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英） 保罗·梅森
翻译: 熊海虹
出版: 中信出版集团
时间: 2017年9月
定价: 69元
□禾刀
始于2008年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后遗症依旧在发酵。在有过多年商业报道经验的保罗·梅森眼里：“20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演变成了一个社会危机，导致大规模的动乱。而现在，随着个别‘革命’变成个别国家的国内战争，在超级核大国之间已经造成了军事紧张局势，它也成为全球秩序的危机。”
《新经济的逻辑：个人、企业和国家如何应对未来》中，梅森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经历的数次经济周期轮换和经济动荡历史后认为，资本主义危机不可避免，简单印钞只会令资本主义经济雪上加霜，而后资本主义时代，重塑新经济逻辑势在必行，为此他提出了自己的新经济构想。
印钞竞赛只会助长“堰塞湖”危机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一时间风声鹤唳。虽然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次危机所造成的影响将是深远的，可能不亚于1930年代的全球大萧条。但仅仅几年之后，人们很快选择了遗忘。
有数据表明，“全球货币供应量从经济崩溃（2008年）前7年从25万亿美元上升到70万亿美元——相对于实体经济的增长，这堪称无与伦比的快速”。开足马力印钞，注入流动性，金融危机的窟窿眨眼补上了。殊不知，印钞只能暂时解决违约问题，坏账依然是坏账。为此梅森指出，“当前的全球化形式有一个设计缺陷：它只能通过加速非持续性的扭曲来产生高增长，而这种局面又只能被金融危机纠正。”
这样说并非危言耸听，疯狂印钞竞速的背后，是全球债务的一路狂飙。据悉，“银行、家庭、企业和国家合并起来的全球债务自危机爆发以来已经上涨了57万亿美元，差不多是全球GDP的3倍”，如今“全球总债务已接近300万亿美元”。不断累聚的债务就像是高悬于市场头顶的“堰塞湖”，不是不危险，只不过暂时还没决堤。
可以肯定的是，疯狂印钞丝毫无益于消解市场的泡沫问题，反倒是吹大了泡沫。一旦经济走向紧缩，无异于“把愚蠢的投资人的痛苦转移，从而惩罚那些福利受助人、公共部门工作人员、领取养老金的人，甚至子孙后代”。不管是否愿意相信，那些原本应该为疯狂制造泡沫受到市场惩罚的一小部分人，今天反倒“变得更富有了。”
梅森对于资本主义的深深忧虑远不止此。在他看来，在消费经济信马由缰之下，地球自然资源早就远超负荷，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也早已警钟长鸣，典型的如雾霾问题正成为许多国家的生活常态。而据经合组织的一项预计，在下一个50年，发达国家的增长将很“弱”，不平等现象将提高40%。即便是发展中国家，目前的活力也将在2060年消耗殆尽。梅森尖锐地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秩序，恢复经济的活力，2050年以后的几十年将是一片混乱。”他由此坚信，尽早安排资本主义经济的“后事”，构建新经济的秩序乃刻不容缓。
构建新经济的世外桃源
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曾说过，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世界正在变平。如果说十多年前弗里德曼还只是尽可能想象了信息技术的未来，那么今天我们则已经真切地感受到了信息技术带来的变化无所不在。
从支付宝、微信、网购、海淘到共享经济，信息技术正在呈指数式飞速发展，一再拓展人们的想象力。作为商业记者，梅森显然嗅到了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对传统市场经济造成的颠覆式影响，所以他越来越觉得，在过去25年中，新技术的三大影响为后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即信息技术减少了对工作的需要、信息商品削弱了市场正确形成价格的能力、协作式生产正自发兴起。
既然信息技术可以“荡平”传统疆界，曾缔造资本主义经济兴盛的传统经济模式必定走向崩解。所以“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免费的、丰富的商品和信息的可能性，与垄断、银行和政府试图保持个人专属的、稀缺的和商业的体制之间的矛盾”。
梅森的后资本主义经济蓝图确实令人脑洞大开。他认为有必要“创建一个全球性的机构或网络，来模拟超越资本主义的长期转型”。从内容上讲，这个网络主要包括：一个强大的国家经济实体，即承担新商业模式、基建、应对包括气候变化、人口老龄化、能源安全和人们的迁移等各种挑战；一个高福利的国家，即为公民提供“基本收入”而非失业补助，让公民“没有因为不工作带来耻辱”。同时国家在水、能源、住房、交通、医疗、电信基础设施等方面提供“成本价服务”；一个坚强有力的国有银行，即对央行实行国有化，同时重组银行系统，“使之成为一个功能混合体，为复杂的金融活动保持一个调节良好的空间”；一个开放、低成本甚至是零成本的知识共享平台……从实践途径上讲，是先试点再推广——这点我们应该毫不陌生。
梅森设想的内容很丰富，许多想法还非常具体，怎么看都像是在传统市场经济体系之外构建一个新的世外桃源。虽然他刻意选择措词，极力避免陷入凯恩斯主义泥淖，但从他的建议内容来看，他对行政力量在新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显然寄予了厚望。
新经济不过是一个乌托邦
众所周知，计划经济最大的问题是，总是试图将每份资源每件物体每个人全部纳入到周密的计划之中，但又无法确保计划的最科学性，以及紧大限度激发每个人的工作热情。新自由主义则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过分强调放任自由，尽可能剪除各种经济约束。问题是，人性贪婪的心魔不可能真正自律，缺乏约束常常只会人为放大恶果的负面效应。
梅森的新经济逻辑建议表面看似乎选择了中间路线，但除了特别强调国家的作用外，构想中还面临着另一个高门槛即公众的道德高要求。比如他认为国家应提供“基本收入”，但对如何避免因此而出现“政策性懒人”现象缺乏深思熟虑。
梅森认为应“推动增加使用知识共享许可协议，即发明者和创造者自愿提前放弃某些权利”，也就是说，知识产权将逐渐走向低成本或零成本。但是如果知识价值得不到市场的充分体现，智力财富的贬值很可能会助长“读书无用论”的甚嚣尘上。
有趣的是，梅森对于收入不平等现象充满感性的憎恶。笔者并不否认差距过大应引起重视，但不平等现象绝非万恶不赦。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就曾在《逃离不平等： 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今天的全球化与早先的全球化一样，一边促进繁荣，一边制造不公平，而不平等是文明赐予人类的“礼物”。迪顿甚至认为，“一个更好的世界，就是一个不平等的世界”。这其实回到了亚当·斯密关于市场经济中都有只“看不见的手”的逻辑上来了。
没有自利，就没有市场经济。忽略人性本能，过分拔高道德在市场中的作用，梅森的新经济构想怎么看都像是一个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