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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红利能无限“吃”下去吗

发布时间:2017-08-04 11:24:47    作者:禾刀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作者:(美)安东尼·范·阿格塔米尔

出版:中信出版社

时间:2017年4月

定价:58元

□禾刀

2014年在美国建厂的国内汽车玻璃龙头老大——福耀玻璃最近摊上事儿了,据报道曹德旺为该厂投资10亿美元,但该厂自开工到现在与工人和工会间的龃龉不断。作为一家致力于跨国业务的国内企业,在发展中适应美国文化是一门无法回避的必修课。当然,此事同时令人关注的还有,曹德旺选择的俄亥俄州代顿市,正是本书着重提到的“锈带”之一。

本书作者也是经济学术语“新兴市场”一词的提出者安东尼·范·阿格塔米尔调查发现,许多原本从美国迁出的企业正在“回流”,而选择的落脚之地往往是原本被一些媒体视为美国生产日显“暮气”的“锈带”——他们大举进军智能制造,“锈带”正变成“智带”。

智能时代并非只有智力优势

本书访问的欧美一些城市和地区,都曾在1980-1990年代的生产外包风潮中遭受重创,但如今“它们又想出了新的方法,重新燃起了雄心壮志。它们正在通过智力共享实现的事情恰恰是亚洲和‘迷雾四国’(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韩国、土耳其)的竞争对手所担忧的:创造复杂的智能产品,这些产品让渡的价值远超过时的低成本模式创造出来的产品”。

几乎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一些有识之士便通过各种场合反复指出,许多工厂只是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三来一补”变成跨国企业的生产外包,从设计到研发全都在国外,只有生产放在中国,利润薄,技术含量低,抗风浪能力极低。当初这些企业选择从国外搬到中国,是因为那时的中国具有生产成本优势,特别是人力成本极其低廉。一旦这种优势丧失,当初奔着成本优势而来的企业没理由不重新选择。近年来,已经就有一些企业从珠三角转向了人力成本更低的南亚国家。

准备在美国投资建厂的郭台铭,就曾公开表示对机器人前景十分看好,而美国机器人智能生产优势很可能是郭台铭下定决心的重要因素。可以预见,随着技术日臻完美,批量生产摊薄成本后,机器人的效率、成本和技术优势必定愈加突出。

国内企业尚且如此作想,市场嗅觉灵敏的跨国企业更不待言。或者说,“锈带”的重生,智能充其量只是一根拐杖,根本在于,这些回流企业可以通过机器人生产、3D打印等智能技术,以接近量身打造的生产,制造高附加值的复杂产品,形成智能优势。相比之下,无论是今天作为世界工厂的亚洲还是“迷雾四国”,在研发实力和工程应用等智能建设方面,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存在明显的差距。

智能时代并非局限于智力

阿格塔米尔指出,过去数十年间,我们近乎痴迷于创造尽可能廉价的产品,而接下来的数十年间,我们注重的将是制造尽可能智能的产品。而未来智能转型的三个关键因素分别是机器人、3D打印和物联网。

按照阿格塔米尔的这番阐释,智能时代似乎就是“高精尖”技术的代名词,似乎与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可以画上等号,因为这些地方最能彰显“智能”的含金量。毫无疑问,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地位确实举足轻重,但不能忽视的一点是,“智带”本质上是市场化的产物,缺少市场需求的激励,许多研究成果根本走不出实验室,甚至也缺乏研发动力。当然,不排除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政府推动,比如政府支持的许多基础研究,几乎不可能与市场产生直接关联。

与那些刻意弱化政府在市场中作用的经济学著作截然不同,在“智带”建设中,阿格塔米尔始终将政府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为此,他还列出不少成功案例,如“包括互联网、无人机和无人驾驶汽车——都脱胎于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和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项目”。相较于市场的急功近利,政府一方面可以做些基础但不可或缺的工作,同时,政府也是联系和整合各方资源的重要平台。当然,这也是对服务型政府提出的更高要求。

阿格塔米尔设想的“智带”体系,如同一个以创新为中心的微型社会:“每个智带都是由诸多参与者构成的联系紧密的协作生态系统,一般由研究型大学、社区大学、地方政府、拥有先进的研究部门的成熟企业、创业公司等组成,通常还有各类辅助者和供应商为其提供支持,包括风险投资人、律师、设计公司等。这些不同类型的实体彼此共享知识,互相影响,进而形在一个社区,不断壮大、完善。在此过程中,各实体间会建立起独特的同一性。”

如果说过去生产更强调分工,智能时代则更看重彼此的共享,物联网在共享时代更是占据重要的位置。当然,阿格塔米尔在这里强调的共享与我们正在经历的共享经济有着本质区别,我们常说的共享经济只是一种终端产品共享,智能时代则是包括智力在内各类社会资源共享,更像是位于产品链的源头甚至更早萌芽状态,共享内容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抽象的资源。

如此看来,智力对于“智带”经济虽然很重要,但“智带”绝不是培植几所高精尖的高校那么简单,而是涵盖政府、司法等诸多社会单位共同向智能转型的结果。

智能时代并非只能重振于“锈带”

从阿格塔米尔所列举的那些“锈带”来看,即便在此轮企业回流前,也并非满目荒芜。实际上,历史上“锈带”区域曾诞生过大量企业,其中不乏国际巨头,也因此形成了集配套企业、科研院校等于一体的制造业生态。跨国企业的回归,无疑是对既有资源的一次成功激活,只不过激活的方式不再是重回劳动力密集化的大生产,而代之以离市场更近、反应更加灵敏、产品更新速度更快的智力密集型生产模式。

谈到“锈带”的复兴,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曾在国内经济中占据绝对地位但后来又逐渐衰落式微的诸多大型国企。国内“锈带”的形成,与阿格塔米尔所指的那些“锈带”有着天壤之别。因为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国企布局追求的是战略安全,有的国企甚至布局于内陆三线城市。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国企不得不按照成本原则向新的优势区位集中,由此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锈带”。如果照搬国外“智带”复兴模式,对传统老工业基地的复兴未必适用。

从另一方面看,国内“智带”建设或可区别于国外“锈带”复兴模式而另辟蹊径。今天国内早就形成了北京、上海、武汉等智力集散地,也具备完善的市场生产体系,其中也不乏在国际行业具有重要地位的高科技企业,如果整合恰当,阿格塔米尔笔下的“智带”完全可以在我们身边重建。

当然,无论“锈带”还是“智带”,即便政府作用功不可没,最终决定企业生存发展的还是在于利润,毕竟市场是逐利场而非道德场。阿格塔米尔抛给读者最大的疑问或是:继人口红利之后的智能红利能无限“吃”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