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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良相 则为良医

发布时间:2017-09-08 11:15:58    作者:陈华文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陈华文

只要有人的角落,必然就有医生与各种各样的病人。无数史家在书写历史时,时常将医学、医生和医书轻描淡写,有的甚至有意抹去。其实这也情有可原,医学与社会的话题太庞杂、太细碎了,医学往往牵涉到一个时代和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思想价值取向。《救命:明清中国的医生与病人》试图从传统的历史研究中突围,用以点带面的方式,重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图景。

医者的仕途梦

本书年轻的作者凃丰恩,现为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曾获得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此书就是依据硕士论文重新修订而成。本书所探讨的,并不是医技问题,而是明清医者和患者治病的若干关系。医学不是抽象的观念,是活生生的实践,更是医者和病人共同谱写的社会史。书中,由两位平凡医生的行医故事展开,折射出三百多年前复杂而多样的社会医疗情境,从一个又一个吉光片羽中,尝试捕捉当时医者与医生的活动互动,从而为改善当代的医患关系提供参照。

宋代以前,中国医学与巫术、道教的关系十分密切,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著名医生就有道教背景。但是从宋代开始,中国出现了“儒医”的传统,自此之后,医学与儒学越来越近。在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传统社会里,从庙堂之高到民间之远,均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一个有志之人唯有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才是正道。然而这无疑是走独木桥,能获取功名者凤毛麟角。即便是那些医技高超的医者,也在科举之路上艰难跋涉。古代的知识体系,不像现在分得如此细密,不仅文史哲融为一体,很多读书人通天文地理、也粗懂医术,这大概是受到文学家范仲淹所言“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深刻影响。

科举与行医的矛盾

书中,以明人吴楚开启了全书的论述。中医史里,他并没有太高的声望,也就是一个依靠治病救人的“儒医”。如果说他还小有成就,那就是留下了《医验录》《医验录二集》,可这两册书也是知者寥寥。《救命:明清中国的医生与病人》中的写作素材和灵感,有部分就来自他所著的医书。吴楚出生医学世家,年轻时无心从医,认为这都是“小道”,不可能和崇高的儒学并论。然而,他的祖母在七十四岁之时染上重疾,众人束手无策,吴楚翻出先祖们留下的医书,彻夜苦读后大胆开方,竟然治好祖母的病。这件事情对他带来很大的触动。

古代读书人在应付科举考试的同时,还得自食其力以谋生计,此外准备进京赶考,也需要一笔不菲的盘缠。吴楚连年科举落榜,他不得不谋取一份糊口的职业。对他而言,行医是不二选择。当然,行医能够“上疗亲君,下救贫贱,中以保身”的道理,对他走上从医之路有直接的关系。现代人若要从医,需要经过系统、漫长的专业训练,从医门槛较高。而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从医只要精通文墨、读过一些医书,就可以卷起袖子上阵。当然,任何时代医生都有良医和庸医两类。

尽管古代文人深知从医能济世救人,然而选择医生这个职业,实在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传统社会的医生,行医要四处走动,被病人家属邀请到家里坐诊,少则几日,多则半年不等。本书中提到的吴楚,也是如此,对于出门行医,他也是矛盾重重:行医花费大量时间,但是准备科举考试也需要时间。无法调和行医和考试之间的关系,是多数儒医最大的痛苦。即便如此,儒医在行医过程中格外认真,对于开药方很是慎重,绝不会动不动就开名贵之药。

中医的世界里,天、地、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人体也是一个紧密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例如头部出现了某种病症,脚底就有“心电感应”。而在西医领域,医学分成若干门类,牙医无法判断肺部的病情,骨科医生对于肾病完全是外行。而古代的中国医者,几乎都是全科医生,凭靠“望、闻、问、切”的方法,敢于接手治疗男女老幼的各种疾病,有时,甚至还一并给动物治病。在医者眼里,无论是显赫的达官贵人,还是底层贫苦的农人,都是平等的。本书提到,作为主要在徽州地区行医的吴楚,除了接诊一般的疾病,类似女性妇科病,他也不会推诿。根据他在《医验录》里的记载,病患者之中,半数为女性。有人认为,男医生给未出阁的富家女治病,中间隔一层布,这其实都是影视剧中的艺术想象。若不清楚患者面相,不知晓病人精神状态,就无法准确判断病情,也就无法开出药方。

医者的名利观

时代无论如何变化,医德永远都是医者最显著的职业素养。从另一个方面讲,医生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他们需要养家糊口,这也是行医的主观目的。然而儒医受到儒家思想的洗礼,并不把行医逐利放在首位,很多儒医对那些依靠坑蒙拐骗大发病人横财的江湖游医痛恨至极。儒医面对穷人,时常不计报酬,甚至自掏腰包。当然,医术精进的医者,其收入也是可观的。书中讲明朝一位名叫张朝宗的人,因为医术高超,深受各阶层病人的尊重,但是为了扩大收入来源,他还经营药业。明清时期的医生,收入不全来自行医,还有相当部分来自参与药店的经营。如明代徽州著名医者徐春圃的家族,在故乡祁门开设“徐保元堂”,另一位医者汪一龙在芜湖经营“正田药店”,洪基开设的“胞与堂”等等。

明清时期的儒医,在“立德、立功、立言”思想的助推下,行医算是立德立功,对于立言也是津津乐道。如吴楚在多年的行医中,留下了上千份的“医案”,类似今天的病历。当时的医案,不仅写下所开药方、治病流程,乃至对病人的情绪变化也记录在案。他把医案进行筛选、整理汇编成《医验录》。然而,当时印书费用高昂,他不得不找朋友化缘,有时还向病人暗示提供资助。而晚明时期徽州的孙一奎,其医术、名气和社会地位远在吴楚之上,他与当时上流社会交集颇多,出版了《孙文垣医案》《赤水玄珠》等,但是他也有虚荣之心,邀请地方士绅撰写序言,还让病人或者病人家属,在书中现身说法,为其医技“背书”,有的则是以读者身份,赞叹孙一奎的医技之妙。此外,他在自己的医著中收录自己仪表堂堂的画像,以此昭示其成就和地位。

《救命:明清中国的医生与病人》一书,以医生与病人的独特角度,复原了明清时期鲜活的社会风貌和精神脉络,这种历史研究路向,扩大了历史的视野。医学随同社会发展,今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前,西医与传统的中医境况不同,医患之间的各种纠纷和冲突时有发生。如今医生作为一种救死扶伤的职业,其医德、医术境界各不相同。整个社会,都呼唤大批良医的涌现,然而成为好医生,不仅精神层面要淡泊名利,在实际从医中还要付出大量的辛劳。理顺医疗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是国计民生中的社会的焦点,考验着社会治理的智慧。时代无论如何变迁,仁者医心的命题,一定不会改变。

作者:凃丰恩出版:商务印书馆时间:2017年4月定价:27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