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赓哲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时间：2018年9月
定价：58元
□胡艳丽
自古“一将功成万骨枯”。帝王将相叱咤风云、建功立业的背后，是无数从军男儿的生死两茫茫，黎民百姓的流离失所，战争所及地人口大幅锐减。不管是创造千古霸业的秦朝，还是创造盛世辉煌的唐朝，其开国史都是一部生灵涂炭的战争史，是诸侯相互倾轧的博弈史。
由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于赓哲所著的《唐开国》，以唐高祖李渊逝世倒叙起笔，追述隋朝末年国家动荡，各股势力逐鹿中原的历史断面，表面上该书是以“关陇贵族”争霸，彼此间互相杀伐为主线，但实际上读者看到更多的是在“乱世出英雄”背后，数以百万计黎民的生死悲歌，以及经济与社会发展遭受重创的严苛现实，当然还有乱世英雄们的虚伪、狡诈以及视人命为草芥的残酷。
书一开篇，首先讲明一个容易被读者忽略的问题：隋末各方英雄豪杰并起，但其中的主要力量并不是起义的农民，而是彼此竞争的关陇贵族。关陇贵族最初产生于西魏宇文泰时期，他依托关陇地区的豪门贵族，发掘当地人力物力资源，实现高度集权，并创立了府兵制，这一系列的举措，皆是为了与东魏集团相对抗。可以说关陇贵族天然带着争权夺利的基因，后来的北周、隋、唐皆出自这个集团，看似改朝换代，实则是一个集团内部的权力更迭，只不过权力大印的交接，不可避免的是以举国陷入刀兵之乱、生灵涂炭为代价。
再说隋炀帝本人，虽不乏才干，甚至颇有经济头脑，但他致命的缺陷在于，顺境时志得意满，忘乎所以，逆境时又灰心丧气，沉迷酒色，坐以待毙。假如他在天下大乱的前夕，能够痛改前非，昭告天下停止征伐辽东，延缓重大工程建设，让百姓休养生息，或许在传统“忠君”思想的制约下，关陇贵族徒有野心，也不敢轻举妄动。即使天下已然大乱，但仍不乏“愚忠”者，隋炀帝依然有翻盘的机会，但其遇挫后的“鸵鸟”式行径，以及沉迷酒色的放纵，都“助”其加速走上了灭亡之路。
再说大唐王朝的缔造者李渊，从书中所述其的表现来看，此人具备了心机深沉、善于伪装，以及杀伐果断、一切以利益为导向等一切“成大事者”的特质。正如作者所言，他能举事成功，首要因素，便是其关陇集团贵族出身的身份，使其天然拥有了民间及统治阶层内部的号召力。但他真的代表了关陇集团的利益吗？显然不是，这不过是一张助其夺取天下的跳板。他对同样出身关陇集团的争霸者，虽有伪饰但其下手比对其他竞争对手更不容情，甚至可以说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就算是对他曾亲口称之为“从弟”的陇西李轨，也因其在回信中自称“大凉皇帝”，而兵戎相见，最终将其斩首示众。对同样出身关陇贵族的李密，同样也是利用为先，先稳住其人，而后利用他招拢瓦岗军旧部，而后让李密担任宴会服务大臣的角色，导致李密愤而出走，最终结果不外乎诛杀。
天下，并无有情的帝王。李渊如此，其子李世民同样如此。李世民登上皇位的过程，并不比隋炀帝光彩，而作者在书中多处指出李世民篡改开国史，丑化其兄李建成，美化自己。事实再次证明，关陇集团，或者推而广之，自古帝王将相，他们在逐鹿皇权的过程中，都在一步步把自己变得残酷、冷血、六亲不认。皇权之下，是同根生兄弟的身首异处，是无数臣子在站队排位赌命中的生死未卜，及牵扯株连颇多的家族之祸。
在帝皇心中或许有治国平天下的智慧、有平衡各方力量的制衡之道，有赢得军心、民心的政治手腕，但绝无常人所有的人伦亲情和朋友之谊，在冠冕堂皇的外衣之下，他们的是非观都与自己的利益挂钩。
在书中，有一位少见的重情重义的人物，只是其刚一出场，便匆匆谢幕了，他便是效忠隋帝的张须陀。在与瓦岗军的大海寺战役中，张须陀战死。“张须陀本来已经杀出重围，但是为了救部下，又跃马重返包围圈冲杀数次，最终战死”。这样的主帅，在整本书中实属少见，在血腥的战场之上，有背信弃义者、有倒戈投降者，但难得主帅为下属置自己生死于度外，且几次重返包围圈，直至战死。依笔者看来，凡事不以成败论英雄，张须陀当属隋唐第一义士，交友当如张须陀。
作者在书中以战争讲述和人物描写双线并行，以李渊举事，与各方豪强势力在争斗中此消彼长的较量为半径展开叙述，其中对雄主窦建德、劲敌王世充、猛将尉迟敬德等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写。但在各种利益博弈的战争大雾掩盖之下，合书再回忆这些人，曾经的风云人物，也都是面孔模糊。
自古英雄最是悲凉，戎马倥偬后，最终都付笑谈。
在书的最后，作者指出唐朝建国是一次历史的纠错，它摒弃了隋炀帝施政的种种弊端，继承了隋朝的种种优点，促成了大唐盛世的到来。不论唐开国史如何血腥，帝王心计如何深沉，中国历史仍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也造就了直至今天人们还引以为傲的大唐辉煌。相对于历史而言，那些在唐开国战争中枉死的将士、黎民，最终都凝缩成了一个并不确切的死亡数字，并渐渐被后世遗忘，泯灭于历史时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