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瑾
出版：中信出版社
时间：2017年2月
定价：59元
□刘英团
“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作为货币的主要形态之一，从中国宋元以降直至近代，白银在近1000年的中国货币史中扮演了尤为重要的角色。自16世纪40年代起，中国以白银为媒介参与创建世界市场，开始向“白银帝国”演变，并创造了繁荣盛世。但是，白银很重要，拥有白银却并不等于拥有繁荣。繁荣时刻的白银是锦上添花，衰败时代的白银则是最后一根稻草。正如货币金融学大家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所言，即使坐拥白银，帝国斜阳依旧。除政治之外，固守银本位的“白银帝国”亦在现代金融系统的冲击下逐渐走向末路。即使白银在市场的自发选择中胜出，封建帝国的货币制度也始终处于被动状态。在《白银帝国》中，青年经济学者徐瑾试图通过对这段历史的考察，分析中国古代货币兴衰存亡背后那条连绵不绝的“银线”。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细究中国货币史，可以发现其形态变迁与制度发展均离不开特定的历史变化，而货币的变迁背后对应着帝国的进退。从“不为币”到最终的法定货币，白银在中国的货币化历程不无曲折。正如徐瑾所言，战国秦汉时期，更多用金与钱，进入六朝、隋、唐是钱帛并行，宋、金、元至明初是钱钞流通。五代后白银才开始逐渐用作支付，两宋后白银逐步进入民间，与钱并行使用，直到明代中晚期，白银才正式“货币化”。而鸦片战争又使没落的封建帝国彻底“沉沦”。即使白银在市场的自发选择中胜出，中国货币制度（或货币体系）却始终处于“被动状态”。尤其是西方主要国家在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上确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白银更是被彻底地摘掉了货币的光环，成为一种“普通商品”。
“谈到货币，我们就登上了高级的层次……无论何地，货币莫不介入全部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正如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著名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言，中国货币史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既存在着“较为稳定”（比如小额铜钱，不仅底色，重量、形制长期稳定，流通时间亦长达两千余年）的一面，也存在着富有变化的一面——从发轫于战国、贯穿秦汉的“黄金时代”，过渡到秦汉至隋唐时期的“布帛时代”，继而转变为宋末明初的“纸钞时代”，最后以明中叶以降、流通近500年的“白银时代”为收尾。重新梳理中国货币史，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所有时代的历史都是经济史，是隐匿在政治波澜与军事表皮之下的经济血肉之躯，而金融就是其中永不停歇的血脉”（布拉德·德隆）。这即意味着，货币与货币制度的实质，不在于是白银还是本位币的选择，而是是否顺应了历史潮流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明代是现代货币财政的开端、现代货币财政管理的开端，“弘治以后，宝钞在货币经济上，已没有任何意义，人民在日常生活方面，所支付的是银和铜钱，钞票早已不用了。大数用银，小数用钱，好像是一种银钱‘两本位制’”（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宣统二年（1910），清廷尝试建立银元本位（从银两标准向银元标准转变）。比如，《币制则例》规定以银为本位，以圆为单位。其实，“银价问题实乃中国近代金融经济的中心问题”（戴建兵《白银与近代中国经济》）。透过一段历史的考察，窥探中国社会兴衰存亡的根源。“翻开历史长卷，因财政危机引发的政治风波和经济巨变从来没有停止过，一个社会的发展、变革，往往是从财政改革起步的。每一次财政改革都是那样地波澜壮阔和惊心动魄，深深地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格局和进程”（财政部《中外财政史研究惊心动魄的财政史（总报告）》）。白银“货币化”，不仅是财政会计主体的转型，更是整个财政体系的转型（白银货币全面渗透到国家财政结构之中）。从“折银”到“征银”，一个实物与货币的二元结构凸显了白银货币的意义。尤其是“折银化”改革，不但使白银突破了原有的框架，还形成了“白银财政”。
从经济变奏窥千年历史风云，从白银命运析东西转折分流。在《白银帝国》中，徐瑾不仅抓住了白银在中国作为货币的既普遍又特殊的现象，还生动地勾画出中国千年经济史的演变路径，内容不仅涉及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更深入国家政治、财政、金融制度等领域，也对中西大分流这样的重大议题有精彩的讨论。千年中国货币史，彰显的不仅是白银的循环和社会的更替，更是来自历史深处的回响。由于多年以来最重要的财税大权旁落于海关控制下，甚至到民国也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货币体制。所以，“即使白银在市场的自发选择中胜出，中国货币制度也始终处于被动状态。徐瑾认为，“混乱的币制”“经济金融的萎靡落后，与国家的孱弱分裂彼此牵引”，使“用银……成为一种落后的象征”，甚至被看做是一种白色的诅咒，成为帝国落后的镜面投射与无奈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