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絮语：一匹马的贸易战

□文/杜亮

马的贸易，确切地说战马的贸易，是古代一项关键性贸易、卡脖子贸易。它甚至会影响到一国军事实力的实质性消长。这在我国的宋朝表现得尤其突出。

宋朝被中国的历史学家们送了一个外号：“弱宋”。其他朝代是没有的，宋朝独一份。当然，这是仅就军事实力弱、落后挨打而言，其他方面如政治、经济都还是不错的。

谈到落后挨打，大宋三百年可谓尝遍世间痛楚。先是被契丹虐，再被女真虐，最后被蒙古虐，中间还不时被西北邻国西夏骚扰打劫。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马背上的民族，而宋朝是农耕民族。骑兵与步兵对战，孰优孰劣，一眼可知。

汉武帝时候有个“李陵事件”，讲的是李广的孙子李陵出击居延的事。他带领5000步兵与匈奴八万骑兵对垒，经过八昼夜殊死战斗，箭尽矢绝，被俘投敌。汉武帝原以为他战死了，想给他庆功。后来知道他投敌了，才作罢。又过了一年，为表怜悯之心，汉武帝派人去匈奴接李陵，结果派去的人回来报告说，李陵在替匈奴练兵。这下才惹怒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其实是使者张冠李戴了。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汉武帝十分爱惜优秀的武将，特别是对汉族步兵对战匈奴骑兵，十分清楚其中的难处。

骑兵比步兵强大，相应的，北方游牧民族比南方农耕民族有军事优势，古代都是如此。那么，对农耕民族来讲，如何改变这个劣势？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发展自己的骑兵。汉唐一度对匈奴突厥形成压倒性优势，都是依靠骑兵。问题是，好马、战马从何来？当然是从游牧民族生活的北方、西方而来，汉朝、唐朝拥有西域、河西走廊的领土，那里也是天然的养马场所，可以很容易获得战马补给。宋朝就不同了，地域是历朝历代中最狭小的。所以好马的来源十分有限。

大家都知道，后晋石敬瑭向辽国奉送处在北方的燕云十六州，害惨了后来的宋朝。就像一个秃头被削去帽檐，直接暴露在契丹的火力下。宋朝开国之初，太祖太宗有强烈的意愿收复燕云十六州，不过一交手就被打惨了。后来宋真宗和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约为兄弟之国，维持了100多年的和平。盟约里有一条，“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宋朝很富足，有辽国需要的茶、绢；辽国很贫瘠，能向宋朝供应的主要就是重要的军事战略物资——战马。按照后来英国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双方自由贸易，各取所需，就能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

但后来随着宋人买马越来越多，辽国人发现这些马都用来装备宋朝的军队了，导致宋朝的军力增强。因此萧太后开始禁止向汉人卖马，甚至不惜判处死刑。这样一来辽国没什么优势东西可以交易，导致宋朝取得的贸易顺差就越来越多，辽国依据《澶渊之盟》从宋朝取得的岁币，很快都被宋朝赚回去了。这是场看不见的货币战争，宋朝“大获全胜”——这是仅就宋辽的情形而言。

北方稳住了，宋朝就安心对付西北方的敌人——西夏。跟宋朝先后对抗的几个少数民族中，只有对西夏的战争宋朝有一定心理优势。首先，西夏是宋朝册封的国家，地位上比宋朝低。其次，党项羌与其他几个武装少数民族相比，军事实力稍弱，或者说宋朝还能和他抗衡一下。第三，宋朝的西军实力十分了得。折家军、种家军、杨家将都是可堪柱国的军事集团。

当然，宋朝之所以死磕西夏，我认为还有一个深层次原因，那就是为了获取战马的供应。北方供应战马的路子被辽国堵死了，只能靠西方来补。西夏和宋的交界地带，恰恰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过渡地带，双方争夺的其实是“养马的空间”。随着河西走廊被西夏夺去，西夏的区位优势更加凸显。他们立即掐断了丝绸之路的贸易，特别是向宋朝供应战马的一个渠道。

祁连山东麓四百公里的河西走廊和青藏高原东北的河湟谷地一直是中原王朝重要的战马供应基地。据《宋史》《宋会要辑稿》等书统计，从公元961年到1026年，吐蕃控制的河西地区多次向宋朝贡马，总计约12430匹。宋朝不惜给予厚利给占据河西部分地区和青藏高原的吐蕃，使之成为牵制西夏的力量。

以贸易取得良马，一直是宋朝的既定政策，史称“茶马贸易”“茶马互市”。宋朝于今晋、陕、甘、川等地广开马市，大量换取吐蕃、回纥、党项等族的优良马匹，用以装备王朝军队。四川五场主要用来与西南少数民族交易，甘肃三场均用来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易。

本来通过吐蕃牵制西夏是挺好的战略，又能通过贸易获得战马供应，但是到了年轻的宋神宗主政，自信心爆棚，要做一个开疆拓土的有为皇帝。于是，有官员王韶向其进了一份《平戎策》的计划书。大意是，“欲攻西夏，先占河湟”。宋神宗采纳了王韶的建议，和占据河湟的青唐吐蕃开战。其醉翁之意大概也在于河湟的良马。这一战，宋朝打出了天朝的国威，一举拿下熙、河等六州，使它们重新置于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史称“熙河开边”，这是宋朝三百年历史上罕见的战役性胜利。后又经哲宗朝、徽宗朝连续经略，两度占领青唐吐蕃的都城青唐城（今西宁），从而坐拥河湟地区。

遗憾的是，北宋直到末年占领河湟，前后仅仅维持了20年统治，然后就被崛起的金国占领开封、夺取青唐，打得彻底崩溃。估计这20年，河湟地区能够供给北宋军队的战马也是有限。但是，宋朝却因此失去了吐蕃对西夏的牵制，也失去了吐蕃贡马的机制，这不能不说是宋神宗“好大喜功”带来的一项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