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巴里·埃森格林
翻译：何帆
出版：中信出版社
时间：2016年11月
定价：68元
□刘英团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狄更斯代表作《双城记》的开头。它描述的是18世纪后半叶的法国，也是对19世纪英国所潜伏的社会危机的担忧，借用这句话来描述世界经济社会大势也是再恰当不过。从1929-1933年的“大萧条”，到2008-2009年的“大衰退”，很多人都注意到这两段时期有相似之处，也正是因为决策者吸取了大萧条的教训，他们避免了最糟糕的结果。所以，《镜厅》一书中的“镜”应是一个比喻，1929-1933年和2008-2009年这两场大型金融危机就像互相照镜子一样。在书中，著名经济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经济学教授巴里·埃森格林不但通过比较法解释政府和市场为何会采取不同的应对金融危机之策，还将经济学理论与史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种扎实，亦为当今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历史参考。
1929年，美国经济日趋繁荣。实业家、学究式的经济学家和政府领导人都表示“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还向公众保证：“现在没有担心的理由，这一繁荣的高潮将会继续下去。”但是，“梅隆拉响汽笛，胡佛敲起钟。华尔街发出信号，美国往地狱里冲！”华尔街股市的大崩盘，经济的大萧条不但耗尽了美国原本可用于欧洲投资的资本，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也随之而来。无论是时任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还是时任德国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犯的都是同样的错误。在艾森格林看来，“他们使得局势更加恶化，甚至无法重建公众对公共财政的信心。”记录美国历史的《光荣与梦想》曾如此描述“大萧条”时期的民生：“千百万人只因像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人们把这一时期称之为“饥饿时代”。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后来说，感觉“资本主义已经走到尽头了”。
政策无所作为，让声势浩大的金融危机拉开序幕。在《镜厅》一书中，埃森格林旁征博引：“……1929年股市大崩盘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持续时间长，事态不断恶化；前一天看上去像是要结束了，但到了第二天才被证明是刚刚开始……”剖析历史，股市崩盘只是“大萧条”的引子，整个社会都笼罩在投机氛围之下才是经济危机发生之源。“最令人惊讶的不是参与人数的规模，而是股市投机成为了美国文化的核心内容。”一如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新制度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在《The Great Crash1929》一书中所言：“可以有把握地说，在1929年的鼎盛时期，活跃的投机者人数少于并且很可能大大少于100万。”同时，金融机构丑闻重重，“如银行和证券交易所勾结，放款过度，保证金交易趋增。有38%的股民付少量保证金，就可以从事股票投机，杠杆率达到1：10；投资银行利用自己为上市公司担保的条件，把略高于成本但大大低于市值的股票卖给政客、记者、律师以及相关利益者为自己谋利。”
“罗斯福新政”挽救了美国的资本主义。正如埃森格林所言，“这不仅发生在宏观经济上，还在金融改革上。”从1933年3月9日至6月16日的“百日新政”，罗斯福即以整顿金融为突破口，敦促国会通过了包括《紧急银行法》《农业调整法》《紧急农场贷款法》《经济法》《联邦救济法》《国家工业复兴法》等15个法案，对美国的经济进行全面调整。有人评论说，罗斯福对金融业的果断治理好比“黑沉沉的天空出现的一道闪电”。罗斯福说：“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轻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所以，“罗斯福新政”第二期着重通过完善社会保险体系、健全劳工权益保障机制以及通过建设大型公共工程项目来缓解失业和刺激经济。从成效看，“罗斯福新政”使美国走出了危机。从1935年开始，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稳步回升，失业人数从1700万下降至800万。
“经济萧条、政治瘫痪、财政疲弱、央行无能，危及随时可能爆发。”正如埃森格林所言，美国次贷危机早在2006年就初见端倪。2008年9月，美国政府宣布接管“两房”，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AIG被强制国有化，高盛和摩根大通转为银行控股公司，由此，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与升级，最终演变为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对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的“大衰退”。格林斯潘称之为“百年不遇”，奥巴马则用“前所未有”来定义。一般认为，这场危机主要是金融监管制度的缺失造成的，华尔街投机者钻制度的空子。其实，这场危机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美国近30年来加速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自亚当·斯密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实行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即鼓吹“看不见的手”可以自由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直到代大危机的爆发，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才被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所取代。
凯恩斯主义以需求管理为基础建立了其社会保障经济理论——有效需求理论。针对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运用总量分析方法，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以及相应的国家干预思想，即“在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经济制度中，要选择出政府经济当局能够按意图加以控制或管理的变量。”通过实行新政和凯恩斯主义，国家直接干预社会再生产，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空前强化。针对“大衰退”，美国是双管齐下，货币主义和财政主义的招数都用了。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就是货币主义的信徒，保罗·克鲁格曼对此也一直力挺。至于财政主义的政策，布什和奥巴马政府也都用了。布什自己事后承认，面临当时那么可怕的危机，哪里还顾得上小政府、不干预的意识形态，只能采取强力的财政手段对经济进行救助。奥巴马延续了这样的政策而已。而这一切却使联邦政府的债台高筑，让经济衰退得更加糟糕。
历史研究的主旨是“鉴往知今”，无论从事其中哪个领域的研究，历史工作者总有其现实的关怀。正如埃森格林在《镜厅》一书中所言，应对2008~2009年金融危机的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像伯克南这样的决策者所总结的“20世纪30年代教训”。这充分说明，决策者们并没有重蹈前辈的覆辙。但是，“历史不会重演，却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马克·吐温）。就当前而言，尽管全球经济已然回暖，复苏却是不平衡的。许多发达经济体如美国和欧洲继续面对国内生产总值停滞不前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困境。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和印度很快便恢复高增长率，却面对着恶性通货膨胀的问题。同时，笼罩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极可能从希腊、爱尔兰等国家和地区蔓延到其他有巨大主权债务的欧元区国家，并在第二轮和第三轮中波及法国、德国及世界其他地方。这意味着，“大萧条”“大衰退”危机虽然成为过去，但之前讨论的严重经济问题却依然存在。埃森格林断言：“如果不能正确认识两次危机，下一场金融危机定会不期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