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星
我们常把看电影有了感动称为“共鸣”；把共同喜欢同一部电影称为“知音”。当我阅读这本影评集时，如同经历了二次“共鸣”与“知音”。尽管书中所列的许多电影我还没有看过，但没有影响我的阅读和沟通，因为我不必去操心电影本身的好坏，我更关心的是这些电影要说明的意义。因此，这些影评不是平日发在娱乐版的那类影评，崔卫平像一个剪辑师，将众多影片进行平行的、交叉的、立体的组合和排序，使电影艺术与社会形态之间的思考无限地延展，组成了“题外话”、“弦外之音”、“画外镜像”的“影外之一幕又一幕”。
正如张铁志的推荐：“作者在每部电影中寻找乡愁，在故事发生的每个地方寻找故乡，因为人就是她的家园”。
崔卫平也说：“从人出发，就是我的故乡出发的。为了让故乡成为故乡，让乡愁成为乡愁，我不得不连续赶路，披星戴月，从一个陌生的地方，陌生的语言走向另一个他乡异国”。
作为爱旅行的我，我也习惯在异地的一种“发现”中，获得所谓丰富的阅历，那种和我不一样的生活、人、语言、甚至器皿，不仅打开了我的视野，还相当于延长了我的生命。那种生活在别处，在陌生之处的触动，如同在观看电影中的感染，哪怕是看不懂的那部分，因为电影的复杂，才让我们有了迷恋和“被渺小”的魅力。
崔卫平在评论《窃听风暴》时指出：“多纳施马克的想象力来自生活，来自那些有想象力改动自己‘剧本’的人的生活”。好的电影一定是要超出个人仅有的经验，甚至是观众可以想象的故事。崔卫平语说：“《窃听风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是根据生活本身而是根据生活的逻辑、伦理的逻辑编造出来的故事，而它相当具有说服力。在很大程度上，拒绝伦理上的想象力，便是拒绝艺术上最要命的想象力。生活中同样需要这种勇于改动的自己‘剧本’的想象力，这个难度非常有意思”。现实中的“常理”就是现成的“剧本”，但创造性的想象，也创造了生活内在的逻辑和伦理，电影就是让我们认同，噢，应该是那样。
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在其论著《技术与时间》的第三卷《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中指出：“在电影这个时间客体中，演员的真实生活与他们所扮演的虚构人物的生活相互重合。基于这个事实，好莱坞的明星若想真的成为一颗‘星星’，他们就必须经历生死轮回的幽灵游戏，在这个游戏里，现实与虚构、感知与想象混为一体，同时第一记忆、第二记忆和第三记忆也相互混合。”因此，我们对电影明星秘密生活的无限度入侵，就会丧失在电影非世俗的生活场景中，获得陌生的认同感和想象力。
历史不是存在于历史档案库之中，而是存在于话语和修辞当中，也不会在存于一个平铺直叙的故事当中，相反，“曲解故事”便成了一种解读历史和构造历史的方法，电影就是“曲解故事”的高手，因此崔卫平将瑞芬斯塔尔的电影称为“迷人的谎言”，一切现实的存在都不过是“跳板”。就如崔卫平所说：“玫瑰被赋予了爱情的含义之后，玫瑰本身就成了一个跳板，用来表达更高的含义”。而“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她的道德立场乃至政治立场都应该受到美学的过滤”。
美哲学家汉斯·凯尔纳在《语言和历史描写》中说：“以人类尺度衡量的历史是在语言碎片的缝隙当中形成的。历史是发生在两种语言形成之间的形象”，也就如福柯在《事物的秩序》中写道：“人类像画在海岸边沙滩上的脸一样被海水冲掉时，我们知道什么东西会抹去他的形象。”为了维护历史记忆的正确性与新鲜性，电影的作为便有了无限的作用。
崔卫平虽然不写诗，但对诗保持着情有独钟，她用诗人的标准衡量着电影与导演，让我们感到了更大空间上的共鸣。崔卫平在评论《伊万的童年》时指出：“塔可夫斯基是以夷平我们头脑中有关电影的种种模糊观念。这样的导演还可以举出一些：黑泽明、布列松、伯格曼……他们的思考是似乎伟大的哲学家或者伟大的诗人相比肩，电影只是他们所运用的一种媒体，是他们思考、感受、捕捉这个世界和人类命运的承载物。”崔卫平指出伟大导演参与世界真理创造的形式，他们所摄入的最初的“词”，其意义如同各民族最早的圣经与最初的表述。
由此我想说：张艺谋为何后来缺少了后劲，可能他身上画家的成分多了些，而诗人的成分少了些吧，而贾樟柯便一直保持着一种诗人的敏感和细腻。也就是塔可夫斯基的遵循的“诗的连接”、“诗意的逻辑”和具有“某种预言的色彩”。崔卫平也对韩国导演李沧东的反问：“中国人都不读诗了吗？”所震惊：“诗歌是我的礼遇自己的方式，还能找到比这更好的途径吗？”充满诗意的电影一定是最有力量的电影，而不只是简单的抒情。
崔卫平以一贯的公共领域中对良心的考问；人文社会的关怀；话语权力的解读的立场，贯穿在影评之中，呈现了银幕之外的视觉盛宴。她说：“电影这个东西，不管是为了故事的需要，还是视觉的需要，或者其他什么原因——比如原始激情——会不断重返丛林社会。中国电影及导演也不例外。如何处理强人与法律、本能与规则、欲望与伦理之间的关系，远远不仅是电影创作者的问题，而且同时折射出我们社会的人们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和处理”。
那些所谓的大片，抢夺人们的眼球，但电影需要关注的目光，只有从心中发射出来的，才能达到“共谋”。崔卫平也说到了另一种目光：“在一个人的背后，总有一双关注他的眼睛。这可能是有名有姓的其他人，也可能是他自己未曾意识到的良心，他本人子孙后代，乃至民族的未来。”在电影的追光中，要有多少“背后的目光”存在呀。
（作者单位：人保集团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