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 方德万
翻译：姚永超 蔡维屏
出版：山西人民出版社
时间：2017年7月
定价：68元
□禾刀
剑桥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现代史教授方德万通过梳理近代中国海关历史发现，从1854年到1949年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海关就像是一个“边界政权”，同时也是唯一一个未有中断且势力几乎可达全中国的机构。“这个边界政权有自己的一套制度、规则、实践、官职以及在边界监管货物交易、船只往返、人员进出的规程。”
撕掉洋人掌舵初衷的“遮羞布”
提起中国近代海关，常见一些媒体反复提及海关的廉洁与高效。这是事实，但也极易导致另一种错觉，即把近代海关创设初衷想象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服务的机构。
在历史发展问题上，没有人先知先觉。当初，谁也无法预见海关在外国人的管理下未来一定能够实现廉洁与高效。1853年，小刀会攻占上海，清朝海关骤然停摆。在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的积极倡导下，英、法、美联合成立了新的江海关。1854年7月，江海关在苏州河北岸挂牌办公，22岁的英国驻沪副领事李泰国走马上任英籍税务司。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通商口岸增加到15个，迫于国际国内形势，清朝同意将江海关的职能推广到其他通商口岸。
从江海关的诞生初衷看，只是阿礼国等代表外国利益的欧美领事们担心失去必要管理后，上海边境贸易走向混乱，各国商船间可能因此产生无序乃至恶性竞争。
如果说成立新的江海关只是英美法三国一时的权宜之计，那么，当清朝有能力恢复海关职能时，按理当及时奉还，同时一并归还代收税款。然而，当身兼江海关监督职务的上海道台吴健彰试图收回上海海关职权时，却遭到英美等国的百般阻挠，最终流产。而待洋人掌舵的新江海关成为既成事实，而清廷不得不屈服后，英美两国仍旧没有如实上缴税款：美国只缴了代收税款的三分之一，英国更是直接宣布此前代收的支票作废。
新江海关诞生后，除了进一步扩充管辖范围外，其对权力的垂涎本色毕显。总税务司李泰国希望建设一支美其名曰的“英中联合舰队”，即中国出钱，英国出人，但舰队由他本人指挥掌控。在这种模式下，中国只能当“冤大头”。显而易见的是，这种舰队对饱受列强军事欺凌的清朝而言，无异于又多了一道时时均可兴师问罪的风险。
再者，在近代海关历史上，外国人始终绝对霸占中上层领导权，薪资待遇更是中外差别巨大。有一点或无疑问，当外国人牢牢掌握了海关的领导权，无异于死死控制住了话语权。
被历史推动的现代化
自1854年到1949年，中国近代海关先后经历了李泰国、赫德、裴式楷、安格联、梅乐和、李度六任总税务司，其中对中国近代海关影响最大的当数任职长达48年的赫德。
赫德是李泰国的继任者，有别于李泰国对中国人的不屑与傲慢，赫德在中国接受语言训练和与中国女子阿姚结合的经历，显然更利于他对中国国情与国民习惯的更深了解。
接手海关事务后的赫德，专注打造一支高素质的现代化海关队伍。赫德在伦敦设立办事处，招贤纳士。另一方面，赫德将英国海关的管理模式导入中国，“制订了规范的用人制度，严密的会计、统计、稽查、复核等业务程序，以及年终层层密报等制度，加上合理的薪酬福利等等，使中国海关成为清朝唯一的高效廉洁的衙门”。
廉洁高效的海关队伍，使得海关税收实现快速增长。“从1865年到1875年，海关岁入由白银830万两稳步增加到1200万两，1885年更增至1450万两；而当时的账面岁入不过银6000万两左右，洋税已占近20%”。到了1911年，海关税收有长达20年已经占据北京政府总税收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赫德并未满足于单一的征税，从1868年起，他还带领海关着眼于提升海运服务功能，即开始建设灯塔、设置航标、竖起信标、管理港口、提供气象资料等，并“促进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合作，打造国际惯例，譬如航海公约。”
海关在与国际快速接轨的同时，也利用自身优势，努力推动闭关自守的清朝打开视野，甚至走出国门。除了在义和团期间促成清朝与八国联军的谈判，避免中国被瓜分，海关还资助使臣出访，其中就包括1896年李鸿章对欧美8国的出访。方万德认为，正是因此，海关“把中国带入一个由主权民族国家和跨国系组织所建构的新世界外交秩序”。
相较于前任总税务司李泰国居高临下不断威逼清政府，赫德更像是一个问题解决专家，不断给清政府雪中送炭。“1895年后，海关深深地涉入中国的外债事物”，如《马关条约》赔款和庚子赔款，后来还积极介入民国善后大借款和内债等事务。
赫德之所以能够取得空前影响，与其说是时势造英雄，不如说充分利用了海关的特殊身份，即“面对清海关监督时，他可以直接越过他们，向北京的总理衙门反映；面对外籍领事时，他又可以越过他们，直接诉诸在英国的政治核心”。有直达“天庭”的尚方宝剑，自然不必畏惧下面那些难缠的“小鬼”。也正是因为推动中国海关努力与国际接轨，同时尽可能促使闭关自守的清朝官员走出国门，熟悉国际规则，所以海关没有“被视为只是某个强国的工具，而是被认为对所有国家都十分有用——这当然也包括清朝在内”。
勿被“光芒”遮望眼
在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的年代，海关职能之所以没有中断，很重要的一条便是外国势力的这道护身符。众所周知，国人争取海关主权的努力始终没有放弃。
1895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一书中否定了海关“中国人很难避免腐败”的论调，并主张“海关是国家主权很重要的一部分”。清朝势力最大的两位封疆大吏张之洞和刘坤一也对由洋人把持的海关多有不满。
虽然海关表现了廉洁高效的一面，但在历史关键时刻，代表外国资本家利益的海关便会露出尾巴。方德万指出，之所以是袁世凯而非孙中山赢得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伦敦的银行家们（首推汇丰银行的查尔斯·艾迪斯）相信袁世凯比孙中山更值得信赖”。也所以，“辛亥革命第三天，安格联就命令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想办法将海关税款转入汇丰银行”。近代海关的发展历史充分表明，其在确保与外国领事和商人保持顺畅沟通的同时，实际上也让渡了诸多利益。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海关之所以能够因为廉洁而被誉为“世界行政管理史上的奇迹之一”，很重要的一条便是高薪养廉。但这种养廉很大程度上只是局限于上层结构即外国人把持的那些重要岗位。相较而言，中下层岗位薪水低得多，管理也是漏洞百出，只是不被重视。英国人莫理循在1894年行走中国腹地发现，底层海关人员吃拿卡要现象司空见惯。由于信息缺失，无法判断那些拿着优厚报酬的外国高管们到底是对下面的“微腐败”蒙在鼓里，还是原就存在利益输送链条，上下本来就沆瀣一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