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亮
改革开放40周年，中央隆重表彰100位改革先锋，他们分布于各行各业，所从事的职业更是千差万别，有工人、农民，有教师、法官，还有技术工作者、村支书以及科学家、企业家等等。在改革开放这个大舞台上，这些不同阶层的代表人物分别在不同的位置发出独特之音，从而合成了整个40年历史的交响乐。而这部交响乐中，企业家无疑是一个重要角色。粗略测算，在100人中占比约20%，仅次于政府公务员的比例。这20人当中，既有来自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也有来自民营企业的企业家，还有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过特殊贡献的港澳企业家。
大浪淘沙。这四个字同样适用于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企业和企业家：有的时候是企业倒了，企业家还在；或者企业没倒，企业家没了；再就是企业和企业家都没了，只有极少数是企业长青、企业家也长青。入选100人的张瑞敏、柳传志属于企业长青、企业家也长青的典型。但“企业家长青”也只能是相对的。100人里就有一些令人唏嘘的逝者，企业没倒，活的还不错，但斯人已去，例如鲁冠球、刘汉章。1983年3月，鲁冠球为了获得自主经营的权力，以自家自留地里价值2万多元的苗木作抵押，承包了乡办农机厂。自此筚路蓝缕，一步步把一个乡镇企业打造成“世界的万向”。鲁冠球入选100人的理由之一是，“开创了浙江乡镇企业承包改革的先河”。
不过，鲁冠球当年承包的是乡镇企业，说到对国企承包制改革的贡献，有一个人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马胜利，上世纪80年代的河北石家庄造纸厂厂长。1984年，马胜利以业务经理身份立下军令状，承包石家庄造纸厂，率先在国有企业打破“铁饭碗、铁工资”体制，运用“三十六计”和“七十二变”，使造纸厂迅速扭亏为盈。马胜利一包成名，以致全国近千家企业“求承包”。1987年，马胜利承包全国一百家亏损造纸厂，组建“中国马胜利纸业集团”。 1995年，因企业效益滑坡，马胜利被上级免职。马胜利有很多荣誉，可能他自己最看重的就是1988年中企联、中企协评选的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和两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马胜利已于2014年初去世。过去的20年，他基本上是在现实的挣扎与过去的回忆中度过的。如果改革开放40年有历史贡献奖，应该有他一份。双星集团前总裁汪海对他的评价是：“80年代，马胜利是我们的代表。”
承包制，这个在上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国企改革产物，如今早已进入历史档案馆中，但是它对于国企改革起到的历史贡献却不应被忘记。国企改革从放权让利的探索开始，走向承包制、租赁制，再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正途，承包制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的最大功能是把厂长、经理的个人能动性调动起来了，创造出企业家这个领航企业的鲜活群体。
马胜利虽然名气很大，但是它承包的只能算中小企业；真正做到承包大型国企的第一人，叫周冠五。1979年，在周冠五的争取下，首钢成为“利润留成”试点单位，拉开了承包制的序幕。1982年，国务院批准首钢试行承包制方案，简称“利润递增包干”，有人评价“没有这个改革，就没有首钢的今天”。周冠五的“首钢经验”不仅将企业一度推到全国钢铁业的首位，而且奠定了中国特色企业管理制度的根基。2007年，周冠五作古。相对马胜利不断喊冤，周在退下后要更隐士一些，但是两人在上世纪80年代的符号意义上，不相上下，各有千秋。
1988年，周冠五与马胜利一同入选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而鲁冠球则紧随其后，入选第二届全国优秀企业家。如今，他们三人都已逝去。
历史或许会选择遗忘，但他们终究会在某个角落里发出微弱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