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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农险往事(上)

发布时间:2018-11-09 11:44:36    作者:    来源:中国保险报网

□鲁延

清末民初,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由于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地主手中,城市附近的农民人身依附关系有些松动,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艰难地向前发展着。随着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大量掠夺原料,商业性农业进一步发展,农副产品的出口总值不断上升。国内资本主义工业的初步发展,对农业原料的需求日益增多,城市的发展也要求增加农副产品的供应。“在上海市郊农村相继出现一批蔬菜专业产地。嘉定县真如乡,自上海辟为租借地后,中外互市,人口日繁,需要巨量之蔬菜。农民以应供求起见,有舍棉、稻而改艺者,工力虽倍,应时更替,年约六、七熟,获利倍蓰。本乡之东南部大多如是,而西北部农民以交通上之关系,不能享此权利,然有改植洋葱头者,每亩收获多至二十余担,价格视产量及需要之多寡为转移,为西餐之主要食物,销售洋庄,获利亦溥。”晚清政府明令各省以振兴农工商业为要务,强调:“非先振兴农务则始基不足,工商亦无以为资。” 1903年,在宝山县出现实行雇佣生产的垦牧农场。民国《宝山县续志》卷六“农业”记载:“有粤人在江湾芦泾浦旁创设畜植公司,集股万余元,圈地三十余亩,专养鸡鸭,兼种棉花、菜蔬。”继而,在真如、大场、吴淞、彭浦等地,又有类似规模的四五家农场设立,新式农业企业出现。由于晚清政府提倡用近代化的组织和技术改良旧式农业,鼓励垦荒,扶助华商投资兴办农业垦殖公司。这样,一些华侨商人开始投资农业,到辛亥革命前,这样一批新式农业垦殖公司达到了90多个,分布在10多个省份。

中国农村经济变化

中国的农村经济,在辛亥革命后出现了不少新的变化,这一时期又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洲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民族资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的农村经济新的变化表现在实物地租仍占绝对优势,但货币地租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已有增长趋势。在经济发达的江、浙等许多省份,货币地租约占地租总额的25%左右。主要农产品的商品量中,粮食的商品量为212.1亿公斤,到1919年增至263.4亿公斤。经济作物中,大豆的商品量,1910年为3237万担,1919年增至5738.5万担。棉花,1910年为490万担,1919年增至790万担。烟叶,1910年为172.4万担,1919年增至226.8万担。经济作物耕种面积也不断扩大。农业经济的日益商品化,必然导致农业资本主义的增长。随着农村经济作物的迅速发展,逐步形成了一批进行农产品加工的手工业区,农村手工业产品日益商品化。在南京临时政府提倡“振兴实业”“垦植荒地”的鼓励下,进行专门化生产的农垦公司有了显著增加,十余年间达到300多个,分布在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山西、吉林、内蒙古自治区等省及自治区。尤其以苏北盐垦区、内蒙和东北三省较多。这些农垦公司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从事蔬菜、养蜂、牛奶、果园、粮食等农副产品生产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这类公司大多设立在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发达的大城市郊区,一般规模不大。二是采用自垦和租佃双重形式的公司。它们一般都划分一部分土地自己经营植棉、畜牧等事业,雇工劳动;其余大部分土地招佃种植,坐收地租。三是利用特权低价领垦土地,然后转手出租的农垦公司。它们主要分布在东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官地放垦区,一般规模较大。农垦公司的大量创办,表明在这一时期中国农业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在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下,国内生产连遭破坏,农民倍受剥削掠夺。人祸之外,天灾也几乎连年不断,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的危害。

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前期,由于自然灾害、经济危机的频繁冲击,中国农村经济更是呈现出严重的困境。大多数农户入不敷出、负债累累。当时的浙江、江西、湖北等地的农户入不敷出者至少在50%以上。在这种背景下,各种风险因素的冲击给农户家庭带来了深重灾难。为避险趋利,在国内农村开展试办农业保险也成为一项极为迫切的事项。由此,农业保险也就为保障农业贷款的安全,伴随配合农业贷款的发放开始产生,以有效帮助农户抵御风险。

农业保险萌芽与试点

上世纪20或30年代,农业保险开始在我国萌芽。当时试办农业保险的有耕牛保险、家畜保险、农作物保险、农产品储押放款业务、农村放款抵押品火灾保险、牲畜险、丝茧险、棉花险、农业仓库及中国农民银行房屋火险等保险险种。经营区域主要在安徽、四川、江西、广西、浙江、上海、江苏、福建、湖北、广东、云南等区域。保险主要由保险主体即合作社、农业保险公司经营和银行代理。但民国时期的商业保险多为试验性质,都没有能够实现持续经营,在农村产生的实际影响很小。尽管民国时期农业保险的试办并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但在农业保险方面的探索还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989年9月出版的由颜鹏飞先生主编的《中国保险史志》一书记载:“1903年,日本保险商在中国台湾开设家畜保险株式会社。总部设在台湾。”

1941年 4月,《合作事业》刊登了叶骏发先生写的《农村社会所需要的保险合作》一文指出:“吾国则农业保险,尚无所见,远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时,曾有金陵大学农学院在安徽乌江地方发起耕牛保险,算是吾国农业保险的萌芽,但乌江的耕牛保险,并非合作制度,损益由保险人享负,故纯粹是金融界的一种投资方法,以牟利为目的,则事业方面,不易推广,结果加入保险的耕牛,不过数十头,遂不能有良好的结果。”作者提倡“推行保险合作而由公家来主持之”,既反对纯由国家来施行强迫保险制度(“失之过火”)也反对自行合作保险。

由魏原杰、乌申元先生主编,于1992年9月出版的《中国保险百科全书》则这样记载:“30年代初,上海银行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试验所在安徽和县乌江镇农业试验区,配合农业贷款推行耕牛保险。试办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农业试验区发放农业贷款资金的安全,组织形式是由农民组成耕牛保险协会,以互助合作的团体组织自保。1934年到1935年已有5个村成立了耕牛保险协会,入会会员61户,入保险的耕牛63头,保险额3267元法币。入保险后每头牛先交一部分保险费,牛死亡率超过2%时,要加收保费。由于农民对保险认识不足,保险费负担过高,保障不足,入保险的牛太少而停办。”

通过《合作事业》和《中国保险百科全书》两文历史资料对比,耕牛保险在安徽和县乌江试点的时间上要相差八年,加入保险的耕牛数量两文上也有一些相差。因此试点农业保险的时间即农业保险在我国产生的时间和耕牛数量承保数据还需要寻找进一步确定的依据。目前行业均以“上世纪20或30年代”作为我国农业保险产生萌芽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