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的林林总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经济的运行
□陈华文
几千年来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无外乎是外部的物质文明和内在的精神文明。传统的历史书写往往聚焦帝王将相、豪杰超人和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至于普通百姓似乎和历史无关。果真如此吗？
历史在演进过程中，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同样是影响历史变革的重要推手。《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卷本）这部厚重的著作，立足历史学和经济学的双重维度，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试图完整阐述400年间世界各地人口与阶层、工业与农业、市场与货币、金融与城市等各个方面的运行与发展概貌，着力描绘一幅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图景。
作者：（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翻译：顾良 施康强
出版：商务印书馆
时间：2017年8月
定价：348元
日常生活进入经济发展史视野
本书作者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是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年轻时期曾在巴黎大学攻读历史，后在鼎鼎大名的《年鉴》杂志任职，1984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是他最有影响的著作，为了撰写此书，他凭着一己之力陆陆续续历经20余年时间。
该著作共分为三卷，每一卷虽独立成书，但在学术见解方面又互为相连。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或者一种社会制度，并非一种偶发现象，其形成的基础，其实在长时段的日常物质生活中已经埋下了伏笔。因此，他以“总体史”为目标，将长达400年的时段为整体对象，从特定角度描述世界物质文明和经济发展的变迁。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好比“为世界过一次秤”，旨在确认前工业化时期世界的潜力限度，当时“物质世界”占据重要地位；第二卷《形形色色的交换》将市场经济和高级资本主义活动加以比较，通过混合和对立使二者互为解释；第三卷《世界的时间》按时间顺序，分析了国际经济的先后更替形式和主导力量。
经典学术著作之所以具有魅力，其重要原因是能经受时间的检验。《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全部成稿于1979年，随后一直在各国经济研究界广为流传。该著作最大的创新之处，便是在研究经济史的过程中，考虑到了普通日常生活在历史发展中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在此之前，鲜有学者从这个维度切入。这并不是说其他学者没有意识到日常生活对于历史发展的重要性，而是日常生活的史料是零碎的、就如同散落在地上细小的宝石。捡起并整理这些“宝石”，需要花一番“笨”功夫，需要克服各种知识障碍并长时间搜集、研读形形色色的、不同文种的史料，若没有坐冷板凳的决心，这是无法实现的。
经济史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社会发展的全部历史，覆盖领域尤为广泛，人类一切的思想和行为，都和物质文明、经济活动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的日常生活，尽管受到各种习俗、生产能力、自然环境等要素的各种影响，但是生活还是如同涓涓流水缓缓而前，具有相对稳定的特质。这就好比在当下的中国，城市建设是快节奏的，然而人们的生活方式，都有一定的惯性，经济发展速度和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并非完全正相关。另外一方面讲，日常生活中的林林总总，又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经济的运行。
人口增长与交通运输影响经济“航程”
人口是经济发展的第一引擎，人口数量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人口的增减，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的兴衰程度。然而对十五至十八世纪的400年人口数量进行精确统计，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一切都是模糊的推断。该著作的首卷《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第一章“数字的分量”中，关于中国十八世纪人口数量论述，可以看出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的大体走向。当然，人口增长与社会安定、耕地开垦、新作物引进有直接关联。十六世纪时中国人口大约7500万，十七世纪大约9800万，到十八世纪末期已经超过4亿，布罗代尔认为，中国人口在这400年之所以能持续增长，与花生、白薯、玉米、土豆等新作物的引进及大面积种植有关。
关于食物和人口之间的关系，布罗代尔的晚辈、美国历史学家汤姆·斯坦迪奇在《舌尖上的历史》（中信出版社2014年7月版）中有过类似的表达：“对世界历史进程改变最大的，不是别的，正是人类对吃饱饭、吃好饭的欲望。这种欲望激发了人类最大的勇气，在探索与冒险中，人类自我挑战，勇敢前行。”笔者认为，人口增长的另一大因素，布罗代尔并没有把中国人传统的生育观念纳入其中。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多子多福”的思想在民间根深蒂固，加上农业生产和军事斗争需要大量人力，人口可谓多多益善。其实不仅在当时的中国，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情况也基本类似。
与此同时，人口与医疗、健康又发生着关联。对于中国的卫生状况，布罗代尔借用了一位英国旅行家的描述：“1793年庞大的北京约有三百万人，北京的面积小于伦敦，而伦敦的人口数量远远达不到这个惊人的数字。那里住房低矮，全家人住在一起，拥挤不堪，卫生条件差。”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此言未免苛刻。当时的中国乃至欧洲，现代医疗体系位还未建立，英国城市的普通工人家庭中，情况也同样糟糕。在南美洲和非洲，此时有的族群还处于原始社会。再则，中国人信奉“儿孙满堂”的观念，一大家族的人居住一起尽管拥挤，但是其乐融融的和谐与幸福，作为欧洲人的布罗代尔是无法理解的。
众所周知，十五至十八世纪，现代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生活中还未广泛得到应用，这对于陆上交通运输而言，是最大的制约。在欧洲，双轮车由炮车演变而来，但是十五世纪晚期才真正使用，公共马车十七世纪才出现。在中国，陆上交通运输基本欧洲类似，大概上千年都没有变化。对于当时的世界来讲，水上运输是远距离交通运输的主体，但凡沿江、沿河和靠海的地方，城市林立、经济贸易的活力明显。究其原因，水上运输能力颇为强劲：十八世纪的葡萄牙的货船最大载重可达2000吨，船员和旅客可达到800人。即便如此，和当时的远洋运输需求相比，也有相当的差距。真正引发运输革命的，是十九世纪中期，也就是英国第一列有轨火车的问世。
资源开发、殖民地拓展与资本经济的本质
《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则主要聚焦这400年内的经济贸易发展。笔者认为，这两卷较之第一卷而言，经济学理论开始凸显，叙述的生动性和可读性有所偏弱。这两卷中，笔者感兴趣的是有关采矿业和殖民地的研究。
无论是金属矿产和还是非金属矿产资源，对于工业制造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采矿业是历史悠久的行业，是十五世纪之前，全球各地的人们，在生产中都摸索出各自的方法。进入十五世纪之后，伴随着经济发展的提速，工业制造对矿产的依赖程度逐渐加大。经营矿业，逐渐也成为热门的投资领域。然而矿业的开采，也并不是稳赚不赔。比如矿业开采前需要进行地质勘探，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勘探也时常“放空炮”，但费用需要照常支付。其次是矿产的品相也不相同，如何找到优质的矿产，和走运有关。再次是矿产开采需要大量人力，这需要向工人支付不少的酬金。然后是矿产开采存在风险，矿产深藏地下，最深的可达几百米，当时的矿业开采安全没有保障，若出现大的安全事故，对矿主而言也是致命的。最后是矿产的冶炼和运输，都需要成本。矿产资源能带动经济发展，同时对于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也显而易见。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在英国产生？原因在于英国有大量优质的煤炭资源，而煤炭资源又是内燃机的“粮食”。
阅读该著作不难感受到，从十八世纪开始，人类社会的生产能力提升后，是一个向自然不断索取资源的过程，同时也是自然一路遭受践踏的过程。时至今日，自然资源依然是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中的焦点，如何协调好资源、经济、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尤为棘手。
十五至十八世纪，对于欧洲诸国而言，经济发展模式正从农业向工商业阶段迈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开足了马力。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海外殖民地拓展几乎同时进行，这是因为，欧洲多数国家的自然资源贫乏，在此情况下拓展海外殖民地成为必然。在这400年间，英国、法国、葡萄牙、荷兰、西班牙等国家，陆陆续续在非洲、亚洲、南美洲，用武力夺得殖民地，并且屠杀当地居民，抢掠金银珠宝，大批贩卖黑人，实行关税保护制度，进行商业战争。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加强对工人的剥削，积累了巨额资产。
自十八世纪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继续向前发展，但是会遇到周期性的经济大萧条（危机），并且这种周期性的时间越来越短、越来越频繁。2008年欧美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留下的后遗症，至今依然存留。
总体上来讲，《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部著作，为四百年间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素描”。这对于理性地认识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思想参考。历史发展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想，时常一个人或者一群人、一种新技术或者新发明、一个并不起眼的社会事件，往往在不经意中诱发历史的变革和转向，各种偶然性和必然性潜伏其中，各种可能性和不可能性扑朔迷离。当然，任何一部经典的著作，都无法彻底写透几百年历史中的各个角落，该著作也同样如此。通读全书，笔者获得了这样的启发：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风俗、信仰、环境的不同，其经济发展的道路选择也应该各不相同，没有一套现成的、能够照搬照抄的理论，恰到好处地运用到经济社会建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