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虽然日本制造近年来遭遇了神户制钢造假等信誉危机，虽然在新的时代日本职人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但日本工匠仍有许多足可圈点之处：发展超过三代的日本中小企业比比皆是；相对于做大，不少日本人更在意深耕某一行，直到无与伦比独一无二。
作者：（日） 北康利
翻译：徐艺乙
出版：中信出版集团/楚尘文化
时间：2018年9月
定价：48元
作为一部打捞日本工匠精神的读物，《工匠之国——日本制造如何走向卓越》从日本职人（有专门手艺并以此为职业的人）历史发展、培养制度、文化信仰、技术传承等方面的深刻讲述，到12位现代“匠人”与12种古老而不朽的手工艺的详尽介绍，为读者呈现出一个严格与欢乐同在、传统与现代并存的职人世界。
造物为荣的历史基因
日本职人文化“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的源头应自江户时代。江户时期的日本职人主要有三大特点。一是“宽永元年（1624），在德川政权日益巩固之际，为营造日光东照宫，集中了全国大量的职人”。权力顶层的需求往往伴随着严苛的质量惩戒机制，全世界的宫廷建设莫不如此，职人无不是提着脑袋使出吃奶的看家本领，精益求精；二是频繁的重建，刺激了社会对职人的旺盛需求。日本房屋普遍采用木质结构，防火能力差，加之日本位于地震多发带，所以受火灾和地震损毁等原因，重建对职人有着大量刚性需求，职人从中自然会得到大量锻炼机会；三是职人扎堆产生的聚合效应。当大量职人聚集在一起时，不管是否愿意，竞争必然逾趋激烈，倒逼职人技术不断进步乃顺理成章。
职人从事社会工作的门槛很高，所有职人必须从师傅那里取得“鉴札”，要求之高令人抓狂。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职人，常常先得师傅“面试”，然后经过长达数年的耳提面命和严格考核。正因如此，那些有意让孩子未来从事职人工作的家庭，往往在孩子9岁左右，便将他们送到了师傅门下，以便能够开始职人长达“数十年的扎实修行”。
正常逻辑下，职人技艺如此精湛，收入理当可观。事实上，除了“幕府御用的职人头领”外，一般职人家庭均较为清贫，因为幕府对职人设置了上中下等不同档次，且设定了每日收入上限。
职人之所以能够忍受物质上的低回报，主要是因精神层面得到权力的认可。“鉴札”就像是职人从事社会工作的一张极为特别的“驾驶证”。发放鉴札的要求越严，历经数度寒暑终于“出师”的职人便越有成就感，加之“幕府时代以来，（地方）曾经数度发出无鉴札者不得被雇佣的公告”，这既是对职人的严格要求，同时也寓意权力对职人社会地位的认可，自然会进一步推高职人的成就感。当精神激励远甚于物质激励，“造物为荣”自然尉成风气，至而化为社会惯性认知。
职人至上的上下同欲
在世界快速变平、商业气息无孔不入的今天，日本的职人精神发展体现了两个维度。一个是传统手工业界的职人精神依旧光彩照人，另一个是现代工业制造与职人文化融合后发生嬗变。
本书介绍了日本12种古老的手工艺，每个行业都具有不可比拟的特色，每种特色发展过程中也不是一成不变，传承过程中浸润了历代人的改造心血，所以这些手工艺历久弥新。
日本对传统手工艺和职人的鼓励主要依托“人间国宝”和“现代民匠”制度，前者倾向于对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与推广，一旦被认定，常常会得到政府一定资金援助，后者侧重于职人本体的精神表彰，从1967年至2006年40届“已经表彰了4538人”。
传统职人技艺采用家庭式传承。1873年，“开明教育家近藤真琴在他经营的私塾攻玉塾中尝试设立了手工科”，从而开启了社会化培养职人的大幕。
日本之所以如此推崇职人，很大程度上是对质量关注的折射。虽然日本职人精神可上溯至江户时代，但有段时间，日本制造里却难以寻觅职人精神痕迹。二战后，百废待兴的日本急欲振兴工业，无奈产品质量堪忧，一度成了劣质的代名词。令人费解的是，本书对此段历史并未认真挖掘，不知是否因为改变这一现状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著名的质量管理大师、来自美国的戴明博士。
就是这个被业界称之为美国“弃儿”的戴明博士，其推出的“质量管理十四法”，以及“戴明环”，为世界质量管理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更主要的是，他帮助日本产品质量打了翻身仗。1951年，日本创设了戴明质量奖。至今已有超过160个日本企业获得戴明运用奖，其中包括世界知名企业丰田公司等。在戴明的带动下，日本企业创造了全面质量控制（TQC）等为国外企业争相学习推广的质量管理新法，涌现了石川馨、田口玄一等一批享誉世界的著名质量管理专家。
戴明博士的成功，某种意义上正是日本上下同欲，共同致力于传统职人精神改造的结果。抑或说，戴明博士的成功，也是日本职人精神接受现代化改造的成功实践。
职人精神的中国镜鉴
日本人相信，“只有职人的技术才是国际竞争力的源泉”，所以他们“以‘造物国家’的复兴为目标”，加大了政府对职人的扶持力度。一方面他们“仿效德国‘我的明星’制度”，制定了涉及金属、机械、电子、建筑、造园、裁剪等多个方面的国家技能检查测定制度，让职人技艺标准显性化刚性化；另一方面大力开展评比“日本造物大奖”和“有活力的300家中小企业”活动，既“表彰那些对工作产生重大促进作用的团体或个人的发明”，也奖励那些“秉承了江户时代以来的‘造物’精神的传统企业”。
沐浴在这样浓厚的“造物为荣”文化气息中，日本逐渐形成了以敬业著称的“职人气质”。有调查表明“日本职员的努力是常人的一倍以上”，日本职员的敬业度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
审视日本的职人精神，自然会联想到我们正在大力弘扬的工匠精神。事实上，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历史上的匠人有不少相似之处。起初都是最好的工匠竭力为皇帝服务。所不同的是，中国历史上的这些匠人很少像日本江户时代那样聚集扎堆。另一方面，自江户以来，日本权力阶层始终大力推崇职人精神，而戴明博士先进质量理念的引入，更是实现了对日本传统职人文化的改造。
近年来，我国民间特别是农村匠人群体正遭遇急剧衰落局面。虽然国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角度加大了保护力度，但相较于日本，保护手段还显单调，力度也略显单薄。还有，虽然我们早就引进了包括戴明在内的许多优秀的管理体系，但匠人精神并不稳定，经不起考验。
华为的任正非不久前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时曾说，“不搞金融、不炒房地产的华为能够以实业发展至今天地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一条路走到底的坚持，28年来‘对准一个城墙口持续冲锋’”。
始终如一，深耕不辍，坐得住冷板凳，这或正是我国当前最急需的工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