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自1492年10月12日哥伦布登上美洲大陆起，在北美大陆丰饶的海狸皮毛巨大利润的刺激下，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瑞典、葡萄牙、俄罗斯等国便不请自来。《皮毛、财富和帝国: 美国皮毛交易的史诗》中，著名历史学票友埃里克·杰·多林通过记录北美毛皮贸易的兴衰，从而铺展出一幅幅殖民者开发、利用北美殖民地，乃至美国从无到有的宏大历史画卷。正因为皮毛贸易在北美历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所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研究员付成双将自己的同题著作取名为《动物改变世界: 海狸、毛皮贸易与北美开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版），并指出“毛皮贸易是北美西部开发的一个重要形式”。
作者：（美）埃里克·杰·多林
翻译：冯璇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时间：2018年5月
定价：92元
被倾斜的皮毛贸易
北美皮毛贸易起源确实彰显了市场的自发性。开始仅局限于印第安人与远洋的欧洲渔民间的物物交换。在双方看来，这样的交换是“双赢”的：渔民们得到了珍贵的河狸皮毛，印第安人则得到了他们极其看重的玻璃珠子、红铜或黄铜制品，还有贝壳。
皮毛在欧洲人和印第安人眼里的地位天壤之别。早在14世纪30年代，英国皇室便规定皮毛只有贵族才能穿戴。那时的北美河狸极为常见，所以在印第安人眼里，河狸遍地皆是，在捕食河狸同时，还可以用皮毛换取珍贵物品，何乐而不为？上层社会对皮毛服装的热衷，社会上下自然争相效仿，自然也会大大刺激市场上对皮毛的需求。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对于皮毛贸易从市场经济角度有过精彩的阐释：原始的衣服材料，乃是较大动物的皮。所以，以那些动物的肉为主要食料的狩猎和牧畜民族，在获取食料时，就获得了他们自身穿不了的衣服。如果没有对外贸易，那么此等多余材料，便看作无价值东西而被抛弃。就未被欧洲人发现以前的北美狩猎民族说，情况大抵如此。现在，他们以过剩的毛皮和欧洲人交换毛毡、火器和白兰地酒，这样就使他们的毛皮具有若干价值。
交易就是获得对方自认为有价值的商品。尽管在皮毛贸易中印第安人所获市场价值较低，但如果把印第安人群体看作一个独立市场的话，这种交易极可能提升其在印第安人社会中的地位，所以他们与欧洲人的交易具有某种意义范畴的“公平”性，但也仅此而已，因为随着欧洲诸强相继占地而居，皮毛需求巨大，贸易边疆不断西进，最终覆盖了整个北美大陆。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种西进并非完全出于市场的驱使，很大程度上是欧洲人对印第安人恩威并施乃至胁迫的结果。两个现象足以说明这一切，在欧洲人定居后印第安人人口锐减，生存空间更是被大大压缩，他们传统狩猎栖居之地，居然纷纷成为欧洲人以“探险”之名发现的“合法”财产。
被“文明”化的印第安人
诚然，欧洲人给尚处于原始社会的印第安人带去了许多改变，主要表现有三：
一是生活习性的改变。皮毛交易的演变与发展给印第安人社会带来的影响是翻天覆地的，“随着老一辈人一个个去世，剩下的都是从小生活在充斥着各种欧洲产品的文化环境下的新一代印第安人”。印第安人甚至也不再用长矛捕猎河狸，而是从欧洲人那里得到火枪。印第安人原来捕猎工具虽然落后，但因此可以保证河狸数量稳定。现代火枪的引入，无疑加快了河狸的灭绝速度。当河狸等动物越来越少时，以其为主要食物来源的印第安人就不得不因生存而辗转迁徙。
二是酒精。印第安人认为，“饮酒是一种达到更高的精神层次的潜在途径”。对于印第安人的嗜酒习好，欧洲人没有理由不感到高兴，毕竟沉迷酒精的印第安人更易控制和支配，印第安人原来喜欢的“器皿、小刀、布料和其他耐用产品”更易饱和，而酒精只要嗜好自然无休无止。
三是传染病。中世纪的黑死病曾夺走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无法确认欧洲人是有意还是无意将传染病毒带到美洲大陆，但历史事实摆在那里。久与欧亚大陆隔绝的印第安人对传染病毒毫无免疫力，“1616年至1619年间，印第安人爆发了传染病，死亡率超过90%”。对此，欧洲人拍手称快，“清教徒将这样的结果视为上帝的神迹。一位17世纪的历史学家注意到“受天意眷顾，英国人才能在印第安人口减少的地方平顺地安顿下来”。另一位同时期的历史学家声称，凭借这场瘟疫，‘耶稣（他在世上各处施行的光辉神迹都是在为教会和上帝的子民谋利）不仅为他的信徒提供了可耕种的田地，还驯服了野蛮的印第安人冷硬残酷的心。’”
在欧洲人的“帮助”下，印第安人实现了“文明”的进化，但其付出的代价显然异常沉重。除了人口剧减，印第安人原来赖以生存的动物被他们自己快速灭杀。付成双指出，“据研究，在白人到来前，北美大陆至少生活着四千万只海狸，数千万只白尾鹿，六千万头左右的野牛，正是它们构成北美毛皮贸易的基础。由于疯狂的屠杀，许多地方的毛皮动物走向灭绝。”也就是说，欧洲人带来的文明主要是教会印第安人如何捕猎他们需要的皮毛，至于印第安人未来生存发展，显然不在他们考量之内。
被边缘化的土著
在失衡的博弈机制面前，印第安人的话语权被大大压缩直至遮蔽。即便是美国建国后，印第安人依然未能逃脱被驱赶杀戮的悲惨命运。包括那些为美国国民尊崇的一些建国者，对印第安人亦“同仇敌忾”，欲除之而后快。在向印第安人输送病毒实施种族灭绝失败后，白人先后发动上千次针对印第安人的大小战争，用现代化的兵器去屠杀印第安人。他们逼迫印第安人离开自己的家园。仅1828年，“美国政府把7万印第安人从密西西比河以东的故土上赶走”。1831年，乔克托人被迫西迁，结果“几千名印第安人因为寒冷、饥饿和疾病而死”；1838年，1.7万名切诺基人被赶上“眼泪之路”，“4000名困在围栏里或行进在蛮荒的迁徙途中的切诺基人死于饥渴、疾病”……（ 《我反抗:一部独特的美国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版）。
哥伦布之前，印第安人可以骄傲地宣称，自己就是北美大陆主人。自那之后，他们的“主人”身份被皮毛贸易掩盖下的坚船利炮所剥夺。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北美大陆史上。时至今日，“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一说占据主流叙事。然而，所谓“发现”，理当是无人之地。印第安人在那里生活了上万年，“发现”一词本质上是对印第安原住民生存权的粗暴践踏。
表面看，皮毛贸易敲开了北美贸易大门，但其过程是血腥和残忍的，这一点应毋庸置疑。倒以为，如果没有对历史的忏悔心态，单以欧洲人视角书写美洲史，这无异于对印第安人历史权利的再次剥夺，只不过这次用的是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