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俊所
如今，全面二胎的计生政策已放开，起初国家担心全面放开二孩会带来人口飞速增长，而采取逐步放开的政策。而从目前的现状来看，并非如此，虽然有部分孕龄妇女选择生二胎，但仍然有很多人出于经济等方面原因选择不生。回想在计生政策最为严厉的八九十年代，造成了如今孤独的八零后和九零后。在这两代人中的一部分人，遭遇了来到人世最为可怕的经历，在当时严苛的计生政策之下，逃生超生都将面临严厉的处罚。
我出生在八十年代的江苏苏北农村，有幸身为男儿，父母亲也免于了二孩的念头。在我们村庄上，奇怪的是大部分都是生的男孩，只有一户人家是女儿。她自然也就成为了我们村的村花，但他父母也被村里人私底下奚落。我婶婶生了我堂妹一个，我叔叔和婶婶想方设法地要生二胎。我也是亲眼目睹了他家的种种辛酸。那时，我叔叔在镇上的一家窑厂工作，后来自己攒了点钱买了一艘小货船，专门帮人家跑运输。我堂妹则靠着我奶奶生活，是一标准的留守儿童。我叔叔和婶婶就在苏南一带一边跑运输，一边生二胎。农村人家家户户都喜欢男孩，也都希望生男孩。哪家新娘子刚过门，大家都送上祝福语，“恭喜生个大胖小子”，听得主人别提多么开心，而不像现在说“早生贵子”。村里哪家人家真生了男孩，大家都去看热闹，三天后办喜事，且挨家挨户地送红喜蛋和糖粥。要是生了女孩，整个家里都死气沉沉，也没有多少人去看热闹，也无需挨家挨户地送红喜蛋和糖粥。再举个例子，我奶奶看见我帮他搭把手，搬个东西，都夸我男孩就是有出息，而从来没有这样夸过我堂妹。
可能出于农村传统的观念以及家族人的影响（我大伯生有男孩、我家是我一个男孩），我叔叔和婶婶无论如何都要生男孩。那时候，怀孕三四个月可以通过B超看出男女。就这样，我婶婶怀孕再B超，若不是男孩，则流产，折腾好多次。还有一次无法辨别性别，生出了女孩，偷偷地送给了别人家。最后，生了我现在的堂弟，才安逸下来。我叔叔和婶婶搞运输、生二胎的时间里，家里的全面农田都交给我爷爷奶奶，我堂妹也跟着他们生活。三四亩的农田，靠着两个六七十岁的老人精耕细作，并养育我堂妹，还有日常学习督导。那时候的农田，不像现在这样很多机械化，插秧、打农药、除草、收稻、打谷、种麦等农活，均要人工操作，还要看天定收成。一年两季的春忙和秋忙，就连孩童都派上用场。就这样，叔叔婶婶为了生二胎，常年有家不能归。在生我堂弟的待产那些日子，他们就躲到相隔几个乡镇的我奶奶的一个亲戚家，人家好心地照顾我婶婶生产、坐月子大半年。爷爷奶奶也为了再添一孙子，苦苦的帮衬着支撑叔叔家的生活。我父母和大伯也常常帮着婶婶家干些农活。除此之外，我们一大家子还要帮着应对计生人员时不时地来我婶婶家检查。一有风声来检查，爷爷就把我婶婶家的门锁上，计生人员就找我爷爷谈话，一谈一个上午，我爷爷七绕八拐胡吹，常把他们打发走。后来风声更紧了，计生人员会到超生家庭中，见到值钱的东西就拿走，并把房顶给掀翻。无奈之下，爷爷召集一大家人，商量应对措施，大伯作出决定，把叔叔家值钱的东西全部搬到我家和大伯家，我清楚地记得，把婶婶家的一张新床拆了，放到了我家藏起来。大家都已经作了心理准备——婶婶家的房子会被掀屋顶。后来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屋顶没有被拆。
婶婶生了我堂弟后，终于可以安心回家。但面临的是超生罚款，九十年代初需要罚款一万多元。那时候，我父亲打工干活一天也就十元左右，一万多元的罚款要不吃不喝干上三四年。东挪西借，叔叔终于把超生罚款交了，这才安了心。后来，我听说我们大队的超生罚款都是算轻度的，别的乡镇计划生育那才叫个严厉。家族里实现连坐，只要家族里有超生的，兄弟哥嫂父母都要受牵连。半夜里，计生人员就突击来检查，是否超生。那些怀孕的小夫妇们就连夜躲到隔壁村的亲戚家。如果来不及偷跑的，被抓到后，由计生人员强行带走，强迫打引产针，进行人工引产。如果确认你家超生，但未抓到人，则兄弟哥嫂或父母就遭罪了，抓到大队办公点，采用各种手段，逼迫说出怀孕的小夫妇的下落。和现在看的国民党保密局的牢房几乎一样，采用各种手段，如站水桶，不让睡觉等。这些事件都是我父母从四乡八里听来的，他们说得我胆战心惊，但似乎也是真的。我外婆家的村上，就有一家人家房顶被掀没了，家里没有任何家具，只有三间房屋的墙。如果是党员家超生，则开除党籍。如果是大队干部，则撤职处分并予以罚款。
那时候，还有计生标语，大队办公点、路边房屋的墙上、水泥电线杆上都贴着各种各样的计划生育标语“生儿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少生优生幸福一生”等等。每个大队都有妇女主任，专抓计划生育，孕龄妇女需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大队里进行生育检查，还要强制结扎、上环。长大后，我通过一些计生标语，更深刻地了解了当时计划生育的恐怖，诸如‘“宁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个”、“该流不流扒房牵牛”“打下来！流下来！就是不能生下来”、“超生罚款你不缴，拘留所里见分晓”等等。如今，这些都已成为历史的印记，这些计生口号也昭示了那个可怕的时代。
（作者单位：国联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