与国际接轨,向洋人学习先进的经营理念与经验,师夷长技,尽快掌握近代银行信贷业的运营规律;二是可以通过与外商银行合作,借以通融中外金融,抵制清政府及一些封建金融机构的干扰和纠缠,具有自我保护意识和灵活性。为了取得“外滩银行”的地位,通商银行还申请加入了外商银行同业公会。这种向西方学习的趋向使其为中国金融业培养了一批人才,其佼佼者如宋汉章、陈布雷等。

——借官场资源,为银行排忧解难,极尽庇护之责。盛宣怀利用担任督办铁路大臣的职权,为通商银行争取到大笔铁路外债存款,1905年底,沪宁铁路在通商银行的存款达254万两,占全行存款的三分之二。在应对清政府与通商银行的分歧冲突中,盛宣怀站在商人的立场上,同政府交涉,据理力争,几次使通商银行逢凶化吉,避免遭受官方的盘剥。这种态度使国家对通商银行不至于手伸得太长,维护了通商银行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

温“股”知新:一窥股份制银行的治理构架

蓦然回首,中国自办的第一家银行飘摇的身影早已远去,它曾极尽辉煌,更历经艰辛,如今只留下一些泛黄的文献资料在档案馆里供研究者凭吊,其中股票无疑是最富历史文化内涵的。

中国通商银行股票发现有多种版式。恕笔者孤陋寡闻,该行初创时的股票仅见文献中的附录式样(图1),署名总董是严信厚、朱佩珍、严潆,华大班为陈笙郊。上端居中银行图标广告(logo):两头相向而立的狮子簇拥着“中国通商银行”圆形标志,边框四角嵌入阴阳鱼“太极”图纹,诠释该银行的核心理念。后来年份的股票皆“以精纸用机器印造”,延续了这种设计风格。


图1:银行创立时所发股票的式样。

目前见诸谱录的该行最早的股票实物,是签发于“壬子年(即1912年民国元年)正月初一日”的壹股(图2、图3),“办事总董沈敦和、王存善、顾润章”及“华大班谢纶辉”签名钤章。股东为经壬记,第一次交“规银伍拾两整”,据股票文字可知,“每股银壹佰两,开办时收银伍拾两,给予股票息折”,“第二次应收银贰拾伍两,第三次应收银贰拾伍两,届时由总董议定收银日期,分登各报。各股携同原付票折,向本行按数付银,另给收单,至第三次付银讫,便为完全,应将第一次第二次票单缴销,另换新股票,照章按六个月结账一次,每股应得利息并酌提公积等项,均由总董刊账登报,凭折支付,因票数不合经董事会公议换给股票,须至股票者”。


图2:1911年发行的喜股正面。


图3:1911年发行的壹股背面。

1924年发行的“壹股”(图4、图5),红色,边框四角花团里的“太极图”已改为“壹股”字样。右端联息票尚存四十张,表明已有二十张息票被剪下兑取红利了。编号“信字第四零零壹号”,股东“金记”,“第一次规银伍拾两”,规则同前,票上钤章署名的董事邵子愉与徐冠南,总理为傅宗耀(即第三任华大班傅筱庵,上海滩闻人,招商局董事,抗战时附逆投敌,出任伪上海市长,旋遭军统暗杀)。


图4:1924年发行的壹股正面。


图5:1924年发行的壹股背面。

1934年7月1日发行的绿色版股票(图6),股东“信记”,股额“拾股”,“第一次国币柒百元整”。票上信息注明“兹经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六月五日股东大会议决,股本总额改为国币柒百万元,仍分伍万股,每股折合国币壹佰肆拾元,先收半数,共收国币叁百伍拾万元,当经奉财政(部)实业部核准在案,合行换给股票为证”。边框花饰设计繁复,印制考究,由“上海中华书局承印”。编号为“002456”,由董事“傅筱庵、谢光甫、徐冠南、孙衡甫、朱子奎”钤章签发。票上董事傅筱庵、谢光甫(浙江泗门籍银行家,曾任通商行总经理、海上大藏书家)、徐冠南(浙江乌镇首富)、孙衡甫(宁波慈城籍著名银行家,曾任四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朱子奎(中国工商业巨子朱葆三长子,曾任该行董事长)等签名。


图6:1934年发行的绿色版股票。

1937年发行的“零股”(图7),计“国币拾元整”,紫色,贴六和塔贰分印花税票。股东“赵陈寿珍”,编号为“商字第贰柒玖肆号”。


图7:1937年发行的“零股”。

1937年发行的“壹股”(图8),红色,“国币壹百元”,贴六和塔贰分印花税票。股东“王华记”,编号为“通字第壹柒叁号”。


图8:1937年发行的“壹股”

1937年时的董事长已经换成“杜镛”(即杜月笙),常务董事“胡以庸、陈洪、赵季言、张文焕”,背后有着难言的悲凉。

命运多舛,银行的前途与当权者的命运紧密相连

通商银行成立之初,国家即授予其发行银元、银两之特权,希望使之成为整顿币制的核心与枢纽,加上采用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曾经一度让中国通商银行显露出蓬勃的势头,很快在香港、天津、汉口、广州、汕头、烟台、九江、镇江和北京等许多城市设立了分行,但在晚清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下,多头钳制,放大了它本身存在于制度、管理和经营中的缺陷,缺乏向市场开拓的勇气,毫无积极拓展的气象,在各种资源有效配置上受到专制制度下种种阻挠,影响了银行资金作用的发挥,使之难以追求资金利用的最大效益,很长时间里业务拓展缓慢,步履维艰。在其初创的15年中,存款总额只有4年稍微超过资本额,其余11年都没有超过注册资本数,承揽汇款和其他在途结算资金方面也未见成效,未能显现新式银行的优势。

到辛亥革命前后,中国通商银行资本构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股东招商局由于江轮停航,营业锐减,资金困难,股息无法发放,就将所购通商银行股票先后在1911年和1912年分两次全数派给股东作为股息,官股出让给个人。而电报局所认购的20万两通商股票,早在1898年下半年也以分派股东股息的形式被搭发出来,这样工商业者的股份迅速增加。同时,通商银行实权人物也发生变动,盛宣怀于1916年去世,初创时的9大总董中,张振勋1904年辞职,而叶澄衷、严信厚、严潆、刘学询等先后去世。自1919年开始,大权落到了董事傅筱庵手中。中国通商银行变成了一家独立于政府控制之外的商办银行。

1935年,中国通商银行发生挤兑风潮,国民党政府为控制中国金融,迫其接受增拨官股347.5万元(以复兴公债抵充),将原有商股折合成52.5万元,合成400万元,被强行改组成“官商合办银行”。杜月笙上台后,为了迎合四大家族的需要,竟把银行资本大部分用于购买公债,从事投机,支持国民党政府打内战,通行已经完全成了反动政权和大地主、大银行家的附庸(图9)。


图9:通商银行在报上成为反面附庸

1947年,中国通商银行举行创立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编著出版《中国通商银行创立五十周年纪念册·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图10),对通商银行50年历史,以及在中国金融、银行业、钱庄业、财政、币制、公债、保险等领域五十年取得的进步,进行了综述总结,撰述者为章士钊、宋汉章、陈光甫等各界名家,可视为该行“回光返照”。


图10:1947年中国通商银行编著出版的纪念册

随着恶性通货膨胀的加剧,通商银行到上海解放前夕,除了一些房地产以外,只剩下一些有名无实的空架子。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接收了中国通商银行的官股部分纳入公股,1952年,通商银行和其他银行、钱庄合并组成公私合营银行,55年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

【注释】

注1 夏东元.盛宣怀传[M].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注2 邓娟 “中国首家银行的创立”《知识窗》2006年第7期

注3. 汪熙主编:《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注4. 谢俊美,中国通商银行: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Z].上海人民出版社。

主要参考资料

盛宣怀《请设银行片》、《皇朝经世文编》卷2

“试论中国通商银行的创办与运作方式”[章友德著,《历史教学问题》(沪)1994年第04期]

“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中国通商银行股份制史迹钩沉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时间:2019-11-22

□林振荣

尽管睁眼看世界的最早一批中国先行者,像魏源、洪仁玕、容闳、钟天纬、陈炽,以及李鸿章、唐廷枢、郑观应等洋务运动将帅,都曾有过兴办现代银行之宏论,但真正付诸行动并取得成功者却是招商局的第三代掌门人盛宣怀——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创办,标志着中国华商银行业的开端——中国人第一家自办银行拉开了近代金融的序幕,也成就了盛宣怀“处于非常之世,作了非常之事的非寻常之人”的腔调(注1),一切似机缘巧合又似冥冥中自有天意,偶然中蕴含着必然。而中国通商银行股份制的初具雏形、艰难探索及无奈败落的宿命,见证了晚清中华民国那段积贫积弱、贪官污吏横行、民生凋敝的历史。


盛宣怀

中国通商银行的实际创办人是盛宣怀。1870年,26岁的盛宣怀经人举荐入北洋通商事务署做幕僚,目光高远,腹有良谋,有包藏经济之机,吞吐天地之志,很快脱颖而出,得到李鸿章的欣赏与倚重。洋务派兴办了一批军用及民用工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在这些经世之用实践中,盛宣怀尽心效命,发挥着高参智囊与践行能手的作用。到1896年,经北洋大臣王文韶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保举,盛宣怀擢升全国督办铁路事务大臣,同时接办处于困境的汉阳铁厂,成为集轮船、铁路、煤电、矿产等经济命脉企业经营权于一身的经济界领军人物。发展新式路矿实业面对的最大挑战是资金匮乏,盛宣怀深知“华商无银行,商民之财无所依附,散而难聚”,而英、美、德、俄、日、比、荷等国银行在中国竞相开办,“形成周遭群雄环伺之状态,经济侵略,巨细靡遗,举凡我国内一切大工商业,以及对外贸易,莫不遭受外国资本之垄断,国人若欲创办较大之事业,必先仰承外国银行之鼻息……彼时我国原有票号钱庄等旧式金融机构,以组织欠健,资力短拙,根本难期与外商新式银行相抗衡”。于是,时势造英雄,1896年11月1日,盛宣怀上书光绪帝《条陈自强大计折》,力谏兴办银行。其中的“请设银行片”条中,系统阐述了开办银行的道理:“西人聚举国之财为通商惠工之本,综其枢纽,皆在银行,我国亟应仿办,毋任洋人银行专我大利”,“近年中外士大夫多建开设银行之议,商务枢机所系。现又举办铁路,造端宏大,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时值甲午战败,光绪皇帝急于变革,盛的奏请很快得到旨批。11月12日,光绪帝谕令军机处:“如果办理合宜,洵于商务有益,著即责成盛宣怀选择殷商,设立总董,招集股本,合力兴办,以收利权”,盛被委以招股筹办重任。接着,12月6日,盛宣怀向总理衙门呈递《共议中国银行大概章程》(堪为中国人自开银行的第一个可行性系统方案)。光绪帝又谕军机大臣“前已谕令盛宣怀招商集股,合力兴办。银行办成后,并准其附铸一两重银元十万元,试行南省。如无窒碍,再由户部议订章程办理”。盛宣怀虽无督理之名,却有奉旨办银行之实权。

曾有文章披露,在紧锣密鼓筹备中资银行之际,有华俄道胜银行欲图抢跑道,劝阻盛宣怀不必另开银行,高薪邀请盛加盟,出任督办筹建中俄银行,遭到盛的严词拒绝。华俄道胜银行的图谋引发了盛宣怀及筹备同伴们的警觉,大家认为华俄道胜银行之所以愿与中国合股,一是借以获取中国500万银两官股,二是意在侵夺各省、关饷项官款的发存和汇拨之权(注2)。从维护国家利权考虑,唯有抢得先机,加速筹办银行步伐。

开创新纪元,中国人实现银行业零的突破

对于财力最雄厚的实业家来说,要创办一家前无古人的银行亦非易事,因为那根本不是缺不缺钱的事,何况盛宣怀生逢乱世,在破天荒背后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险。他用官商之手段行现代工商业之能事,“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谋事谋人胆识超群,凭着不言败不气馁的勇气,冲破派系矛盾及地方保护滋生出的牵制掣肘,化解了来自内外的阻挠,诸如列强觊觎、朝廷苛求、钱庄票号旧式金融机构抵制等重重干扰,费尽心机,如履薄冰,护佑了孕育孵化,于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1897年5月27日)催生新银行在上海呱呱坠地。


中山东一路6号的中国通商银行大楼(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新银行之名,盛宣怀上奏时曾建议用“中国银行”之名称,到1896年11月,根据李鸿章的意见曾设想为“中华商会银行”,但在最后时刻确定为“中国通商银行”,意在凸显通商兴利之初心。

未能查阅到开业当天盛况的新闻报道,但据《中国通商银行创立五十周年纪念册》的后来追记,可以想象得出,这一天的上海外滩热闹非凡,广东路口停满了前来道贺的轿子,官宦富贾云集,广东路6号带有内外阳台东印度风格的3层砖木结构房屋(原大英银行旧址)前,旗杆上高高飘扬着大旗,上书“中国通商银行”六个大字,十分醒目。一件在当时人们看来稀松平常的商家开张场面,需要很久之后才能悟出其历史意义来,因为它标志着“朝野上下,均有一致之醒悟,在‘非振兴实业不足以图强,非改革金融机构不足以振兴实业’之前提下,业务日进无疆,既损利权得以陆续挽回”,堪称非凡功业。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足以彪炳史册的日子,“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从此,外滩6号成为了近代华商银行的龙兴之地。


中国通商银行宣传语。

气派体面的建筑无疑是金融机构最直观的形象代言,中国通商银行大楼是外滩保存至今最古老的建筑——原为会德丰拍卖行的房产,美国旗昌洋行通过交易购得,1876年轮船招商局(通商银行大股东)又从旗昌洋行手中买得此楼,通商银行创立时行址便设于此——1906年因通商银行业务规模扩大,对原建筑进行了改建修葺。

新建筑由建筑设计师格兰顿(玛礼逊洋行)设计,仿照了欧洲文艺复兴末期市政厅哥特式建筑式样。主体部分三层,斜坡屋顶处外开老虎窗,算做第四层。主立面每层的造型均有变化,一层为券廊式构造,二层变化为半月形的大落地窗,三层用平窗作为过渡,四层则与众不同地使用了哥特式风格的尖券,配以小尖塔,呈现一种蓬勃向上的风貌。老上海人习惯称其“元芳大楼”,估计与靠近元芳弄(中山东一路与四川中路之间)有关。

以汇丰为准:股份构成及资本结构

万事开头难。“当时我国无银行法令及成例可援,故一切组织管理及营业规则,皆参照外商银行成例,而益求谨严”。于是,盛宣怀与富商张振勋等人就仿照英商汇丰银行之规制,先后拟定了《开设银行条议》和《公议中国银行大概章程》等,对如何招商集股、怎样组织管理以及利润分配等原则问题作了规范说明。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12月,清政府正式批准招商集股,年后敲定新式银行总股本规银500万两,分为5万股,每股100两。下图应该是中国通商银行最早的老股票式样,它与该行所发行的钞票风格一脉相承——正背中英文双体,迄今未发现股票实物。

图1银行创立时所发股票样式

创业艰难磨折多,在一个保守势力根深蒂固的国度,尚空谈不干实事的人要比实干家多出不知多少倍,反正不做事就不会有错,多干的人必有错,要干成一件前无古人的事情经历多少坎坷,可以想见,我们从有限的记载里可以初见端倪。

有关招商集股的风险,中国人已经有了1883年股灾的切肤之痛——“招集商股自癸未、甲申大败之后,股票赔亏过巨”,承办者往往倾家荡产,犹有余累。提及“官办企业”的前车之鉴,股民心有余悸,“盖中国公司集股时,官则代为招徕,股散时官则置之不理,是以视为畏途,无敢再与股份者”。鉴于当时官商合办其名不彰,社会招股风气尚未大开,盛宣怀虽然对筹股之困难作了充分的考虑和预案,还是遇到许多阻遏与煎熬,“招股之始,先在招商局办理挂号手续,照西例挂号章程,先收股银十成之一,计每股先收挂号银伍两,派陈辉德经理其事,商股踊跃响应,时适总理衙门对呈送章程,有咨文驳结,因而闻者疑沮,谣议纷纷,谓银行办好,官必苛勒无已。商股请退者,达六七十万两,挂号者绝迹,大功几堕”,面对来自官方的驳诘,盛痛彻心扉,“驰书力争,旋得总署亲王大臣密开咨函”,联名恭亲王、庆亲王、荣禄、翁同龢、李鸿章等十一位肱骨大臣安抚,公告衷肠,“查设立银行一事,本处日前咨询各节,系为顾全大局起见,并无益上损下之意,诚以事当创始,不厌详求,章程苟有未妥,正不妨悉心商榷,务令有利无弊,以期折衷至当,实无抑勒苛绳商人之见存也”,再请“详细酌核,及早开办,如有未尽事宜,仍随时饬令绅董妥议,慎始图终,务望坚守一‘信’字,使中外咸孚,远近皆服,庶要举勿堕半途,是所至盼”。刊布后,群疑始释,好事多磨,“从知前贤创业之不易,其缔造之艰辛,有如是者”。然后“转饬各总董详筹妥议,逐款核复,具见相时度势,斟酌变通之意”,为避免影响开办,盛向清廷请求“如一时难于集数,拟拨借北洋发商生息之官款,暂为垫足”,并保证“待开办后,果有利益,商股易于招集,陆续拨还官款”,决无短少。

根据《章程》第六、七条规定可知,“本银行资本规银五百万两,分作五万股,每股一百两”,第一次缴股款银50两(合计250万两),给予息折,原计划待第二次续付银25两,第三次续付银25两(须待总董议定日期后登报知会续付)之后,销毁原发息折,另换新股票。因已发之息折票式(第一次股本)有两种,有所不便,故重新印制新股票,并将利息表刊附股票之内,做一体更换。同时也可据此推断,通商银行的股本从开办之初起就只付了半数,之后再未补齐。

至于具体股额缴纳办法,“至交收股银或就近交各处招商、电报两局代收,由该局先行出具收条,再寄本总行换给收单,抑或通寄上海本总行交纳给单,均听其便,统峻股票填齐,再行换给”。为稳妥记,“先收股本银二百五十万两,盛大臣认招商轮船、电报两局华商股份一百万两,各总董认招华商股份一百万两,其余五十万两,应听各口岸、各省会华商投股。自登报之日起,上海本地以一个半月为限,各口岸、各省会以三个月为限,照西法先行挂号,限满截数。凡投股者,准给股份,数目应听总董核给”。

从以上股份统计可见,合计42627股,资本银2231350两,盛宣怀名下的股金占总股本的32.7%(包括他本人及代其他官僚如李鸿章等投资达73万两),盛宣怀任督办的招商局和电报局分别投资80万两和20万两,其他真正属于各地纯粹商人投资的股份为数极少。

关于股份制银行的性质,盛宣怀同各总董拟订银行章程22条,奏明“权归总董,利归商股”,全部商股采用股份制,商款商办。盛宣怀鉴于招商局“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导致的官商股不分后患无穷,他一再强调创办银行乃“商家之事”,“商不信,则力不合;力不合,则事不成”,因而银行应该“照泰西商例,悉由商董自行经理”,银行应归“商办”,主张“合天下之商力,以办天下之银行”,反对“官办”,银行若“执官府制度,运贸易之经纶,恐窒碍滋多,流弊斯集”(注3)——通商银行开业时曾要求户部100万两白银存款,垫足股本,有人据此认定其“官商合办”,实属“商借”,“议分五年摊还,至光绪二十八年如约还清,纯留商股”——为了打消商人的顾虑,公宣点破官款投向银行不作为股份,而作为暂借,“官担保护之责而不管事”,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利益均沾方法,“若无官本,官无利益,官必不认保护之权”,同时俟开办后陆续归还官款,又可避免官方染指中国通商银行的经营。

关于银行利润分配,《章程》第九条规定“本银行照西例,按六个月结账,股东官利,拟定长年八厘,如八厘之外盈余,即为余利,应由总董股东公议,先酌提公积若干及分给总分各行董事人等酬劳若干,其余按十成分,计以八成分给股东,以二成报效国家,借答国家专准本银行行银票、铸银钱,存放官本,汇兑公款及一切保护维持之利益。至公积,俟提五百万两应否停止,届时再由总董酌议办理”。其实这也是当时形势所需,正如严信厚所评:“招集商股自癸未、甲申大败之后,股票赔亏过巨,自此集股之说无人过问。以目前光景而论,银行招股想亦不难。惟须酌定官利,方足以广招徕”(注4)。

钩玄提要,商办股份制的现代经营

中国通商银行,按照现代股份制银行经营规则运行,强调“悉照西例”、“以汇丰为准”,旨在扬西方资本主义经营之长,避中国封建经营之短。

——“借用外才,徵用客卿”。《章程》第三条规定“银行用人办事,悉以汇丰章程为准则”,“本行奏明用人办事,悉以汇丰为准而参酌之,不用委员而用董事,不刻关防而用图记,尽除官场习气,俱遵商务规矩,绝不拘情,毫无私意,总期权归总董,利归股商,中外以信相孚,出入以实为重”,“必需除去官场气习,皆用熟悉商务之人”。《章程》第十五条“上海总行大班,已延定英人美德伦,系在汇丰银行数十年,熟悉中西银行生意,买办(后称华大班)已延定陈笙郊,系钱业董事,声望素著,众所交推,仍照西例,分取荐保单存库。其应予权柄,各总董会议,给付单据。其本行应用洋人,归美德伦选荐,应用华人,归陈笙郊选荐,均须熟手,以专责成”。而且在总行和重要口岸的分行都用洋人为大班,掌握业务上经营上的权力:凡是一切存款,放款,资金运用,押品处理,签订合约,选用职员等等,大班都有权决定。章程强调“生意出入银钱,均归大班主政,买办辅之”,但同时又保留总董在用人和大政方针的最后决定权,这种经营权和人事决策权分离,有利于银行的商业化经营。

盛宣怀极想得到银行督理一职,但遭遇张之洞等的反对,只好避嫌。盛遂提议由清廷简派大臣,遴选各省公正殷实之绅商,举为总董,以号召华商招集股本银。根据股份多少择定董事会成员,藉以扭转官僚机构对金融业之垄断。事实上盛承担的是中国通商银行董事局主席职责,遇事公董协商,并非如当时社会上种种对盛的非难之所言,大权独揽。

盛宣怀推荐张振勋、叶成忠、严信厚、朱葆三、杨文骏、刘学洵、严滢等9人为总董,均有工商界金融界巨擘身份,实属精通商务深孚众望之人,赢得了商人的信任,故入股非常积极,“此间商人见章程尽善,多愿附股”,“须速挂号,股份甚挤”。说起中国通商银行五十年发展史中的关键人物,肯定绕不开该行的这些浙江籍金融巨擘,三任华大班皆为“宁绍帮”,上表总董人选里浙江人超逾六成以上。

——会计制度以西方银行为蓝本,账册、簿据全用英文。《章程》第二十二条规定记账用英文,“本银行每届半年,须将一切款项,核结清楚,照汇丰办法,由总理洋人刊印总册,分送各股东及公家存查,至刊送以结帐后三个月为限,不得再迟”。采用洋大班制度及英文记账制度的好处,一是可以直接与国际接轨,向洋人学习先进的经营理念与经验,师夷长技,尽快掌握近代银行信贷业的运营规律;二是可以通过与外商银行合作,借以通融中外金融,抵制清政府及一些封建金融机构的干扰和纠缠,具有自我保护意识和灵活性。为了取得“外滩银行”的地位,通商银行还申请加入了外商银行同业公会。这种向西方学习的趋向使其为中国金融业培养了一批人才,其佼佼者如宋汉章、陈布雷等。

——借官场资源,为银行排忧解难,极尽庇护之责。盛宣怀利用担任督办铁路大臣的职权,为通商银行争取到大笔铁路外债存款,1905年底,沪宁铁路在通商银行的存款达254万两,占全行存款的三分之二。在应对清政府与通商银行的分歧冲突中,盛宣怀站在商人的立场上,同政府交涉,据理力争,几次使通商银行逢凶化吉,避免遭受官方的盘剥。这种态度使国家对通商银行不至于手伸得太长,维护了通商银行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

温“股”知新:一窥股份制银行的治理构架

蓦然回首,中国自办的第一家银行飘摇的身影早已远去,它曾极尽辉煌,更历经艰辛,如今只留下一些泛黄的文献资料在档案馆里供研究者凭吊,其中股票无疑是最富历史文化内涵的。

中国通商银行股票发现有多种版式。恕笔者孤陋寡闻,该行初创时的股票仅见文献中的附录式样(图1),署名总董是严信厚、朱佩珍、严潆,华大班为陈笙郊。上端居中银行图标广告(logo):两头相向而立的狮子簇拥着“中国通商银行”圆形标志,边框四角嵌入阴阳鱼“太极”图纹,诠释该银行的核心理念。后来年份的股票皆“以精纸用机器印造”,延续了这种设计风格。


图1:银行创立时所发股票的式样。

目前见诸谱录的该行最早的股票实物,是签发于“壬子年(即1912年民国元年)正月初一日”的壹股(图2、图3),“办事总董沈敦和、王存善、顾润章”及“华大班谢纶辉”签名钤章。股东为经壬记,第一次交“规银伍拾两整”,据股票文字可知,“每股银壹佰两,开办时收银伍拾两,给予股票息折”,“第二次应收银贰拾伍两,第三次应收银贰拾伍两,届时由总董议定收银日期,分登各报。各股携同原付票折,向本行按数付银,另给收单,至第三次付银讫,便为完全,应将第一次第二次票单缴销,另换新股票,照章按六个月结账一次,每股应得利息并酌提公积等项,均由总董刊账登报,凭折支付,因票数不合经董事会公议换给股票,须至股票者”。


图2:1911年发行的喜股正面。


图3:1911年发行的壹股背面。

1924年发行的“壹股”(图4、图5),红色,边框四角花团里的“太极图”已改为“壹股”字样。右端联息票尚存四十张,表明已有二十张息票被剪下兑取红利了。编号“信字第四零零壹号”,股东“金记”,“第一次规银伍拾两”,规则同前,票上钤章署名的董事邵子愉与徐冠南,总理为傅宗耀(即第三任华大班傅筱庵,上海滩闻人,招商局董事,抗战时附逆投敌,出任伪上海市长,旋遭军统暗杀)。


图4:1924年发行的壹股正面。


图5:1924年发行的壹股背面。

1934年7月1日发行的绿色版股票(图6),股东“信记”,股额“拾股”,“第一次国币柒百元整”。票上信息注明“兹经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六月五日股东大会议决,股本总额改为国币柒百万元,仍分伍万股,每股折合国币壹佰肆拾元,先收半数,共收国币叁百伍拾万元,当经奉财政(部)实业部核准在案,合行换给股票为证”。边框花饰设计繁复,印制考究,由“上海中华书局承印”。编号为“002456”,由董事“傅筱庵、谢光甫、徐冠南、孙衡甫、朱子奎”钤章签发。票上董事傅筱庵、谢光甫(浙江泗门籍银行家,曾任通商行总经理、海上大藏书家)、徐冠南(浙江乌镇首富)、孙衡甫(宁波慈城籍著名银行家,曾任四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朱子奎(中国工商业巨子朱葆三长子,曾任该行董事长)等签名。


图6:1934年发行的绿色版股票。

1937年发行的“零股”(图7),计“国币拾元整”,紫色,贴六和塔贰分印花税票。股东“赵陈寿珍”,编号为“商字第贰柒玖肆号”。


图7:1937年发行的“零股”。

1937年发行的“壹股”(图8),红色,“国币壹百元”,贴六和塔贰分印花税票。股东“王华记”,编号为“通字第壹柒叁号”。


图8:1937年发行的“壹股”

1937年时的董事长已经换成“杜镛”(即杜月笙),常务董事“胡以庸、陈洪、赵季言、张文焕”,背后有着难言的悲凉。

命运多舛,银行的前途与当权者的命运紧密相连

通商银行成立之初,国家即授予其发行银元、银两之特权,希望使之成为整顿币制的核心与枢纽,加上采用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曾经一度让中国通商银行显露出蓬勃的势头,很快在香港、天津、汉口、广州、汕头、烟台、九江、镇江和北京等许多城市设立了分行,但在晚清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下,多头钳制,放大了它本身存在于制度、管理和经营中的缺陷,缺乏向市场开拓的勇气,毫无积极拓展的气象,在各种资源有效配置上受到专制制度下种种阻挠,影响了银行资金作用的发挥,使之难以追求资金利用的最大效益,很长时间里业务拓展缓慢,步履维艰。在其初创的15年中,存款总额只有4年稍微超过资本额,其余11年都没有超过注册资本数,承揽汇款和其他在途结算资金方面也未见成效,未能显现新式银行的优势。

到辛亥革命前后,中国通商银行资本构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股东招商局由于江轮停航,营业锐减,资金困难,股息无法发放,就将所购通商银行股票先后在1911年和1912年分两次全数派给股东作为股息,官股出让给个人。而电报局所认购的20万两通商股票,早在1898年下半年也以分派股东股息的形式被搭发出来,这样工商业者的股份迅速增加。同时,通商银行实权人物也发生变动,盛宣怀于1916年去世,初创时的9大总董中,张振勋1904年辞职,而叶澄衷、严信厚、严潆、刘学询等先后去世。自1919年开始,大权落到了董事傅筱庵手中。中国通商银行变成了一家独立于政府控制之外的商办银行。

1935年,中国通商银行发生挤兑风潮,国民党政府为控制中国金融,迫其接受增拨官股347.5万元(以复兴公债抵充),将原有商股折合成52.5万元,合成400万元,被强行改组成“官商合办银行”。杜月笙上台后,为了迎合四大家族的需要,竟把银行资本大部分用于购买公债,从事投机,支持国民党政府打内战,通行已经完全成了反动政权和大地主、大银行家的附庸(图9)。


图9:通商银行在报上成为反面附庸

1947年,中国通商银行举行创立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编著出版《中国通商银行创立五十周年纪念册·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图10),对通商银行50年历史,以及在中国金融、银行业、钱庄业、财政、币制、公债、保险等领域五十年取得的进步,进行了综述总结,撰述者为章士钊、宋汉章、陈光甫等各界名家,可视为该行“回光返照”。


图10:1947年中国通商银行编著出版的纪念册

随着恶性通货膨胀的加剧,通商银行到上海解放前夕,除了一些房地产以外,只剩下一些有名无实的空架子。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接收了中国通商银行的官股部分纳入公股,1952年,通商银行和其他银行、钱庄合并组成公私合营银行,55年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

【注释】

注1 夏东元.盛宣怀传[M].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注2 邓娟 “中国首家银行的创立”《知识窗》2006年第7期

注3. 汪熙主编:《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注4. 谢俊美,中国通商银行: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Z].上海人民出版社。

主要参考资料

盛宣怀《请设银行片》、《皇朝经世文编》卷2

“试论中国通商银行的创办与运作方式”[章友德著,《历史教学问题》(沪)1994年第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