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用工短缺现状，大前研一首先祭出了“鲶鱼效应”。按照大前研一的设想，“日本劳动人口每年以40万－60万人的速度在减少，这些减少的人口若用移民作填补，10年间就可以接受400万－600万人的移民”。
作者：（日）大前研一
翻译：姜建强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时间：2018年10月
定价：48元
□禾刀
《低谷望社会——“丧失大志时代”的新·国富论》是著名日本管理学家、“策略先生”大前研一的畅销名作。在本书中，大前研一针对日本当下的社会经济现状和特点，将其他发展成熟的国家尚未遇到的社会问题，概要性地归结为一个词“低欲望社会”：人口减少、超高龄化、失去上进心和欲望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探讨“低欲望社会出现的背景是什么，今后如何加以应对——对此加以论述，就是撰写本书的目的。”
奋斗，堕入无欲无求的泥潭
近年来，从“失去的10年”到“失去的20年”，日本走马灯似地换了多位首相，提振日本经济的“药方”也是竞相登场，但无一例外收效甚微。安倍晋三再度履新后，抛出了“安倍经济学”，其重要特点之一便是，“出台规模为28.1万亿日元的经济对策”，通过“大撒钱”方式，刺激社会经济复苏。
大前研一显然并不看好此举，因为日本“失业率目前仅为3%（2016年7月止），几乎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事实上，“自凯恩斯以来，所谓乱撒钱的经济对策，一般是在失业率居高不下、不得不增加雇佣的情况下才采用的”。
大前研一的观点很简单：就业率数据本来表现非常健康，加大社会投资，意味着原本就业基本饱和的用工形势将步入“劳动力紧缺”区间，也即我们常说的“用工荒”。为了应对用工缺口，用工单位只能争抢人头，而不可能在劳动力个人条件是否满足岗位需求方面严格把关，如此一来极可能变相助长不合格员工的惰性。针对这种“欠岗位能力”现象，用工单位要么加大培训成本，帮补短板，要么枯等工作质量打折，最终必然对发展质量产生深刻影响。
其实，日本民间目前尚有1700万亿日元的个人金融资产。这些钱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用来投资，其效果也是惊人的，但日本国民普遍不愿消费。如日本一种住房贷款，虽然利率只有1%上下，但乏人问津。
日本人的不愿消费，源自他们的“不安”。首先，在那些大批深受“失去的20年”影响的日本国民眼里，未来仍旧意味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尽管近年证券市场回报率比银行利息要高，但大多数人仍然乐意将钱存放在心理上自觉更加可靠的银行；其次是日本企业和国民税负普遍较高，真正用于自由支配的资金并不宽裕，这自然会抑制企业再投资和国民的消费热情；第三，日本是众所周知的老龄社会，养老负担极重，“2010年为2.6人抚养1人，到2030年将是1.7人抚养1人”。
从社会上升路径角度看，日本年轻人的奋斗前路充满坎坷。大量超龄员工牢牢霸占着领导岗位，许多时候，超龄意味保守。对许多年轻人而言，如果上升无力，加薪无望，奋斗无异于纸上谈兵，口惠而实难至。一切存在即合理，当奋斗无法改变希望渺茫的根本局面时，得过且过的“低欲望”心理便会在年轻人中弥漫，至而成为社会性症候。
镜鉴，北欧国家的样本意义
北欧国家的高福利向来令人心驰神往。在大前研一看来，北欧国家的发展经历或许是日本发展的最好镜鉴。
上世纪80年代前，源于过去百多年发展积累的大量财富，财大气粗的北欧国家如瑞典、丹麦等国家逐步进入了“从摇篮到墓地”、令人艳羡的高福利时代。高福利社会无一例外必须基于两大“后盾”，一是政府编织“大社会”，二是有雄厚的资金持续“输血”。俗话讲，坐吃山空，国库再如何充盈，也经不起长年累月的净输出，所以北欧国家建立了覆盖企业和个人的高税负制度。
问题是，高税负政策不过是“头痛医头”。高税负短期内确可为社会福利提供资金池，但随着企业和个人自主支配资金捉襟见肘，“社会因此失去了活力”。如“1980年的瑞典，虽然成就了高福利社会，但换来的则是国民租税负担率提升近80%。经济方面从1991年开始，破纪录地连续三年呈现负增长”。
春江水暖鸭先知。“由于法人税和所得税高得离谱，（瑞典）有能力的企业和富裕阶层都纷纷逃往海外”，如利乐集团、诺贝尔集团、宜家等跨国企业，以及一些知名人士均纷纷远走高飞。丹麦的境遇也大同小异。几乎与此同时，想成就一番大事的英国年轻人亦纷纷走出国门。
痛定思痛，瑞典最终向曾为自己赢得无数荣耀的高福利政策开刀，祭出了一系列大刀阔斧式的改革。“据《经济学人》报道，瑞典把公共开支占GDP的比例，从1993年的67%降到了2013年的49%；个税的最高边际税率降到了57%，一大堆财产税、赠与税、遗产税纷纷被废除”。税负松绑，经济终于回暖，一些出走的企业又渐次“归巢”，如宜家“在2013年又回到了瑞典。”
北欧国家走过的这段弯路充分表明，“旱涝保收”“养懒人”的福利政策只会大大削弱社会的竞争意识，也是“低欲望”社会的温床。大前研一并非全然反对提高福利待遇，只是觉得过高的福利往往会掠走社会财富，削弱大众奋发向上的热情。
比北欧社会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的是，日本是目前老龄社会现象最为严重的国家，人口增长乏力，劳动力供应不足，多重压力最终将会传导到年轻一代的身上。如果不能及时正视这些现象，从“低欲望”的源头寻找解决办法，粗暴地“大撒钱”不可能从根子上激发经济发展驱动力，更别谈让“低欲望”的年轻人变戏法转眼朝气蓬勃。
药方，重新点燃奋斗的激情
针对日本社会的“低欲望”现象，大前研一认为根本一点在于没有从社会弥漫的“低欲望”源头剖析问题，所以近年来的多种经济措施频频失效。
针对用工短缺现状，大前研一首先祭出了“鲶鱼效应”。按照大前研一的设想，“日本劳动人口每年以40万－60万人的速度在减少，这些减少的人口若用移民作填补，10年间就可以接受400万－600万人的移民”。移民的引入，既可以迅速填补劳动力缺口，另一方面也会激活企业淘汰不合格员工机制，彻底改变“即使不打磨自己的工作技能、只要死赖公司就能有饭吃的环境”扭曲现状，从而倒逼年轻人的危机感。
对于年轻人的“低欲望”心理，大前研一认为必须改革教育机制，强化国民积极向上的进取意识，“让学生从原有各学科的知识体系中，学习社会常识，包含动作举止或行为样式、价值观”。
对于政府，大前研一认为当务之急要做三项工作：一是改革征税体系，简而言之就是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二是盘活民间1700万亿日元的金融资产；三是改革弊病重重的国民养老体系，让养老金直接与个人的付出挂钩，让年轻人不再觉得自己是在替别人的生活买单。
大前研一开出的“药方”虽然很丰富，用直白方式理解其实不外乎两个方面，即让上升的希望变得更加可期，让奋斗路径变得更加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