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本页 打印 放大 缩小
0

唐雄俊:风华五十载 绵绵千秋德

——记中国著名保险教育家唐雄俊

发布时间:2017-08-11 10:40:26    作者:林振荣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林振荣

唐雄俊(1914-1992),字绿野,上海川沙人。出身于职员家庭,青少年时期就读于沪上以“治学严谨,学融中西,注重书法,尤以英文见长”著称的上海私立民立中学,朝夕濡染该校爱国传统熏陶(著名左联烈士殷夫曾在该校就读,是唐的学长,唐对其声援“五卅”运动的斗争故事铭刻于心,终身不忘),接受了有别于教会学堂及官办学校的特色教育和情怀养成,品学兼优,英语尤为擅长,1933年中学毕业考入上海大同大学商学院(学号七三六七),寒窗苦读,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莘莘学子共度四年青春年华,是大同商学院最早一批财经专业高才生(图1),较为系统地掌握了金融会计专业理论,打下了坚实的财金知识基础,尤其是受业于王志莘先生(金融教育家、平民银行家),耳濡目染其“振兴实业,职业救国”理想追求,树立了以振兴工商业来挽救民族危亡的志向。1937年毕业伊始即通过考聘进入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华商保险机构——中国保险公司工作,从实习生起步,开始了为中国保险业不懈奋斗的波澜壮阔的一生。

笔者孤陋寡闻,所见有关唐先生的事迹评述报道资料甚少,唐先生为中国保险业载梦深耕一辈子,职业生涯中颇多闪光点,留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瞬间,梳理并检索其职场轨迹底片,只撷取几个精彩片段,抛砖引玉,一窥唐老对中国保险业的卓越贡献。

图1:大同大学商学院唐雄俊教授。

跻身“保险界十三太保” 演绎陆地兵险的传奇

我们先来打开远镜头,走进烽火岁月场景,定格25岁的唐雄俊:青春飞扬,梦想起航,投身兵险事业,以特殊职业奉献,效命疆场做干城。

1937年时的中国虽经“十年黄金发展期”,但东北沦陷,苟安于南京的国民政府忙于“攘外必先安内”,山河破碎,民族危亡日甚,随着“七七事变”爆发,东南沿海城市、工商业重地相继失守,日寇铁蹄肆意践踏神州大地,海岸遭日舰封锁,中国工矿企业陷于覆巢累卵之危(当时重要战略物资的生产、储存与运输均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中国保险市场也集中于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一线城市)。南京国民政府先迁武汉再迁重庆,为加强战时大后方的经济实力,充实抗战资源,需要动员大批沿海工厂、机关与学校内迁,组织抢运重要的战略物资,中国的经济中心被迫向大后方转移。但由于当时日寇掌握制空权,日机到处狂轰滥炸, 许多工矿企业被炸焚毁,风险极大。虽然早在1936年11月,华商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就与外商上海火险公会签订《上海兵险公约》,约定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危害提供安全保障,但当“八一三”战事一起,外商火险公会就背信弃义做出了停保中国兵险业务的决定。故而许多沿海工矿企业主在没有确切补偿保障的情况下,不肯轻言内迁。

8月2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召开常务会议,将保护内迁工厂重要物资的运输安全提上议事日程,议定由财政部拨款1000万法币,委托中央信托局筹办“战时运输兵险”。10月11日,财政部公布《中央信托局办理战时兵险办法》(8条),10月18日,中央信托局开始正式承保,以转运期间的水陆运输兵险为限(单独的陆地兵险暂不承保),分水路、公路、铁路以及航空运输四种。最初兴办的承保线路以途经上海之水陆交通各线为主(分战区线路和非战区线路两种),即凡途经上海或由上海起运的内迁物资,均属重要承保范围。上海沦陷后,业务重点便转向湘江及粤汉、广九铁路一线,还包括途经香港的内运物资。武汉、广州失守后,承保地区又移至港越、滇越各线。战时兵险各项保险费率,由中央信托局参照危险程度及市面情形,随时订定,概不折扣(图2-1中央信托局战时运输兵险费率表)。

图2-1中央信托局战时运输兵险费率表。

图2-2为开办之初的“中央信托局保险部战时兵险兼水险临时保险单”,编号“10296”,签署日期为“中华民国廿六年拾月廿八日”“立于上海”。投保者“交通部国际电台”,保险种类为战时兵险及平安险,承保项目为“音调扩大器”,件数“四箱”,舟车名称“自备卡车”,车号“12440”,起运地“上海”,目的地“南京”,保险金额“捌佰元”,保险费“国币叁拾贰元整”。起运日期“十/廿八”。由中央信托局局长刘攻芸(代)与保险部经理李卫霅(代)签名,分别钤盖“中央信托局局长”“中央信托局保险部经理”印鉴。左边加印“注意:本临时保险单非经本部经理会签不生效力”申明。上海距南京不足半日车程,自备卡车举步之遥竟然要投入总价4%的保险费开支,一个侧面反衬出内迁路上因空袭而生的风险之巨。

图2-2:中央信托局保险部战时兵险兼水险临时保险单。

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厂矿企业大迁徙,史称“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许多华商企业像久大盐业公司、章华毛纺织厂、大中华火柴公司等毁家纾难,群起响应,纷纷投保内迁建厂。这段在全民抗战画卷中很不起眼的一幕,虽没有金戈铁马气壮山河之精彩肉搏,不是十四年抗战历史主旋律的最强音,却让中国工商经济界在乾坤大挪移中经历了硝烟交织血汗的鏖战洗礼,涌现出了许多义无反顾共赴国难的英雄儿女。开拓并服务兵险事业,成为热血保险男儿的爱国壮举,保险人以自己的职业奉献共同书写了这场恢宏的悲壮史诗,谱写了一曲众志成城的英雄乐章。

战局进入1939年,日寇为彻底摧垮中国人的抗战信心,经济封锁变本加厉,空袭破坏丧心病狂,一些大后方的重要街区、厂房机器设备等成为固定轰炸目标,工商企业主心有余悸,徘徊观望,不敢继续内迁和开工生产,人心惶惶,到处谣传着“天不怕,地不怕,只怕热水瓶(指炸弹)倒下”的段子。7月,国民政府为了彻底消除工商业主的顾虑,支撑大后方经济,再次饬财政部增拨1000万元专款设立基金,委托中央信托局保险部迅速开办“战时陆地兵险”,专门承保对抗战及民生性命攸关的大后方工厂设备及战略物资。

陆地兵险:“不讲规则”之创举

陆地兵险是一种适应战争特殊需要而开办的新险种,是打破国际常规的创举。在筹设之初,即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质疑。1938年7月8日,重庆市银行业同业公会即致函中央信托局提出异议,罗列开办陆地兵险应斟酌的四项难题:“敌机轰炸燃烧是否因我有保障而更肆虐?是否足以影响人民之防空思想而防空建设因此放松?保费征收能否允当损失弥补能否平衡?承保区域是否能广及后方城市以期危险分散?”,保险界大咖罗北辰也以陆地兵险实非保险而属赌博为由加以反对,他认为保险所应对的危险属于偶然事故,是可以分散并加以测定的,但战争中“敌人的轰炸等暴行,专以我们产业的中心地带为目标,已不足望以保险的方法,获得经济上的保障”(注1),而且经济危险完全集中于政府而无法分散,加上战时陆地兵险的风险无从测定,兵险的保费也就无从合理了。罗北辰认定陆地兵险的兴办会遇到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由此会产生不良后患,从而影响保险业的整体发展。应该说这些异议并非空穴来风,顾虑的问题都可能真实存在,应对失当足以影响陆地兵险的全局。

陆地兵险确实异于运输兵险——流动的运输标的可以分散规避,固定的厂房仓库则被动挨炸躲无可躲,防不胜防,其时鏖战正急,大后方区域辽阔,情况复杂,变数很多,英美保险公司不愿接受分保,没有哪家中国保险机构愿意冒险,其风险概率是超乎想象的——但在民族危亡关头,充实抗战资源发展后方生产才是应解决的头等大事。“危险较大,难免亏折,然政府办理事业,固不以赢利为前提。”既然化解与分散空袭风险的可能性甚小,赔付概率过大,就由政府勉为其难兜底,申明中央信托局不寻求分保,尽心竭智不辱使命去做,力争自负盈亏即可。政府希望通过对因战争原因而蒙受损失的企业给予补偿,以达到鼓励沿海地区工厂内迁,保障后方生产和物资安全,支持全面抗战的目的。

虽然战时兵险远非民营保险公司资力所能胜任,必须由政府出面倡办,财政出资,但并不等于直接经营,还需借重保险行业内的力量。财政部是兵险政策的最高决策机关,负责监督执行,而中央信托局则代理战时兵险的承保、查勘、理赔等事项,一切会计事务独立核算,兼负管理与营业双重责任。

开办陆地兵险最大的困扰,不是需要源源不断的经费挹注来弥补亏空,而是无前例可循,缺乏国内外成功经验可供借鉴,大后方无专业人才储备,茫无头绪。“凡百业之策进,端赖得人”,有无高端人才成为兵险事业成败的关键,为此中央信托局特派保险部经理项馨吾潜赴上海,通过中央信托局保险处驻沪办事处主任姚达人,找到上海保险同业公会秘书长关可贵等,秘商选聘富有保险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保险干才。这项拔擢事宜得到中共地下党主导的《保联》的积极协助——通过《保联》刊发招聘消息:“某大保险公司,扩充业务,拟招聘保险从业人员若干名,派往内地工作,有志者可向本会关可贵先生面洽”,寥寥数十字,传播面却很广——半月内报名者即达一百数十人之多,经过两星期面试,择优录用。入职未久、风华正茂的唐雄俊,踊跃报名,在众多的应聘者中脱颖而出,被项馨吾优先擢用。

唐雄俊与张仲良、程恩树、林震峰、包玉刚、茅子嘉、沈雍康、周志斌、徐曾渭、赵镇圭、胡肇忠、沈尔元、童肇麟等13名上海保险界精英(图3,这些人后来被誉为“保险界十三太保”),先后到位于上海善钟路(今常熟路)87号的中央信托局保险部上海办事处报到,组成陆地兵险团队,在该办事处3层阁楼上开始擘划各项准备事宜。“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屡经与中外保险机构接洽,寻求分保可能性的努力均告失败,大家放弃幻想,群策群力,预估会出现的问题,未雨绸缪,尽可能做到防患于未然。不久,项磬吾打前站先行离沪去了昆明,起草章程及计划预案等筹办事宜交由姚达人与张仲良等组织落实。

图3-1:“保险界十三太保”1939年于昆明榆园西楼合影。

图3-2:“保险界十三太保”1949年在上海聚会时合影。

经过近两个月的紧张筹备,大致的章程文案就绪,定于1939年10月17日动身南下。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及“保联”的部分同仁在新雅酒店以聚餐形式为他们饯行,胡詠骐嘱以“事业方面应有事业心胜过图利心的态度,学术上应有研究的态度,同业方面应抱合作互助的态度”相勉励。在当时大片国土都被日军侵占的情况下,远赴西南昆明并非易事。他们抱着“一切为了祖国”(for our nation)的信念,搭乘当时唯一通航海外的怡和轮船公司之“裕生轮”,绕过日军占领区,辗转香港、越南,跋山涉水,吃尽了千辛万苦,由滇越铁路抵昆明,经实地勘察认真研究,审慎核定条款办法,短期筹备后,“十三太保”即被分派至成都、重庆、贵阳、桂林、衡阳、万县、西安、宝鸡等城市,负责培训当地业务经办人员(注2),兵险业务遂全面铺开(1940年兵险总部由昆明迁至重庆打铁街204号)。

“保险界十三太保”基本情况一览表

 
附注:此表依据姚达人、赵镇圭“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办理陆地兵险的回忆”整理,九十年代拜访茅子嘉前辈经核实。
 

保险“战士”参演中华民族的“绝地反击”

绝境能激发人的斗志和潜能,唯有抗战才能救亡图存。尽管大后方物资匮乏生活单调,条件十分艰苦,但“十三太保”怀着报效祖国的信念,意志坚定,枪林弹雨中身先士卒,视兵险事业为增添抗战力量的重大经济战争,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无私无畏,无怨无悔。唐先生初出茅庐,先在中央信托局重庆办事处保险部(1941年改为产物保险处)供职,独当一面,勇挑重担,金牌培训师,在负责经办具体业务中,对保险理论钻研日深,把握条规处理利益冲突的协调能力与日俱增,工作表现及业绩也更为出色。

1939年12月7日,战时陆地兵险首先在重庆开办(图4)。这时的“陪都”重庆不仅集中了国家军政权力部门,而且还聚集了大后方1/3左右的企业,经广泛宣传,各工矿企业纷纷投保,极为踊跃。同月13日,昆明也开出了此项业务,随后陆地兵险业务在大后方全面铺开。陆地兵险之保险标的,主要为存储或坐落于国内后方且同抗战及民生有关的物资设备:分“1、存栈货物(以农产品、矿产品、工业制造品、进出口物资为限);2、生产工具(包括投保工厂机器设备与直接用于生产的厂房及原材料); 3、建筑物(以经营中的仓库、工厂为限)”三类。其保险范围以飞机轰炸、防空炮火及敌特纵火破坏所造成的损失为限。按危险程度,将陆地兵险承保地区划分为三类:一类地区为重庆、桂林、衡阳;二类地区为昆明、贵阳、韶关、万县、成都、宝鸡、西安;凡未列入一、二类地区者均为三类地区。在费率上,除一类地区实收外,二类地区可优待25%,三类地区可优待50%。贵阳、桂林、衡阳、韶关、万县、成都、广元、宝鸡、西安等地,先后由中央信托局派出业务专员,主管陆地兵险,小县城则不另派专人,委托各地中央银行及中央信托局分支机构代理。保险期限为一个月,保险费须先缴,中途退保无退费。凡长期投保或有特殊贡献的工业,还可给予特殊优待。这些措施使内迁企业打消了顾虑。

图4:《金融月刊》对兴趣办战时保险的评述报道。

陆地兵险采取政府监督、公司代理的管理方式,费率的厘定尤为严格审慎,“十三太保”应时顺势,因地制宜,视承保标的物所处地理位置、环境和承保物之性质、保险期限等因素的不同而制定出较为灵活的费率条款,但需“随时拟定报请财政部审核”(注3)。为辅助兵险业务的开展,中央信托局还于1938年聘请保险专家及财政、经济、交通各部代表组成战时兵险顾问委员会,到1941年7月,该委员会改组为战时兵险审核委员会,专门负责审核兵险业务与赔偿事宜。因为陆地兵险的危险较高,而空袭程度又因时而异,所以基本费率按每百元按月计算,即投保标的如无附带之加减费条件,一律按一定额比例计费,这与普通火险按年计算有所不同。开办之初,空袭频度颇高,因此基本费率定为每100元4元,后来日军空袭频度减低,经过三次改订,到兵险结束时为每100元2元(注4)。

敌机频繁袭扰,给陆地兵险经营带来很大压力,出险很多,赔款额巨大,据有关资料显示,赔偿率高达78%,远远高于其他险种的赔付率,尤其在交战最激烈的1937年和1940年,赔付率都超过了100%。以至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忧心忡忡,饬令中信局保险部逐天上报保险费收入与赔款支付报表。1940年初,日机加紧袭击重庆,每天出动成百架战机,进行地毯式轰炸,闹市区遭受严重破坏,损失甚巨,兵险总部(重庆打铁街204号中央信托局大楼)也被炸毁了一半(图5:此照片系程恩树邮寄,刊登在《保联》第二卷第9期)。大批商店被毁,商贾小贩疏散,市场供应断档,影响民众生活。为此,重庆市社会局呈请政府批准,中信局又举办了商店兵险(陆地兵险的特殊形式),指定500家商店投保“门市商品兵险”(标的为食品、服装、医药、日常生活必需品以及旅馆等),承保限额为每家商店5000元,消费合作社10000元,旅馆20000元,公卖处50000元不等。之后随物价上涨保险限额有所增加。为严格审慎,规定“存货日报表所填数字,必须与实际相符,不得虚报;凡与货物数量有关各项簿册文件,必须妥善保藏,以备随时核对”(注5)。1941年4月后,进一步将承保范围扩大到旅馆、理发店等。另外还开设了重庆市“轮渡兵险”、“差轮兵险”等战时特殊陆地兵险。

图5:保联第二郑第9期刊发重庆中央信托局大楼被炸照片(由程思树邮寄)。

著名的荣氏家族企业——申新四厂、申新五厂(由汉口内迁宝鸡,主要生产军用被服),1940年8月31日遭36架敌机轮番轰炸,造成巨大经济损失:1000多包棉花被焚毁,70多台织布机、1部码布机和1部打印机被完全炸毁,染场的1部伸幅机和10辆布车被炸坏。修理车间的机房、栈房和职工宿舍屋顶的青瓦、墙壁和门窗玻璃也被炸弹震碎(注6)。中信局保险部经实地勘察严格审验,立即赔偿302522.48元。不久该厂在十里铺火车站附近的发电站又被炸,损失较大,为此中信局保险部亦赔偿676575.55元(此为1940年秋全国最大的出险赔款)。因赔偿及时,该厂只停工一星期,即迅速恢复了生产。

三十年代末,因上海、武汉等地的许多保险机构纷纷应对抗战形势变化,先后在重庆设立分公司或经理处,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并辐射到整个大后方的保险市场。1943年,中信局为扩大兵险业务,放弃独家代理,准予裕国、中国、宝丰、兴华、太平、太平洋、合众、华孚等11家民营保险公司代理和辅助陆地兵险业务。各公司与中央信托局为契约关系,负责“签发保险单据及代收保险费”,纯以尽义务为原则,“不支取手续费或代理佣金”,但为弥补其实际开支,由局核准给各代理公司开支津贴。

战争时紧时缓,加之保险费率不低,许多企业在敌机不来时就逾期欠费,遇到空袭后又赶紧续费投保。因此,陆地兵险时断时续,保额亦呈现随空袭危险升降而升降的趋势。

历年承保金额按地区分,重庆为51.29%,川康为17.54%,西北为11.55%,西南为10.87%,华中(湖南、湖北)为4.36%,东南为4.39%。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对日宣战,中美两国为抗击日寇侵略,还联合开辟了“驼峰航线”空中通道,保障中国战略物资运输。国军在美国空军支援下逐步取得制空权,空袭危险减少,陆地兵险的费率降到3‰。1944年以后,意、德先后投降,日军孤军作战,再无力量对我大后方轰炸,陆地兵险投保门可罗雀。到1945年8月,日军无条件投降,陆地兵险即依“俟战争结束后停办”之规定而宣告结束。

战时运输兵险和战时陆地兵险因战而兴,从开办到结束,历时8年,几与全国抗战同始终,它既是由政府财政主导的非盈利性物资保障政策,属政府行为,亦属于保险人的成功商业化运作,堪为保险事业在抗战时期的最大贡献。战争带来灾难损失是不可避免的,政府承办战时兵险,能够在民族危难时刻减轻工矿业主及商民的损失,树立了诚信形象,鼓舞了士气,扩大了保险业的影响,增进了社会各界对保险的认同。有关抗战时期“兵险”的资料显示,具有法律效力的保险合同契约,出险赔付有一定的标准,令企业起死回生,是看得见的保障,这种保险举措远胜于国防动员,比政府口头承诺的保障措施补偿办法更具可信度安全感。由于办法简便、条款明细、费率合理,的确对繁荣大后方经济,稳定生产生活,充实战争资源起到了积极作用,为社会各界所普遍接受,好评如潮,深得人心。当时重庆文艺界的著名演员张瑞芳、舒绣文、秦怡、陶金、顾而已等,都在舞台上宣传过战时兵险。

同时,战时兵险也是非常时期的无奈之选,最初设想由政府财政挹注,不求盈利,不计成本,只求保障。但出乎国民政府意料的是,兵险深受社会欢迎,工商企业投保十分踊跃,保险费收入除去赔款支出后尚有盈余。1940年8月1日法国驻重庆的哈瓦斯通讯社(现法新社)专电说“截止七月初为止,重庆兵险的保险金额为法币一亿三千五百万元,其所征收之保险费率最高为1%,该局在此项兵险业务中所获之盈利已达一千万元”(注7),这篇报道夸大其辞,不足为信,但兵险基金未动用,盈余不大,为支持全国抗战做出了贡献却是不争的事实。

陆地兵险的辉煌成就(图6),与13位保险精英的卓越表现是分不开的,这种不墨守成规,迎难而上,攻坚克难的勇气,天下为怀,为国分忧的职业操守,科学严谨、睿智创新的人才素养,殚精竭虑,彰显行业优势的奉献激情,使他们成功地克服了在理论和实践操作方面所遇到的种种障碍,为保险业后来者留下了一笔丰厚的财富。

图6:战时陆地兵险保额统计表。

荣任“四联分保”经理,试水再保险业

第二个中距离镜像,来一个特写:28岁的唐雄俊,负责任,敢担当,稳重干练,事业初成——保险业界青年精英,柱石护国,开拓联合分保市场,凝聚民族经济力量。

在旧中国,能否获得分保出路,对保险公司生死攸关。晚清及中华民国初期的华商保险公司不懂保险原理没有办理分保,一旦出险遭逢巨额赔款,势必破产倒闭,故而能存活下来的保险公司寥寥无几。后来众多私营保险公司只能采取临时分保方式,设法将溢额分给在上海租界内营业的外商保险公司。华商保险机构普遍与欧美保险公司建立起再保险关系,但只有分出没有分入,极不互惠平等,华商保险机构实际上沦为外商保险的掮客小伙计。20世纪20年代,上海年保费7000万元,外商拿走80%(其中很大份额属于各华商保险公司支付的再保险费),严重影响民族保险业的利益和基金积累,甚至危及生存。

“七七事变”之前,中西部地区的保险业务主要是各家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或代理处完成,分保业务量小,一般通过上海保险市场即可满足。抗战爆发后,随着沿海保险机构的内迁与后方保险公司的兴办,重庆逐渐成为新的分保中心。孤岛上海游资倒流后的通货膨胀加剧导致物价高涨,许多私营保险公司法币资本金价值大幅缩水,承保额与赔款额却与日俱增,展业经营时愈感艰难。大后方的华商保险公司,除中央信托局产物保险处、中国、太平、宝丰等少数几家华资保险公司与外商公司签有固定分保合约可以解决自身保险溢额外,其余中小保险公司均很难联系到外商,原本有限的分保能力此时显得捉襟见肘,巨大的分保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是困扰大后方保险业的痼疾之一。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孤岛”亦为日军占领,英美保险公司被勒令停业关门,不久,沪港与内地间交通宣告断绝,欧美邮电通讯完全切断,以致华商与国际市场的再保险关系完全停止。

华商保险公司不愿与狼子野心的日资保险公司签订分保契约,为了摆脱困境,自发走上联合经营之路:组建分保集团,把各公司超过自留额的部分汇集起来,再按各公司的实力去分配承受份额,这样不仅增强了对巨额业务的承保能力,也使每家公司获得数倍或十多倍于自身业务所得,达到平等互惠共同受益。一些小范围的联合分保组织不断涌现,“四联分保办事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中国保险公司联合太平、宝丰、兴华三家公司在重庆组织起来,并正式对外开业的。

当时,兴华保险公司经理邓贤(美国费城宾州大学保险学博士、美国保险学权威休布纳的学生)对唐雄俊十分赏识,在参与“中国、太平、宝丰、兴华4家保险公司分保联合办事处”的筹备中,让唐作为自己的助手全程参与。1942年“四联分保办事处”正式创建,唐就被委以重任,出任经理,辞去重庆总处的兵险工作,租借太平保险公司楼下的一间办公室栖身,据唐雄俊后来在《重庆四联分保办事处的诞生和结束》(图7)一文中回忆,“办事处的做法是把四家公司原来所有国外的分保限额全部集中在一起,并且还同伦敦市场洽商订立了一份具有600条线的分保合约。……这个合约是基本上把伦敦市场上的分保限额全部包括在内。”四联分保办事处的横空出世,颠覆了太平洋保险公司的市场垄断。因此,四联分保办事处正式开业不久,理事李启宇收到了一封来自太平洋保险公司王伯衡的警告信,指责这完全是针对太平洋保险公司的恶意竞争。该文这样描述:“1943年某日,重庆五四路保险公司(一家以交通银行为后台的保险公司)的负责人王××收到了伦敦一家保险代理商发来的复电。……译文内容可意译为:‘分保限额已用尽,请与分保联合办事处联系。’……这位负责人收到这份电报,诚如听到了一声晴天霹雳,使他吃惊万分。”(注8)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再保险市场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王伯衡从太平保险公司跳槽出来参与创办太平洋保险公司,能够获得伦敦再保公司的分保实属不易,现在轻易被四联所取代,无怪乎会暴跳如雷。

图7:唐雄俊撰写《重庆四联分保办事处的诞生和结束》。

“四联分保办事处”用自愿合作方式解决保险经营危险分散的尝试,体现了民族保险业团结互助自主经营的愿望,抵制了四行两局官僚机构垄断业务掌控保险市场的企图。但由于保险公司各自为政,在“四联分保办事处”内部也缺乏真诚合作,未能充分运用自动分保总额这一优势来扩展业务,实际上并未真正起到作用,抗战胜利前后即已名存实亡。1944年中兴、永大、亚兴、永兴、民安等私营保险公司,因反官僚保险垄断市场而联合组建了“华联产物保险公司”,也因参与的保险公司大多为中小公司,再保险业务来源有限,未能达到预期目的,该公司在抗战胜利之后迁往上海并改组为“中国再保险公司”。

抗战胜利后,许多保险公司返沪,鉴于这四联保险公司在上海已分别参加“久联”和“太平分保”集团,所以重庆的“四联分保办事处”寿终正寝,自动解散。

 

【注释】:

注1:“战时陆地兵险问题”(罗北辰著,刊《新经济半月刊》1939年9)

注2:“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办理陆地兵险的回忆”(姚达人、赵镇圭著,刊《中国民族保险业创办一百周年纪念专集》,上海市保险学会编)

注3、注4:《中央信托局办理战时兵险报告》(1947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金融(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注5:“中央信托局办商品兵险”[J].《财政评论》,1940-10,4(4)

注6:“宝鸡原申新纱厂24孔‘窑洞工厂’仍留存19孔”(任娇《华商报》2015年6月19日)

注7:颜鹏飞主编:《中国保险史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75页

注8:“重庆四联分保办事处的诞生和结束”(唐雄俊《中国民族保险业创办一百周年纪念专集》,上海市保险学会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