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英)伊桑·马苏德
翻译: 钱峰
出版: 东方出版社
时间: 2016年12月
定价:49元
□禾刀
GDP因何而来？GDP又将何处去？这是许多经济学家呕心沥血研究的两大核心问题。作为科学作家、《自然》和《新科学家》杂志曾经的编辑，伊桑·马苏德在本书中以提纲挈领的方式，简要梳理了GDP被人为制造、被人为推崇膜拜至而光芒四射的“发迹”历程。当然，他的笔下不只有溢美之词，还有诸多知名人士对GDP的质疑与反思，这就是本书书名的重要落脚点——“众矢之的”。
应运而生的GDP
1933年1月，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的库兹涅茨扛起了这个重担——开始着手搜集国民经济核算信息。一年后，他向美国参议院提交了《国民收入，1929-1932》——GDP就这样诞生了。虽然库兹涅茨得出从1929年至1932年美国国民收入几乎减半的结论与大众感受“神合”，也虽然库兹涅茨的这份报告当年取得了4500本的可观销售成绩，但GDP这一概念并未一夜走红。
“二战”结束后，合计130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万多亿美元）的“马歇尔计划”启动在即。如同每一位资助者，美国不希望这些援助打水漂，所以太想适时掌握欧洲的经济状况，太想了解援助究竟会给欧洲带来什么。众里寻他千百度，库兹涅茨发明的GDP就这样被委以重任。自此，GDP声名鹊起，并一发不可收拾。
时至今日，定期公布GDP值已成为各国反映市场经济繁荣程度的“规定动作”，当然也是各国政府面向国民的一次次交卷。
我国于1985年开始建立GDP核算制度，1993年GDP成为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2016年我国GDP达到11.4万亿美元，同期美国高达18.6万亿美元。各国间围绕GDP展开的拼搏赶超令人眼花缭乱，像特朗普那样为了GDP不顾身份的露骨表演绝非个例。
回过头来看，虽然应当肯定GDP的历史贡献，但同时也应看到，库兹涅茨的发明得以推广，实得益于“马歇尔计划”。正因为“二战”后百废待兴的欧洲渴望尽快得到美国的援助，客观上存在推广GDP的动力。待到欧洲经济逐渐走出战争创伤的阴霾后，及时公布GDP值已成为欧美测定经济繁荣程度的共识。或者说，欧美战后经济所取得的成果很大程度上也是顺应GDP值的结果，GDP与社会经济还有领导人政绩已实现高度捆绑，形同合体。在数十年的传统习惯面前，任何改弦更张的念头均意味极大冒险，因为这并不是换掉几个数字那么简单，很可能涉及经济秩序的重建，还有政绩评价体系的重构。
弊病丛生的GDP
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GDP又不能当饭吃”。在批评者眼里，GDP非但“不能当饭吃”，还弊病丛生，甚至有“毒”。当人们从对GDP的狂欢迅速发展到盲目崇拜后，GDP的负面效应于是愈加“夺目”：“GDP数据稳健的国家很可能有大量国民深陷债务之中”“稳健的GDP数据会隐藏根深蒂固的社会与经济问题”“很多新兴独立国家虽然贫穷，但是表面上却显得很富有，原因就在于高昂的军事支出”……
1962年，一本名为《寂静的春天》的书籍引发美国社会的热烈讨论。这本书向读者呈现了那些不管社会环境、几乎不受控制的化学品生产乱象，科学家甚至在南极企鹅体内发现了人类合成但难于降解的农药DDT。
GDP对环境的肆意伤害只是一方面，透支资源更是触目惊心。1972年国际科学家团队撰写的报告《增长的极限》无异于扔向GDP的另一枚核弹。该报告指出，“如果世界经济持续目前的正常发展路径，人口继续增长，各国继续以目前的速度挖煤、钻油、生产食物并排放大气污染物，那么到了2100年，社会与环境就会崩溃”。25年后，科斯坦萨及其团队给“增长的极限”确定了一个定值：33亿美元——“如果全球GDP（当时）中涵盖环境和‘自然资产’预算，那么很可能会增长到33万亿美元”。马苏德虽然认可科技力推的洁净技术，但同时认为，这“只能推迟地球上生命维持体系的崩溃时间，但是却不能避免这一灾难”。还有，关于人类大发展生物大灭绝的“危言”近年亦不绝于耳。
盲目追求GDP，不仅资源难堪重负，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看来，GDP并不能等同富裕。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学有所成的哈克回到自己的祖国巴基斯坦，通过所学经济知识为祖国的经济增长作出了卓越贡献。然而，哈克逐渐发现，在经济高增长的背后，却是贫富差距的拉大：一方面巴基斯坦年经济增长率高达6%，并创造500多万个新工作岗位，另一方面全国22个家庭却拥有66%的工业公司、79%的保险资金以及80%的上市银行。而在近半个世纪后的美国，类似现象依然令人瞠目结舌：2015年，美国收入最高的5%富裕家庭总收入为2.2万亿美元，是美国收入最低的20%底层家庭总收入的7倍。
关于GDP弊端的论述还有很多，也有不少有志之士曾提出大量改进建议，但GDP的地位一时半刻还难以看到撼动的迹象。与其说这是历史惯性使然，不如说与GDP关联的利益机制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
去向成谜的GDP
100多年前，面对凶神恶煞的美国白人，印第安人部落领袖、西雅图酋长在《这片土地是神圣的》一文中写道：“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一定要记住: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这片土地上的动物。没有了动物，人类会怎样？如果所有的动物都死去了，人类也会灭亡。降临到动物身上的命运终究会降临到人类身上……我们深知：大地不属于人类，而人类是属于大地的。”
酋长生活的时代没有GDP，但他懂得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如果没有了万物，也就不会有人类。放到今天看，酋长的这番理论仍光彩照人：即便GDP塞满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没有大自然的循环往复，人类就不可能拥有一个适宜的空间。当然，回到丛林时代也并非人类的理想选择，人类的福祉绝不是在饥寒交迫中时时还得提防猛兽和自然灾害的侵袭。
马苏德在书中介绍了喜马拉雅山南麓小国不丹的幸福指数，也重点推介了联合国推出的人类发展指数。综合来看，无论是不丹的幸福指数，还是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二者均特别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今天，这一理念在北欧诸国得到较好倡导，对更多国家特别是那些贫穷国家而言，确保国民不挨饿则是头等大事。
虽然GDP的地位仍旧难以撼动，但历史总是后浪推前浪，假以时日，新的更科学的经济繁荣测定方式迟早定会出现。真正的困惑在于，那些可能对人类可持续发展更有利的全新测定方式，未必就能碰上GDP诞生后那样被美欧一致推广的好时代。还有，那些拜GDP承诺而上位的各国领导人，又如何摒弃GDP而致力于更科学的测定方式呢？
曾几何时，战胜贫困被人类视为最大的挑战。透过马苏德的文字我们或已发现，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贫困，而是人类自身无所不在且难以自制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