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贝尔
1988年秋季，我来到岷山东麓河谷一个叫阔达的地方教书。阔达有个叫楠木炮的小地方，1956年以前是白马土司的飞地。据记载，这飞地的由来很蹊跷，竟然是为了保一个人的性命而躲避大清律例临时划归土司辖地的。
我在阔达教了五年书，时逢挖金、抽猪苦胆事件，给我的印象很深、震动很大。扁担一样的独街让我流连忘返。幺师馆子里的烧白和白菜汤回味至今，小裁缝热辣的目光和鼓荡的胸脯别有戏份，关于达瓦山暗河里金子的传说也让人倍感神奇……特殊的地理风貌，场镇上面一里的黄莲溪，场镇下面两里的葫芦溪，以及黄莲溪背后的笔架山、葫芦溪背后驼峰山，都让阔达有种封闭性。涪江对岸的老木花像一匹兽脊，适时分配给我们的青春细微的冬阳。
1993年我离开阔达。一直想写一篇阔达背景的小说，也不止一次地写了，但都写失败了。2009年初冬，或许是受到什么启迪，或许是积淀够了，我又一次开始写阔达背景的小说，这便是发表在《花城》2011年第2期上的中篇小说《飞地》。
创作谈开篇还有一段：“我是一个天生的悲观主义者。时间无所不在，像雾霾，出生、活着、创造、消费、爱、衰老、死亡，生命无以躲藏和逃遁；结局早已注定，完成之后又怎样？近百年的社会现状加重了我的悲观情结。什么时候，我开始幻想有个飞地，它脱离时间，脱离文明，呈现的是一个自在、完满的别样的世界，像我某个时刻的内心；它不是桃花源，不是理想社会的缩影，而是一个永恒的境地，但又是自然生态的人的世界。它超出的底线是死亡，本质是一个无限放大的片刻。”算是道出了我写这部小说以及小说本来的意义。
原本只写了一个中篇，没有要写长篇的计划。有一天，阿舍读到《飞地》，发邮件建议我续写成一个小长篇。于是才有了今天的《飞地》。
平武是红四方面军经过的地方，从小就听外婆讲起关于红军的传闻。一些原本很不正常的行为，在某一社会阶段显得很正常，后来随着社会的变革又显得不正常了。这便是历史的主观性，也是历史真实性的过滤与沉淀。不过，《飞地》终究不是一部历史小说，历史仅仅是它片断性的背景、是个影子。“走马灯式的”才是它对历史的感觉与态度。
2012年秋冬，我完成了《飞地》第二部分《旅行家》。2013年签约巴金文学院。在签约的两年里，我完成了后面的三个部分《鹿耳韭》、《汉阳造》和《夺补河》。《鹿耳韭》在《花城》头条的发表，包括在《小说选刊》的转载，让我对《飞地》有了信心——出版的信心。《旅行家》发表于《花城》2014年第4期。《汉阳造》发表于《新疆文学》2015年第3期。只有第五部分《夺补河》还未单独发表。
《飞地》在《花城》连载时，时任执行主编朱燕玲便有出单行本的考虑。2015年小说写完后，便向出版社报了选题。
接到孙虹老师的电话，得知选题通过的时候，我正在离城很远的山中散步，紧张而又喜悦。我暗自庆幸。对于一个僻居山里、不谙出版事宜的作者而言，能在花城社出版长篇小说自然是天大的喜讯——也是多年的梦想。
接下来，便是与责编小夏沟通、衔接，走程序和完善细节。从互通第一封邮件到告诉我样书出来了，之间有一年半的跨度。至今我也不知道小夏的样貌，但感觉却是很熟了、有种特别的亲近。我和他是两代人，在对《飞地》的某些认知上难免不尽一致，好在我们俩都是极真诚的，很快便在技术性问题上达成一致。
关于《飞地》，我不再多说。不管是写作初衷、写作体验，还是今天再读，它都是一首诗。寻找一个不存在的时间或者是时间之外的地方，找到了又失去了。不存在的时间，便也不存在功利、邪恶与死亡，它不是通常意义的虚无，而是一个哲学，看上去是形而上，但落实到小说中则是一个具体的、极像我记忆中的岷山一谷。
著名作家阿来是这样推介《飞地》的：
这是一部另类的爱情小说，也是一部更接近小说本意的长篇。语言的先锋性和古老诗性的结合，呈现出超乎经验的直觉与想象力。外来者对药剂师的爱情，是一种哲学的人对时间的不可抗拒的被吸附。时间在飞地不再是线性的，人在飞地不再是功利的……但飞地不是乌托邦，它是从外部世界偶然插入的铧铁般的历史。作家对这一背景的技术性处理，既保留了历史的轮廓，又彰显出小说的张力。
今天， 我还会时常回阔达去，回我的飞地。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天气，飞地有着不同的美。自然的部分，从民国到今天，并无多大变化，变化大的是飞地上的人和人事。
一个作家有一个作家境遇。一本书有一本书的境遇。我遇上《花城》、遇上朱燕玲主编，是我迄今为止最好的境遇。作家的内心是隐秘的，写出来的文字自然也很隐秘，通常不易被理解和接受，尤其是像我这样偏居一隅的非主流作家，所以，遇将《花城》，不仅是种幸运，更是一种获救，灰色里马上掺上了蓝色与绿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