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范发迪
翻译：袁剑
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时间：2018年1月
定价：69元
□陈华文
近300年来，伴随全球工业革命、资本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整个世界持续向现代性转型，这是不可抵抗的趋势。但是，世界进程并非齐步走，而是极为不均衡。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国门被迫向英国打开，心怀不同目的的英国人深入中国内地，其当中，就有一些博物学家，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采集动植物标本、从事田野考察。可惜，这些历史往事，在当代中国已经鲜为人知。而《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一书，对于从他者的维度解读中国近代史，提供了新视角。
英国拥有热爱博物学的传统
本书作者范发迪（Fa-ti Fan），主攻科学史、环境史和东亚史，1999年获得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学位，现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副教授。在中国历史研究中，他另辟蹊径，从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这个独特的视角，探索近代中国别样的历史叙事，令人耳目一新。全书分为“口岸”“地域”两个部分、由“中国商埠中国的博物学”“艺术、商贸和博物学”“科学与非正式帝国”“汉学与博物学”“内地的旅行与实地考察”五个章节构成。博物学是19世纪在华欧洲人最广泛的科学活动，本书即从文化遭遇的观点去检视博物学史，剖析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交流和碰撞，并特别关注文化遭遇下的知识传统和文化霸权问题，从一个全新的“切口”揭示了近代中国在知识领域的顿挫与转折，为学界研究中国近代知识转型开辟了新路径。
在现代学科分类体系中，其实并无博物学之说。但是100多年前，博物学在英国备受关注，因为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自然学的代名词，涵盖了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气象学等知识领域。博物学需要对物象进行观察、描述、记录、分析，并与旅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处于清朝的时代，英国各行各业的群体中，几乎都有博物学专家及其狂热的爱好者，有的擅长植物标本采集、有的热衷昆虫标本搜集，还有的对地质地理甚为迷恋。但是，博物学和今天以实验实证、数理推演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存在巨大的差异。正是因为英国拥有庞大的博物学爱好者群体，所以英国自然科学发展水平，在相当长时间内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本书在对博物学家进行群体“画像”的同时，也深刻地分析了科学、文化、政治、地理之间的紧密关联。不难看出，推动世界发展进程的，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实在英国博物学家们抵达中国之前，在西方世界的著作中，就流传着有关中国繁华城市和奇花异草的各种传说。不仅在文本记录中，还在中国瓷器及各种工艺品的图案造型中，独有的草木飞禽，就吸引英国博物学家来华考察和探险。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初开之时，英国博物学家只能在广州等有限的区域内进行考察。由于清政府规定英国人不能随意到租界意外地方自由走动，那么博物学家只能在市区、严格来讲只能在商品交易市场中收集标本。其实这也不足为奇，即便在英国本土，博物学家也时常到市场上“寻宝”。后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人能通过沿海通商口岸，顺着珠江、长江直奔中国广袤的内地，给采集各种动植物标本，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英国博物学家在华的田野考察
深入中国内地的博物学家们，其实也没有几个是专家，很多人的身份是使节、商人、传教士、船员等等。由于交通运输不便，他们只能把注意力放在植物学标本的采集中。这些博物学家，最远的抵达西北、东北，但多数集中在西南、华中、江南等地。他们以乘船、坐轿、骑马、步行等方式，来到了内地。黄头发、白皮肤、高鼻梁、蓝眼睛的相貌，引起中国人的好奇。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大量的人围观、看热闹，有时他们在屋子里休息，屋子外面就会被好奇的人围得水泄不通。起初时，这些英国博物学家颇不适应，在他们的礼仪和价值观中，这显然是不礼貌和没有教养的表现。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因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国人的表现其实和教养无关。
在多数英国博物学家眼中，中国人勤劳、诚朴、友善。在野外采集植物标本时，他们必须依靠中国农民带路、挑运行李。尽管给的费用少得可怜，但是朴素的农民并不计较，在长途的跋涉中任劳任怨。有些博物学家感叹，中国人如此勤勉，但是清朝政府却腐败无能。社会等级和贫富悬殊的程度，也超乎了他们的想象。博物学家们在中国不仅是采集植物标本，还记录中国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和风俗习惯。但是，他们也意识到，并不是所有中国底层的穷苦人都是好欺负的，尤其是在晚清时代，因为贸易、土地、信仰之间存在分歧和矛盾，也经常出现流血冲突。
在华的植物学考察活动中，对茶树的探究，是英国博物学家最感兴趣的内容之一，这想必和英国人也爱喝茶的习惯有关。其中一名叫福钧的英国人，在中国茶区的考察过程中，平息了一场为时已久的有关不同茶叶种类的争论。欧洲博物学家长久以来对红茶和绿茶是否属于相同的茶树很困惑，而福钧吃惊地发现，中国人极为富有智慧，能把同一棵树上采来的叶子，分制成红茶和绿茶。红茶和绿茶，有的只是不同的栽培品种，而非两种不同的茶树。
中国不堪重负的时代成为历史
100多年前，航运是联通世界的主要方式，英国的博物学家在中国采集的各种植物标本，必须通过轮船运回国。活体植物标本的运输，不仅价格昂贵，其运到英国的存活率也极低，往往一类植物，通常需要准备上百个标本，但是最后能存活一株植物，就算是成功。因此，在当时的英国，但凡来自中国的植物品种，价格都极为昂贵。英国国内，有多种组织鼓励年轻人远赴中国，到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搜罗物种。尽管开出的价码不高，且存在不可预知的风险，但总有大批的年轻人跃跃欲试。在他们看来，这也算是一次旅游的绝佳机会，毕竟遥远的中国，是一个拥有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东方大国。当时的英国，不仅派专人到中国进行博物学科学考察，还派人去非洲、澳洲和更远的南美洲等地进行博物学探险。这在一定程度上讲，表明英国国力强盛、科学研究氛围浓郁。
晚清，英国人和其他西方人，大批来到中国内地，而博物学家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群体。主观上讲，博物学家到中国腹地，目标只是科学研究，而从客观上讲，这也算是外国人主动探究中国“家底”，从战略上来看，对中国构成了潜在的安全威胁，这一点毋庸置疑。除了英国人，还有法国人、德国人、日本人等等，晚清时代在中国腹地的科学考察，或多或少具有殖民的色彩。比如当时的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也是几次来到中国，考察地质与矿藏资源，他曾在《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中直言不讳地表达：如果山东成为德意志在华的势力范围，将来必然受益无穷。事实上，后来也确实如他所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