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天挺
出版：中华书局
时间：2018年1月
定价：156元
□禾刀
一直以来，西南联大的累累教育硕果为人惊叹：联大师生担任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49年）27人、中国科学院院士154人（学生80人）、工程院院士12人（全是学生），其中有杨振宁、李政道2人获得诺贝尔奖（物理学奖）；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在教育问题颇令人头痛的今天，西南联大无疑提供了一个为人膜拜的优秀范本。
近年来关于西南联大的出版著作始终“高烧”不退，许多亲历者的回忆文章纷纷变成了铅字，读者们更是争相打捞西南联大教育奇迹的秘诀。由中华书局新近推出的这部《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时间从1938年1月1日至1946年7月14日，刨掉中间郑天挺偶尔未记录或者遗失的部分，现存的这部日记前后历时近八年，总计86万字。单从文字数量来看，可谓沉重至极。
没有官瘾的郑天挺
郑天挺的日记基本涵盖了整个西南联大（1938年4月-1946年7月31日）时期。身为西南联大教务长的郑天挺在忙着躲避飞机炸弹、处理繁忙工作、潜心教学之余，始终坚持每天写日记。
作为著名清史研究学者的郑天挺，写日记时并没有刻意注重辞藻，反倒尽量剔除感情色彩，力图原原本本地记录身边每天发生的那些事情。日记有话则长，长的多达数页；无话则短，短的不过寥寥数语，颇为简练。就日记内容来看，多为处理日常校内事务、学术研究、人客往来，还有他对民生对战争的观察。
这里最值一提的当是，郑天挺始终是一个“有心人”，无论走到哪里，总忘不了以亲身方式体验民生，对战争年代一路各地的物价进行抵近观察。所以他的这些文字不仅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年代的民众生活现状，也是经济学者用来研究抗战年代经济状况的重要史料。
郑天挺在西南联大时期最为人称道的美谈，莫过于他数度坚辞西南联大教务长一职。1940年1月，前任教务长沈履教授辞职后，力荐长期担任北大秘书长的郑天挺继任。然而，郑天挺“决意读书”，对于这个送上门的“馅饼”坚辞不受。虽然杨振声、冯友兰等学人上门做工作也未能打动他。
郑天挺没有一点官瘾，他更看重的是自己教书育人的本分。后来虽然出于维护几所大学关系的原因，“暂时牺牲”个人利益勉强为之，但此后他又多次向梅贻琦请辞，一再要求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和学究上。不过，虽然郑天挺接受教务长一职时颇不情愿，但真正接下这这份工作后他一点都不含糊，真正做到了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敬一行。在此期间，校内大到费的申请与分配、宿舍的建设与管理、岗位的设置与变动、教工的安顿与调动、学生的招收与教育等工作，小到教职员工间的普通矛盾，他全都一一过问，勤勉为之。正因为他“展现了为教育事业奉献的无私热忱和超人才能，使得事事得宜”，所以也积累了大量口碑。
热衷学究的郑天挺
郑天挺最为突出的成就无疑是他的学术研究，尤其是清史方面的造诣。傅斯年就曾评价郑天挺“不为文则已，为文则他人所不能及”。学术始终在郑天挺所有工作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出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副主任时，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后研究生之生活拟采取书院精神，于学术外，注意人格训练，余拟与学生同住”（1939年5月31日）。郑天挺真正做到了与学生同吃同住同休息。另一方面，在西南联大的几年，郑天挺坚持住在集体宿舍，虽身为教务长，却从不谋私。
郑天挺始终不会忘记自己的学者本分，始终坚持读书学习。他“白天忙于各种行政杂务，晚间拼命读书”。在日军轰炸昆明最为频繁的1941年，郑天挺在日记中除了对日军暴行有过较为频繁的记录外，另外记得比较多的还有两个方面，一是日常作息，即每天七时或八时起床，九时或十时“入校治事”，由于战乱，日常工作明显较以前多。再一个就是对读书孜孜不倦，经常读到深夜。
如1941年1月29日的日记中就写道：“用菜油灯灯草三根，读《明史》至十二时，目倦神昏，始寝。盖明日须讲述”。同年2月26日这天，日军先后三次轰炸昆明，一般人早就折腾得筋疲力尽。在这天的日记中，郑天挺对日机队形和轰炸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然而在日记末尾依然没忘了写上，“九时（夜）半归。读《典故纪闻》。”
像这样记录深夜坚持读书的日记实在太多。郑天挺把跑空袭警报当成家常便饭，空袭一过，该同大家讨论学术的讨论学术，研究校务的研究校务，读书更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
不畏困难的郑天挺
郑天挺面临的困难一点不比别人小，何况远在北京他还有四子一女需要抚养。当时，西南联大一些教授迫于生计，开始码字赚外快以贴家用。对此郑天挺当然要记上一笔，“昆明各报星期论文每篇酬八百元，小报无聊文字每千字酬二三百元，同人争先恐后，余甚耻之。曾语端升，非贫无立锥，绝不为小报写稿也”（1944年1月7日）。在郑天挺看来，再穷再苦再难也不能失掉学人的气节。
事实上，郑天挺并非孤例，他只不过是西南联大学者群体的一个小小缩影。近年来，在一些描写西南联大的著作中经常可以读到，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以苦为乐，在抗战后期最艰苦之时，物价飞涨，所有教职员工均入不敷出。为此，一些家属不得不利用特长，偷偷到集市上去换些零花钱，像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也曾上街卖米糕补贴家用。
我们常说困难是磨刀石，但没有真正亲身经历过困难的人，仅凭思绪跳动是永远无法想象“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悲凉处境。不过，困难归困难，危险归危险，这一切并没有难倒那些步行1600多公里，衣冠南渡的西南联大师生。对于日军的轰炸他们一边频繁躲空袭一边学习，对于眼前的艰难他们不但不退缩还以苦为乐，因此留下数不胜数的美谈。如为了创造吻合作品的情景意趣，国学大师刘文典灵机一动，特意在校园的月光下开讲《月赋》，一时好评如潮。“有了这一先例，西南联大其他一些文科教授，有时也模仿刘文典在校园广场上摆桌安椅，于皓月下开设讲座”（《南渡北归》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版）。这是何等奇观：白天忙于躲避日军的飞机，晚上却欢聚于月光下讲座。
郑天挺的日记内容非常丰富，仅以一篇小文显然不足以概括其分量之重。但咀嚼郑天挺在战火中写下的这些日记，我们大抵可以想象得出，西南联大之所以成为近代学者的摇篮，创下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显然无半点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