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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絮语:对抗的历史

发布时间:2019-05-22 10:12:16    作者:杜亮    来源:中国保险报网

□文/杜亮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对抗与对话、斗争与和解、战争与和平的历史。

公元1005年,宋朝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辽、宋约为兄弟之国,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罢兵,于边境设置橛场,开展相互贸易。宋辽从对抗转入对话,从战争走向和平。

公元1120年,宋朝与金国签订“海上之盟”,相约南北夹击辽国。宋辽澶渊之盟被宋单方面撕毁。1122年,当宋朝权臣童贯信誓旦旦领兵伐辽之际,辽人对宋军大为不耻,斥为“背弃盟誓,不义之师”。

宋辽从签订“澶渊之盟”换取和平安定局面,到宋金“海上之盟”对辽重开战火,期间竟历时115年。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是超出我等百姓想象力的事。长期和平安定的局面让宋朝经济社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甚至有人大胆推断,如果没有后来金、蒙古的侵略、灭国,在宋朝中国就可能在全球率先完成海上贸易大国的原始积累,成为近代化的大国。

历史自有规律,不容假设。宋朝属于农耕民族,辽、金、蒙古属于游牧民族。南方的农耕民族对抗北方的游牧民族,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劣势,这是中国从秦朝建立直到近代以来历史的一大规律,而且越往后越明显,自宋朝以来表现得尤为突出。宋朝对于辽、金、蒙古的军事劣势是显然的,所谓“弱宋”即由此而来,然而宋朝对于辽、金、蒙古的经济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要不然哪有动辄几十万的岁币去填辽金的欲壑?

农耕民族军事上打不过游牧民族,经济文化上又完胜游牧民族,不独中国如此,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有类似情况。看看欧洲的历史,总体上也是一部北方蛮族欺负南方文明民族的历史,间或有从东亚席卷而来的少数民族,匈奴、柔然、突厥、蒙古,把欧洲冲击得七零八落。

在农业社会,是游牧民族占据军事主导权的天下。到了近代,随着工业革命的来临,整个社会从农业社会进化到工商业社会,产生了工商民族,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矛盾立马消解于无形。因为冷兵器退场了,马战没优势了,谁掌控热兵器,谁就掌握军事主导权。

清朝是“马上得天下”的,但它的大刀长矛对付不了英法的坚船利炮,落后就要挨打,所以被称为“东亚病夫”;奥斯曼土耳其和清朝类似,突厥铁骑称霸欧洲好几百年,但是没赶上工业革命的高速列车,也是被西方列强轮番欺辱,被称为“西亚病夫”。不论是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民族,都敌不过工商民族,索性合二为一,称为农牧民族。而随着全球工业化的进行,农牧民族在不断缩小,大量转化为工商民族。而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某个角度看,就是一部“农民进城”的历史。

所以,近代工业革命之后的国与国对抗情况和工业革命之前漫长的历史情况有着根本不同。第一,对抗的主体发生变化。古代是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近代以后,是先进工商民族与后发工商民族之间的争夺。例如,一战、二战都主要是先进民族、后发民族之间的争斗。其目的是争取生存空间,瓜分各种资源。第二,对抗主体的典型特征不同。古代的游牧民族是经济弱、军事强,农耕民族则相反。而且工业革命前,一国的经济和军事发展是悖离的,以“弱宋”“强辽”为典型代表;近代的先进民族是经济、军事都强,落后民族则是两方面都弱。因为经济是军事的基础,以英美为典型代表。第三,对抗的性质不同。古代国家之间的对抗是异质化对抗,游牧民族经济不行,但“我可以通过军事征服奴役你”。近现代国家之间的对抗是同质化对抗,或者说是全面对抗,是经济、军事总体实力的大比拼。第四、对抗的表现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古代是军事斗争为主,“争于气力”;现在,自从美国向日本扔下核弹后,全世界整体上处在恐怖的“核平衡”之下,已经维持70多年的和平了;经济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要有钱,什么都能买来,靠军事去掠夺别国资源财富再也不是明智之举,也会遭到全球舆论的唾弃。如果说国家之间还有某种形式对抗的话,那么主要表现为贸易战,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当今世界,中国和平崛起,威胁到美国霸主地位。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起贸易战的大棒,接连挥舞向中国;中国也毫不示弱,以加征关税反击。“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这是中国政府表示出的鲜明态度和严正立场。

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争,其走向也备受全球瞩目。16年前,美国政治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即当一个崛起的大国威胁要取代另一个统治力量时,其最终的结果往往是战争。那么,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会不会演化为一场热战?我认为不会,从前面分析工业革命后、特别是二战后国与国对抗的基本态势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格雷厄姆教授最近提到,中国宋朝与辽、金间的“竞争合作”关系,可以给中美处理贸易战提供一种参考。时代不同,各种约束条件已然变化,宋辽金的竞合未必能对应当今的中美关系。但对中国而言,需要记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一定要强硬起来,也完全能够强硬起来;在这个基础上,不放弃和平的机会,做好边谈边“打”、边“打”边谈的长期准备,或可为自己、为世界争取超过100年的和平发展机遇。


生命絮语:对抗的历史

来源:中国保险报网  时间:2019-05-22

□文/杜亮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对抗与对话、斗争与和解、战争与和平的历史。

公元1005年,宋朝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辽、宋约为兄弟之国,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罢兵,于边境设置橛场,开展相互贸易。宋辽从对抗转入对话,从战争走向和平。

公元1120年,宋朝与金国签订“海上之盟”,相约南北夹击辽国。宋辽澶渊之盟被宋单方面撕毁。1122年,当宋朝权臣童贯信誓旦旦领兵伐辽之际,辽人对宋军大为不耻,斥为“背弃盟誓,不义之师”。

宋辽从签订“澶渊之盟”换取和平安定局面,到宋金“海上之盟”对辽重开战火,期间竟历时115年。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是超出我等百姓想象力的事。长期和平安定的局面让宋朝经济社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甚至有人大胆推断,如果没有后来金、蒙古的侵略、灭国,在宋朝中国就可能在全球率先完成海上贸易大国的原始积累,成为近代化的大国。

历史自有规律,不容假设。宋朝属于农耕民族,辽、金、蒙古属于游牧民族。南方的农耕民族对抗北方的游牧民族,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劣势,这是中国从秦朝建立直到近代以来历史的一大规律,而且越往后越明显,自宋朝以来表现得尤为突出。宋朝对于辽、金、蒙古的军事劣势是显然的,所谓“弱宋”即由此而来,然而宋朝对于辽、金、蒙古的经济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要不然哪有动辄几十万的岁币去填辽金的欲壑?

农耕民族军事上打不过游牧民族,经济文化上又完胜游牧民族,不独中国如此,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有类似情况。看看欧洲的历史,总体上也是一部北方蛮族欺负南方文明民族的历史,间或有从东亚席卷而来的少数民族,匈奴、柔然、突厥、蒙古,把欧洲冲击得七零八落。

在农业社会,是游牧民族占据军事主导权的天下。到了近代,随着工业革命的来临,整个社会从农业社会进化到工商业社会,产生了工商民族,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矛盾立马消解于无形。因为冷兵器退场了,马战没优势了,谁掌控热兵器,谁就掌握军事主导权。

清朝是“马上得天下”的,但它的大刀长矛对付不了英法的坚船利炮,落后就要挨打,所以被称为“东亚病夫”;奥斯曼土耳其和清朝类似,突厥铁骑称霸欧洲好几百年,但是没赶上工业革命的高速列车,也是被西方列强轮番欺辱,被称为“西亚病夫”。不论是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民族,都敌不过工商民族,索性合二为一,称为农牧民族。而随着全球工业化的进行,农牧民族在不断缩小,大量转化为工商民族。而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某个角度看,就是一部“农民进城”的历史。

所以,近代工业革命之后的国与国对抗情况和工业革命之前漫长的历史情况有着根本不同。第一,对抗的主体发生变化。古代是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近代以后,是先进工商民族与后发工商民族之间的争夺。例如,一战、二战都主要是先进民族、后发民族之间的争斗。其目的是争取生存空间,瓜分各种资源。第二,对抗主体的典型特征不同。古代的游牧民族是经济弱、军事强,农耕民族则相反。而且工业革命前,一国的经济和军事发展是悖离的,以“弱宋”“强辽”为典型代表;近代的先进民族是经济、军事都强,落后民族则是两方面都弱。因为经济是军事的基础,以英美为典型代表。第三,对抗的性质不同。古代国家之间的对抗是异质化对抗,游牧民族经济不行,但“我可以通过军事征服奴役你”。近现代国家之间的对抗是同质化对抗,或者说是全面对抗,是经济、军事总体实力的大比拼。第四、对抗的表现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古代是军事斗争为主,“争于气力”;现在,自从美国向日本扔下核弹后,全世界整体上处在恐怖的“核平衡”之下,已经维持70多年的和平了;经济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要有钱,什么都能买来,靠军事去掠夺别国资源财富再也不是明智之举,也会遭到全球舆论的唾弃。如果说国家之间还有某种形式对抗的话,那么主要表现为贸易战,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当今世界,中国和平崛起,威胁到美国霸主地位。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起贸易战的大棒,接连挥舞向中国;中国也毫不示弱,以加征关税反击。“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这是中国政府表示出的鲜明态度和严正立场。

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争,其走向也备受全球瞩目。16年前,美国政治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即当一个崛起的大国威胁要取代另一个统治力量时,其最终的结果往往是战争。那么,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会不会演化为一场热战?我认为不会,从前面分析工业革命后、特别是二战后国与国对抗的基本态势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格雷厄姆教授最近提到,中国宋朝与辽、金间的“竞争合作”关系,可以给中美处理贸易战提供一种参考。时代不同,各种约束条件已然变化,宋辽金的竞合未必能对应当今的中美关系。但对中国而言,需要记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一定要强硬起来,也完全能够强硬起来;在这个基础上,不放弃和平的机会,做好边谈边“打”、边“打”边谈的长期准备,或可为自己、为世界争取超过100年的和平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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