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写我心，下笔动真情

人物素描： 王张应，安徽潜山人，现居合肥，在某国有银行省级分行任处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理事，国家二级作家。19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出版诗集《感情的村庄》《那个时候》，散文集《祖母的村庄》《一个人的乡愁》《我对世界另眼相看》《渐行渐远的背影》，中短篇小说集《河街人家》。中篇小说《浪淘沙》获中国金融文学奖。

【记者 方磊】

偶然中的必然

记者：您是如何进入文学写作的？

王张应：我与文学结缘是偶然，也是必然。说偶然，很简单，我不是“文二代”，没条件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学熏陶，没人为我提前规划文学之路。再说，我小时候识数能力比识字能力强，数学考试屡得满分，语文考试自试卷上有作文题后好像就没得过满分。我的文学潜能，在幼年时期不显山不露水。

要说必然，就要多说几句。首先，我的家乡皖西南安庆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块文学热土，具有强大的文学基因。在我的出生地，走出家门，五十公里内便能找到方苞、姚鼐、刘大櫆等桐城派的遗迹。当然，这块土地上后来还有朱湘、朱光潜和海子早年活动的身影。我曾经意外地发现乡人口中的方言竟登大雅之堂，在《红楼梦》《水浒传》中都能见到。

其次，我的出生地黄土岭村，如今被人称为“作家村”。有人做过盘点，从黄土岭村周围十华里内，先后走出了五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省级作协会员则有十多位。当然，这个“作家村”的核心人物是现代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先生。从我家老宅出门向北约五百米处，有我的母校黄土岭小学。学校的对门就是张恨水故居，即张恨水先生笔下的“黄土书屋”。当年学校的房子是一座旧祠堂，早我约六十年，张恨水先生曾在那间祠堂里上过私塾。在我们村子里，张恨水先生是一茬茬年轻人励志学习的榜样，许多父母都希望子女好好读书，将来能像张恨水那般怀揣一支笔遍走天下。

第三，若干年后我才发现，其实我小时候也是受过文学熏陶的，我的文学启蒙老师是我的祖母。我出生时祖母就有六十多岁了，记忆中祖母是一位人情练达、出口成章的老人，我不知道她是否识字，但我坚信她是一个有文化的人。我小时候最爱听她讲故事。许多话从祖母口中说出来，让我眼睛发亮，体味到语言的巨大魅力，体悟到人生的朴素真谛。大约四十年后，想起祖母当年说过的话，我写过一篇题为《难忘祖母几句话》的短文，发表在《新安晚报》上，竟获得了安徽省直机关读书活动征文奖。拿到获奖证书时，我并不觉得是我的文章写得不错，我想到的是祖母的话说得好，这个奖励应该归我祖母。这篇文章后来被中华书局收录到《中华活页文选》里了，作为高中生读写训练文章。由此我感到特别欣慰，祖母那几句普普通通的话曾经教育和影响了我，几十年后乃至更长时间，还会帮助和影响许许多多的后来人。

记者：您的专业文学写作何时起步？

王张应：我的文学创作应该说起步于20岁那年，此前只能算作准备阶段。那时我已从师范学校毕业，在皖西南大别山区一所偏远的乡村中学担任语文教师。第一次在省级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是在1984年1月，《安徽文学》发表了我的诗歌《岩石上坐着一个春天》（外二首）。那年头，谁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都能在一定范围内形成轰动效应。我的作品发表后，立即引起县文化部门的关注，一位主管文学创作的副局长专门开车从县城来到了我所在的学校，了解我的工作和创作情况，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甚至说只要我能离开教育系统他可以调我去文化部门专事创作。从那以后，我的文学创作已被纳入地方文化部门的视野，受到主管部门的重视和扶持。

记者：您写作的主题有哪些？为什么会关注这些主题？

王张应：早期，我写过不少诗歌，多次在《诗刊》《诗歌报月刊》《绿风》等诗歌刊物上发表作品。当年，生活在农村，所见无非是农人、农事和农情，写过不少农村题材诗歌。后来我写小说，写过一些金融题材的中短篇，如《浪淘沙》《宣红的月光》《受伤的稻谷》等。小说的主题源于题材，题材源于生活。在金融系统浸润几十年，熟稔竟然领域里的人和事。我的金融题材的小说总会或多或少有现实生活的影子，是金融生活成就了我的金融题材小说。自去年开始陆续写了一批小小说，迄今写了二十几篇。今年的《金融文坛》第六期以《在路上》为题，集中推出了我的九篇小小说，多是写路上所见所闻，描绘世间百态，透视人性真相。

近几年，我写得最多的还是散文，散文题材里写得最多的是草木。有关草木的散文写作起因于一家全国性行业报纸的邀约，以《<诗经>里的植物》为主题给报纸写了两年专栏，先后写了三十多篇有关草木的散文。专栏写作任务完成后，有关草木的散文写作意犹未尽，我又以“草木记”的形式写了十几篇。如今回头来看，我好像对草木一往情深，笔端亲近草木。近来写的，加上以前写的，有关草木的散文该有六七十篇吧。草木有本性，下笔见真情。应出版社约稿，正在整理稿件，拟出一本专写草木的散文集。

记者：您对金融界整体文学水准有怎样的评点？

王张应：以我的站位和视野，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我只知道，中国金融系统是一支拥有千万员工的庞大队伍，山高水深，真可谓是藏龙卧虎之地。这支队伍整体素质非常高，不乏各方面的高水准人才，自然也不乏高水准文学人才。依我看，金融界整体文学水准还是蛮高的。

业余写作中寻求专业化突破

记者：您看金融界文学写作者，他们的写作呈现哪些特点？

王张应：金融界文学写作者们的写作，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共同点是大家都是业余写作，尚未发现某位同仁已是专业作家。大家都有金融岗位工作，在完成了金融岗位工作之后，才能从事文学写作。倘若放松金融岗位工作，倾心于文学创作，那可能就叫不务正业了，在单位十有八九难以立足。同时，岗位工作太忙，便无暇顾及文学写作，时日一久，这种写作者大多会出局。

我目前就是一个典型的业余写作者，在忙完繁杂的岗位工作之后，休息日坐到书桌前才能考虑写作。克服眼前困难，坚持写下去，是我的坚定信念。近年来，我主要写散文、写小小说，实际上也与属于自己的时间有关，酝酿已久的中篇小说拿不出充裕的时间来写。不同点是有些作者的写作是自觉的写作，有计划有目标的写作；大部分作者的写作则是不自觉写作，随意性写作，有感而发，想到啥就写啥。我的写作算是介乎自觉与不自觉之间吧，有计划，有目标，但更多地还是随意地写，随性地写。我的大部分散文和小小说，就是这样产生的，随性而来。金融界文学写作者们的普遍业余性，可能是制约金融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金融界如能产生一批专业作家，则能推动金融文学快速走上新台阶。

记者：您认为金融界的写作者应该在哪些方面提升自己？

王张应：从我的切身体会看，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多多读书。天下第一等好事始终是读书，人人都该好好读书。作为写作者，尤其应该好好读书，多读天下好书。读书破万卷，下笔才会如有神。不坚持读书的作者，写作时很容易出现营养不良症状。其次是细心体察生活，做生活的有心人。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麻木的人，迟钝的人，对生活视而不见的人，不大容易从生活中获得很多灵感。

我的《在路上》一组小小说几乎都是在公交车上受启发，坐在车上闭目构思而成。第三，要多写，坚持写，不停步。写作一旦停步，重新起步是很艰难的。这方面，我是有教训的。我曾经停步十年，后来想重新起步，又花了近十年时间，所以我差不多停步二十年。这是我的人生中极后悔的一件事，人生在世最贵重的东西莫过于光阴。第四，要敢于走出金融，淡化甚至遗忘自己的金融作家身份，对标地方作家，对标文坛大家，主动融入地方文学方阵，构建和共享一方文学氛围，努力在一方文坛上找到自己的坐标。比身高不找武大郎，要找彪形大汉。

文学令内心踏实

记者：您有哪些心里话特别想对金融界的写作者说？

王张应：作为金融界的一名写作者，我一直怀有一颗感恩之心。对于我们所处的这个伟大的时代，对于我们所在的金融系统，对于我们安身立命的具体工作单位，以及许许多多默默关心、支持和帮助过我的领导、同志和师友们。如果说，作为一名写作者我还是取得了一点点成绩的话，那么这点成绩也应归功于这个伟大的时代，归功于我们背后这个伟大的组织。我手写我心，下笔动真情。因为我有一颗感恩之心，所以我常常是含着热泪在写作。我的眼眶一湿润，便想起诗人艾青那句名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记者：如何看待金融与文学的关联？

王张应：我曾经写过一篇随笔，发表在《中国金融文学》上，题目是《让数字和文字来一场恋爱》，说的就是金融与文学的关系。在我看来，金融是一方沃土，文学是开放在这块土地上的美丽的花朵；金融是一潭深水，文学是一群灵动的游鱼。没有花朵的土地易让人想到荒凉，没有游鱼的水体注定寂寞不堪。有时候我还会这样理解：金融是我的肉体，文学是我的灵魂，二者相亲相爱，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才会形成一个理想中的我。这仅仅是我个人直观的感性的认识。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说得大一些，中国文学不该忽略中国金融这片沃土，忽略了就不完整；金融工作始终离不开人，只要有人就有诗和远方。金融和文学的联姻理所当然，二者的关系，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紧密。

记者：文学对您心灵久远的影响何在？

王张应：我与文学结缘已有四十年，文学在我身边我就心里踏实，文学离我远去我便失魂落魄。当初，正是因为文学上的一点成绩，我由一名中学教师变成了一家银行的员工。后来，因为忙于银行工作，我曾长时间疏远文学。文学似乎生气了，好久不理我。经过不懈努力，如今文学与我和好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