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奥斯瓦尔多·费拉里
翻译：陈东飚
出版：新星出版社
时间：2018年8月
定价：116元
□路来森
晚年，被誉为拉美文学之父的博尔赫斯，以“对话”代替了写作，或者干脆说：对话成为了博尔赫斯的一种特别的写作方式。“在我们说话的同一时刻，我们正在书写。”——博尔赫斯，通过“对话”，延伸了他的写作生涯。
“对话”，对于博尔克斯来说，也是在“以诗意之心感受生命的每一刻”。
1984年3月，博尔赫斯开始了与费拉里的第一次对话，此后断断续续，一直到1986年博尔赫斯去世，时间长达三年之久。对话，先是在一家电台播放，后来又结集成书，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博尔赫斯：最后的对话》（一、二）。
采访者奥斯瓦尔多·费拉里在“序”中说：“在八十四岁的年纪，博尔赫斯将他的宇宙传递给了我们。”
“将他的宇宙传递给了我们”，意味着博尔赫斯的“全部”，也暗示着《最后的对话》一书内容的丰富和广博。确实如此，可以说，博尔赫斯“对话”的内容，汪洋似海，无所不涉；但若择其要而概述之，大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博尔赫斯的政治观和宗教观；二是博尔赫斯的作家论和作品论；三是对一些“形而上”问题的解读和阐释；四是有关博尔赫斯生活、写作的方方面面。
关于“政治观”，博尔赫斯与大多数西方作家一样，努力想做一个“自由主义者”。博尔赫斯说：“现在，我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无害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就是说，一个寻求政府最小化和个体最大化的人。”博尔赫斯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不将行为“绝对化”，他明白个体的存在是离不开社会的，所以，他把自己定义为“无害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于政府“无害”的前提下，寻找自己的“最大化自由”。
费拉里询问博尔赫斯到底信不信宗教，博尔赫斯回答道：“如果上帝指的是我们中间某种向善的事物，是的；如果人们所想的是一个个个体的存在，不，我不相信。但我相信一个道德的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宇宙的，但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
很显然，这句话暗示着：博尔赫斯根本不相信作为“个体”的上帝，但他相信“向善的事物”，相信“属于每一个人的”道德性问题。爱、道德、诚信等美德因素，才是博尔赫斯的上帝。甚至于，他将道德与文化联系在一起，他说：“文化是我们所有的唯一救赎；而文化没有道德是无法理解的。”
《最后的对话》一书中，大量的篇幅涉及博尔赫斯对作家和作品的评价，“只要说出一个他喜好的作家或者是他常看的著作的名字，他就能立刻由此引申开去，提出对作者或作品的一个新理解，一个新诠释。”
这样的评价，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博尔赫斯高度的概括能力和客观、公正的评价立场。例如，他评价但丁的作品，只用了一句话：一个无限的主题，一场无限的阅读。深刻地概括了但丁作品主题的高度，和作品的强大、永恒的生命力。评价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则用了一个词：“暧昧性”。而这种“暧昧性”，也恰好彰显了亨利·詹姆斯小说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对作家或作品的评价，常常会受的“意识形态”观念的影响，博尔赫斯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的评价，力求保持一种客观、公正性，重点落实在作品上；而且，他还常常为那些因为政治因素而受到不公正评价的作家鸣不平。例如对卢贡内斯的评价，他说：“人们对卢贡内斯总是不太公平，因为对他的评判总是依据他最后的政治立场：法西斯主义。他们忘记了他原先是无政府主义，是社会主义者……”
“形而上”的问题，是哲学探究的永恒问题，也是文学探究的永恒对象。在《最后的对话》中，博尔赫斯与费拉里对许多“形而上”的问题，进行了探究。例如：生与死、爱与恨、幽默、虚伪、记忆、怀疑、宗教等等，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探究，最能看出博尔赫斯思考的深刻性和独到性。例如，关于“生与死”，他说：“诞生之神也就是死亡之神。”这句话，实在是正确之至：一个人，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注定行走在死亡的路上了；而每一个人，活着的终极目标，其实就是死亡。
博尔赫斯极其喜欢“对话”，他甚至把“一场对话”看做一次“游戏”，他说：“它（对话）就像一个游戏一样，因为一开始是郑重而又腼腆的，随后大家便都投入到游戏里了。”实际上，在“游戏性”的“对话”中，博尔赫斯享受到的是一种情景化状态下的“自由和自如”，基于此，对话过程中，也就能最大程度地交流出博尔赫斯的一些生活细节，也就极其自然地流露出博尔赫斯的一些“真性情、真思想”。
博尔赫斯从来不看报纸，他说：“从我个人来说，我是不看报纸的——我一生从没有读过一份报纸。”博尔赫斯不喜欢昆虫，于是，他就想建立一个“去昆虫化的世界”。如此种种，真是极其“个性化”。晚年的博尔赫斯如何？他只想追求“平静”，他说：“平静是最好的善，追求平静在我看来是一种比追求幸福更合理的野心。”
博尔赫斯说：“一场对话，应该是对真理的一次探讨。”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阅读《博尔赫斯：最后的对话》，就是在阅读“真理”，就是在与“真理”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