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翻译：郑桥
出版：新星出版社
时间：2014年3月
定价：26元
□田泖
随着最新版《东方快车谋杀案》的上映，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这一传奇列车已经在银幕上隆隆驶过了近半个世纪，每次都由全明星阵容出演，让人在接下来的若干年里重温回味，津津乐道。影评人最热衷于将几个版本做专业比较，然而对热爱阿加莎的读者来说，其实并不很在意谁胜过了谁，新版上映就像一个额外的节日，他们沉浸在银幕投下的光影里，享受都还来不及。
以1920年发表的处女作《斯泰尔斯庄园奇案》为起点，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其一生中创作了80部推理小说，她和同时期的埃勒里·奎因、约翰·狄克森·卡尔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谓侦探小说黄金时代的一片天空，是黄金时代三巨头中唯一的女性，享有推理女王的美誉。她塑造了赫尔克里·波洛和马普尔小姐两个截然不同的著名侦探形象，创造和创新了推理小说或者叫侦探小说中的“孤岛模式”“童谣杀人模式”“乡间别墅模式”“叙述性诡计”，而且将它们运用得行云流水，达到后辈作家无法超越的高度。以总销量计算，阿加莎的作品已经超过了20亿本，据说仅次于圣经和莎士比亚的著作，这个成就用“畅销”一词已经远远不足以形容了。
如果与其他推理大师横向比较，或许阿加莎的小说过于程式化，比如波洛总是以聚会演讲的方式先对凶手声东击西，再挥出漂亮的致命一拳，而马普尔小姐在看到凶手时总是能从自己有限的生活圈子里找到与之吻合的对象。或许她的小说还缺乏文学深度，不像约瑟芬·铁伊那样文笔细腻，对人物的心理也没做足够的探讨分析，但是她对案件源源不断的想象力，讲述故事、埋伏诡计的超强能力，以及轻快幽默的风格奠定了其作品的稳定基石，这些标志性的特征从不打折扣，它们是如此鲜明，以至于在一些作品中完全可以帮助读者脱离案情直接猜中凶手，而这种乐趣是绝大多数推理小说作者难以给予的。
阿加莎非常会讲故事，她钟情于让案件在庄园别墅、乡间住宅、游园会、宴会厅、旅馆、茶桌、牌局等等带有英伦情调的背景下发生，它们是绝佳的社交场所，也总有新鲜出炉的飞短流长可听。与这里的文雅舒适和彬彬有礼相对应的，是凶手的残忍和人性的冷酷。对于这种反差，乔治·奥威尔在《英国式谋杀的衰落》中有过类似的描述：“时间是星期天下午，最好是在战前。妻子已在小沙发上睡着了，孩子们给打发出去痛快地遛弯去了。你把双脚搁到了长沙发上，鼻梁上戴好了眼镜，打开《世界新闻报》。烤牛肉和约克郡布丁，或者浇苹果调味汁的烤猪肉加上羊油布丁，然后是一杯可以说是结束美餐的深褐色浓茶，使你感到十分心满意足。你的烟斗在美滋滋地吸着，沙发靠垫软软地垫在身下，炉火正旺，空气暖和温馨。在这幸福的环境中，你想要读的新闻是什么？自然，是一起谋杀案的新闻。” 这是一种既古怪又很容易理解的组合，父慈子孝的主妇却爱追逐狗血不断的家庭剧，礼貌规矩的学生偏偏爱读冒险文学。有写“舒适谋杀”的舒适派作家就有舒适派读者，当你为打发旅途时间挑选读物时，一定会有许多人推荐阿加莎的小说，神奇的是，她笔下的谋杀的确是抚慰躁动之心的一剂良药。
经济学上有一个“适应性效率”的说法，大意是说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会催生出适合自己的机制，达到资源的最有效配置。这种描述也可以用在阿加莎身上，她的创作速度很快，源源不断的作品灵感皆出自她的女性视角和自身的生活经历，形成独具一格的个人特色：比如她在一战期间遇到的比利时难民成了大侦探波洛的原型；比如她曾陪伴母亲去埃及疗养，于是有了《尼罗河上的惨案》中对开罗风情的描写。39岁时，结束第一次婚姻的阿加莎为疗心伤登上东方快车远赴中东，这趟豪华列车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成就了她一段崭新的人生。通过这段旅行，阿加莎不仅遇到了自己的第二任丈夫，后来还借鉴著名的查尔斯·林白之子绑架案创作出《东方快车谋杀案》，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这本书一直毫无悬念的入选读者最喜爱的阿加莎作品十佳之列。与考古学家马克斯·马洛温开始第二段婚姻后，阿加莎又开始将考古作为小说背景，并且轻松地将自己那套写作方式移植了过去。在异国旅馆的露台上，她就那样望着古老的河流，“坐在阳光下，想出几桩奇异的谋杀案……”
在自己旅行或是陪伴丈夫游历的日子里，阿加莎最喜欢的长途交通工具还是火车，将火车带入情节也是水到渠成、信手拈来之举，比如以火车为案件背景的《蓝色列车之谜》《命案目睹记》《ABC谋杀案》等。所有火车中，东方快车自然是阿加莎的最爱。在《东方快车谋杀案》里有很多对火车细节的描写，像卧铺车厢的格局、餐车的格局、门锁的位置，以及时区的变化等等，这些自然是阿加莎用侦探素质的眼光细心观察所得，也成了小说中破案的关键。在东方快车那份富有传奇色彩的荣耀旅客名单里，绝对少不了阿加莎的一份贡献。
身为推理小说家，难免插手客串“审判者”的角色，大侦探波洛就可以被视作阿加莎的发言人，他毕生都在追逐真相，维护法律的公平和秩序，坚持不论出于何种理由，不论凶手多么令人同情，谋杀剥夺了别人的生命，所以必须受到制裁。然而在东方快车一案里，他违背侦探守则，痛苦地选择了人心的正义。
1975年，波洛的最后一案《帷幕》出版了。在这本书里，波洛决定由自己充当法律，他制裁了凶手，而后亲手断绝自己的一线生机。他向自己的信仰低头，为世界博取了一小片光明，同时惩戒自己，独自在黑暗中走向生命的终点。不久，《纽约时报》用整版报道了波洛的离世，这也是这份报纸首次为一个虚拟人物发布讣告。
一年后，阿加莎告别了人世，同年马普尔小姐的最后一案《神秘的别墅》出版。读者们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再也不会读到阿加莎的新作了，就像波洛在给好搭档黑斯廷斯的遗书中说的，“我们不会再在一起侦察罪犯了”。那些美好的时光都成了值得怀念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