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7年年末，热闹了一年的养老领域再掀高潮——《2017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和《2017年中国大中城市职工养老储蓄指数报告》相继推出。后者号称反映了中国个人养老储备现状，前者阐述了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现状。后者提出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我国普通城镇职工养老金替代率在43%左右，需要谨慎应对。而前者显示，2017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比上一年有提升，破解老龄化难题需要“医养保”结合。本文与【2017中国大中城市职工养老储备指数发布 国企福利好是“老皇历”了】一文面对这两份报告进行详细解读。
□记者 朱艳霞
近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联合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在京发布《2017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从中国居民对退休生活的愿景和预期、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中国居民的 退休规划和相关专题研究等四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现状。报告显示，2017年受访者预期寿命为85.2岁，对自己寿命的预期非常乐观，大大超过国民的实际平均寿命。2017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为6.31，相对2016年的6.04有所回升,基本与2014年持平。
据了解，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与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从 2012 年起，运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每年抽取受访者调查其退休准备情况。迄今，该项目已持续5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年度调研报告也相应发布了5期。2017年调查对象是来自中国内地 31个省市自治区的 2000 名居民，其中，在职职工约占 90%（含全职、兼职、半退休，不包括学生、无业人员、自由职业者、家庭主妇等），退休者约占 10%。在性别构成上，男性和女性受访者各一半。调查采用了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主要内容包括：受访者对退休准备的认知、预期、态度以及已经或即将采取的行动，受访者对雇主提供福利的认知，对延迟退休和长期护理等问题的看法等。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2014年—2017年）
预期寿命达85.2岁
近年来，我国针对法定退休年龄偏低的情况，提出了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报告显示，绝大部分（82.55%）未退休受访者期望自己在41至60岁之间退休，其中 22.11%的未退休者希望自己在41至50岁之间退休。总体来看，未退休受访者平均预期退休年龄为 56.53岁，相比前两年正在以稳定的速度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受访者中预期65岁及以上退休的比例为12.11%，而 2016年为9.61%，2015年为4.89%，这表明随着国家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逐渐推出，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接受更晚一些时间退休，延迟退休政策的影响力逐渐显现。
报告将受访者预期退休后生活年数与预期退休年龄相加，得到受访者的预期寿命，均值为85.2岁。而2016年国家卫计委公布的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6.34岁。报告认为，受访者对自己寿命的预期非常乐观，大大超过国民的实际平均寿命。那么，在医疗、养老等社会条件尚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居民如何为退休后的健康生活做好准备，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
此外，报告还显示，已退休受访者目前实际经济状况与其退休前一年对退休后经济状况的预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从目前的经济状况来看，大部分已退休受访者处于“宽裕”（53%）的状况，尚值得宽慰；但从整体上看，退休后选择“很宽裕”、“非常宽裕”的居民比退休前都少了很多，相反 选择“不是很宽裕”的人则增加了1.6倍。这表明，居民在退休前对退休后经济状况的预期基本上是准确的，但往往过于乐观，无法对退休后发生的意料之外的风险事件进行准确预期。因此，报告认为，为了应对这些可能发生的风险如重大疾病、失能等等，保障居民退休后的财务状况的稳健，购买重大疾病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等保险产品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退休准备指数重回6.31
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为6.31，相对2016年的6.04有所回升，但低于2015年的6.51，和 2014年持平。表明人们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较好，对宏观经济的预期也较为乐观，这一变化与2017年中国开局经济形势较好不无关系；另外，政府提出的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等政策，让中国居民对经济逐渐恢复了信心。
根据荷兰全球人寿2017年的测算，在被访的美国、日本、西班牙、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匈牙利、波兰、土耳其、荷兰、德国、巴西、印度、中国等15个国家中，中国的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排名第4，低于印度、美国和巴西，而 2016年时中国位居第6。除了德国和日本，其他国家的退休准备指数都有所上升，大部分国家的居民退休准备情况在改善，人们对于未来全球经济的信心较2016年有普遍的提升。
报告还显示，2017年全国各省的居民退休指数存在着显著差异，北京、上海、江苏等经济发达的城市及省份位于前列，陕西省增速最快；机关及事业单位和非营利组织的退休准备指数高于私营企业、合伙企业或其他组织，主要差异在于退休计划完善程度，退休储蓄充分度和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方面的优势；越接近退休年龄，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越高，但退休准备在30岁到50岁之间，由于年龄造成的退休准备指数的差异并不明显；性别和子女依然是影响退休准备的一个因素，2014年至今的调研显示，男性的退休准备指数高于女性，而没有子女家庭的被访者的退休准备是最差的。
42%期望退休后定期收取养老金
居民退休收入的主要来源分为三类：一是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计划，二是雇主建立的养老金计划，三是个人或家庭的储蓄和投资。荷兰全球人寿调研得到上述15个国家居民退休收入来源占比情况。对比中国与参与调查各国的总体平均水平，可见居民退休收入来源中企业占比基本相等，政府占比低于平均水平，个人占比高于平均水平。
这一结果反映出不同国家养老保障体制的差异，部分国家居民由政府支付的养老福利水平较高，而中国居民更多的是依靠企业、个人和家庭进行养老财务准备。另一方面，从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政府的社会养老保险负担较重，企业年金规模较小，个人养老保险市场发展不足。
报告认为，商业保险公司应抓住机遇，发掘消费者的潜在需求，有针对性地设计出更贴近消费者需求的个人养老保险产品。
报告对居民退休后获得收入方式的偏好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 42%的受访者偏好退休后定期收取养老金，19%的受访者希望能将一次性获得的养老金投入新的延税投资工具。这表明，较多受访者还是保持传统思维，愿意按生存期限定期领取养老金，对未来资金运用不确定性风险持厌恶态度。一部分受访者愿意将养老金一次性全部投入税收递延工具，这种操作在西方国家比较常见，但在中国当前市场环境下，税收递延政策和金融工具还很不完善，类似选择的可行性较低。
2017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的若干意见》，提出在 2017 年底前启动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是对市场多年来呼吁的一个回应。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的成效，未来能否铺开，以及中国市场的消费者是否接受这种新产品，仍尚待观察。
年金回报型和疾病保障型养老产品受青睐
当前，中国的个人理财市场和保险市场的发展并不完善，个人对保险产品的需求仍然主要集中在资产保值和疾病保障方面。报告显示，工作状态的人群和退休状态的人群均青睐年金回报型和疾病保障型的养老产品，其中工作状态的人群对疾病保障的青睐程度显著高于退休状态人群。而退休状态的人群对于末期疾病及护理、事故保障、反向抵押贷款收益的养老产品的青睐度均明显超过工作状态人群。
从被调查者的身体健康状况和养老金融产品的选择的关系来看，身体状况越好的人对疾病保障的青睐程度越低，而对年金回报的青睐程度更高。其中，自我身体状况评价较差的人对于长期护理保障和事故保障的青睐程度要显著高于其他人群。
从被调查者的收入水平来看，收入较高的人群更偏好年金回报、事故保障、反向抵押贷款收益等养老产品，而收入较低的人群偏好疾病保障产品，选择“不知道”的比例也更高。这一方面可能 因为部分养老产品如反向抵押贷款收益等产品存在着一定的资金门槛，限制了低收入人群的选择； 另一方面，结合低收入人群对自身健康状况相对偏低的评价，反映出低收入人群对疾病保障等产品更为重视。
94%倾向于购买长护险
长期护理在中国仍然是一个新型险种，当前的需求会影响到未来的发展。报告显示，20-69岁人群中，认为自己有点可能需要长期护理的比例最大。值得注意的是，40 岁之前，随着年龄增加，认为自己不太需要接受长期护理的比例在增长。在40岁以后，随着年龄增加，觉得自己有可能或已经接受长期护理的比例不断增加。结合对接受长期护理障碍的调查数据，报告认为在 40 岁前后出现的对于接受长期护理态度的变化可能与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化以及子女工作状态变化有关。当子女踏入社会，家庭经济压力逐渐减小，受访者表示接受长期护理的可能性有一定的提升。
报告显示，2017年倾向于购买长期照护保险产品的比例为94%。此外，除50-59岁以外人群中，选择个人年收入0.51%到1%之间作为长期护理保险支出的受访者的比例最大；50-59岁人群选择个人年收入1.01%到1.5%之间作为长期护理保险支出的比例最大。
对于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前景而言，如何改变人们对长期护理保险的认识是关键。报告显示，很多人认为家庭成员应该负责长期照顾，而这也是阻碍长期护理事业推行的主要原因。与传统 的“养儿防老”观念不同，长期护理保险采用风险评估的手段，结合医疗护理机构，用市场化的方 式让被保险人接受外来人员的护理或者到专门护理机构接受护理服务。一方面，老年人认为这种长 期护理方式缺乏亲情，缺乏人性关怀；另一方面，子女也担心将老人送到护理机构会被人们看作不 孝敬，而更多的人也觉得把老人送到自己无法看管照顾的护理机构或养老院，在心理上会感到愧疚。此外，还有一部分受访者认为保险费过高，护理服务应当由政府提供足够的补贴。老年人对政府惯性依赖意识较强，这也阻碍了人们对长期护理保险乃至整个商业医疗保险的认识。目前我国长 期护理保险产品的保费较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缺乏健康保险方面的精算数据，风险控制技术落后等。
居民、政府、雇主和金融机构须共同发力
在上述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报告针对居民、政府、雇主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居民自身应做出的努力：在退休预期方面，居民应更加重视未来的养老责任，更加理性地分析自身和家庭的基本情况， 包括收入、健康、子女教育等，及时为退休生活做好有针对性的准备。另外，在选择创业、去国外生活等不确定性较强的生活方式时，也应当对未来可能遇到的情况进行预判，对可能的负 面情况做好防范。
在退休准备方面，居民应当理性对经济发展形势进行预期，避免过度乐观或过度悲观，合理地 进行退休准备以抵御潜在的家庭经济风险，通过提高个人退休生活的责任意识、培养良好的储 蓄习惯、选择合适的投资方式与理财产品等方式，来改善自身退休准备情况，避免在退休后面 临收不抵支或无法抵御经济风险的处境。
在退休规划方面，个人应当更为主动地认识到自身在承担退休后经济保障的责任，并且改变传 统上过于薄弱的财务规划方式，通过采取多元化的资产配置来充分消化风险并进行合理投资。此外，个人也应当根据工作方式和家庭结构的改变，调整自身的养老观念，更多地接纳商业医疗、护理保险。在进行退休规划时应当尽早考虑购买人寿保险，选择合适的寿险产品。
政府可做出的改善：在退休预期方面，政府应稳定经济增长，引导居民正确认识中国经济未来面临的发展机遇和困 难，帮助居民理性做出退休规划。同时，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推进文化产业、旅游产 业和养老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居民实现享受型退休愿景做好准备。
在退休准备方面，现阶段，政府应给予更多的政策引导，调整养老金、年金相关税收与导向政策，引导居民利用金融工具做好退休规划，为老龄化社会提供政策保障。应当完善职工养老保 险体系的“三大支柱”，在稳健发展基本养老保险的同时，提高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等作为第二支柱的保障作用，增加民营企业在企业年金方面的计划制定和监管。
在养老产品的发展方面，政府应当重视商业保险的保障作用。商业养老保险是对社会保险的有效补充，能够在社会养老保险覆盖的基础上提升养老保险覆盖的广度和深度，从而满足不同人群的养老和医疗保障的需求。针对商业养老年金保险，政府可加强对消费者的金融教育的力度，帮助消费者认识到长寿风险的严重性，推动递延纳税政策的施行，使得年金保险产品更具吸引力。
针对长期护理保险，政府应该意识到阻碍长期护理保险发展的主要现实问 题，调整人才培养和医疗投资的引导方向，培养专业护理人员，建立专业护理机构，实现护理的深度覆盖。另外，政府可以推动民间护理机构与社区服务的结合，满足轻度护理需求，提升护理服务的覆盖广度。此外，政府还应当完善护理行业相关法律制度建设，引导护理等级、长期护理保险赔偿范围、额度与方式等行业规范的建立，推动护理行业和护理保险的发展。
雇主可做出的改善：在退休准备方面，雇主应当提高对雇员的责任意识，在参加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同时，努力建立雇主与员工共同缴费的企业年金制度，尤其是民营企业，应当为员工建立合适的福利制度， 改善员工与其他就业单位之间的退休准备差距。此外，提高人身保险、职业养老金等员工福利的覆盖率和多样性，满足员工个性化养老需求。
金融机构在产品与服务方面可做出的改善：目前市场化的金融产品在居民退休生活中的重要性还不够高。一方面，这与居民的认知有关；另一方面，这也和金融机构宣传力度不足、产品未充分契合居民需求和市场环境有关。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金融机构应当充分利用信息优势推广宣传，同时寻求接入医疗机构或社保系统的数据资源，针对不同人群灵活设计或匹配对应的金融产品，推出不同的增值保障服务，促 进居民主动咨询购买金融产品。例如针对40岁以下青年人应加强营销，尤其是具有多重保障和保费调节功能的寿险产品；在企业难以提供帮助时，保险公司可以以咨询服务和产品提供商的角色介入其中，为员工提供个性化的退休收入规划，促进保险产品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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