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是“西方中国学之父”，面对中西方历史上造成的矛盾与积怨，他认为这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造成的。
作者：（美）费正清
翻译：闫亚婷 熊文霞
出版：中信出版集团
时间：2017年3月
定价：78元
□陈华文
从晚清开始，中国向世界敞开了大门，西方一波又一波的学者专家，怀着着不同的目的，开始关注中国、研究中国。毕竟，作为东方雄狮的中国，创造过灿烂的历史文明，沉睡醒来之后，打个喷嚏世界都为之关注。尤其是这几十年来，学术对焦中国的西方学者不在少数，较为知名的有研究中国历史政治的基辛格、傅高义、史景迁，书写中国环境生态变迁的伊懋可、马立博，解读中国艺术的高居翰、苏立文，传播中国文化的林西莉等等。他们的很多有关中国学说的著作，近年来纷纷在国内翻译出版。众多西方学者中，费正清无疑是一个分量颇重的人物，《费正清中国回忆录》这本书中，可以看出他不仅痴迷中国历史政治研究，并且和中国结下深深的缘分。
费正清（1907-1991）被誉为“美国汉学界的太上皇”、“西方中国学之父”，也是美国“头号中国通”。他有着诸多显赫的学术头衔，曾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远东协会副主席、亚洲协会主席、历史学会主席等许多重要学术职务，其主要代表作有《美国与中国》、多卷本《剑桥中国史》（主编）、《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中国新史》等等。他的著作和学术思想影响了几代美国汉学家和西方的中国学界，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制定和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和看法。《费正清中国回忆录》这本书，不单是他的个人传记，还是读懂中国历史的一本重要著作。
费正清曾于1932-1936年、1942年-1943年、1945年-1946年、1972年、1979年共五次以不同的身份来华，亲历中国变革，接触、结识了宋美龄、孔祥熙、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尼克松、基辛格、胡适、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等上百位中美政治界、学术界重要人物。《费正清中国回忆录》这本书里，他回顾了自己长达50年的中国情缘，讲述了他半个多世纪与中国有关的生活与工作，记录了他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敏锐观察和精辟分析。费正清以博学而洒脱的风格，风趣、清新的笔调，将自己的经历和观察娓娓道来，同时对现代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走向进行了透彻的解读。他的学生，美国汉学家史景迁这样评价：“我对他心怀崇敬，就如对待一位在你刚起步的时候关注你的长者。对他和他的力量，我从来都仰慕不已。”
费正清的英文名为John King Fairbank，他出生在美国西部南达科他州休伦市。作为家中的独生子，父亲非常重视对他的教育。他年轻时就对中国历史发生浓厚兴趣，上世纪30年代初，他在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当时他决定以中国海关为研究课题，撰写博士论文。为确保高质量完成博士论文，1932年，25岁的费正清偕未婚妻威尔玛来到中国，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访学，师从著名外交史专家蒋廷黻教授。在北平，他结识了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并与之结成了最亲密的朋友。梁思成为他取中文名“费正清”，意为费氏正直清白，而且“正”“清”二字又跟他的英文名谐音。费正清对这个中国名字非常满意，延用一生未曾改过。
费正清的“中国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整个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的研究还处于表层，而在美国，还不存在真正科学意义上的中国学。美国学术界对中国的研究依然处于欧洲传统汉学的桎梏之下，当时的中国学研究，只注重单纯的中国语言文化，而几乎完全忽略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而近代以来发生的无数变迁，对古老中国的影响是翻天覆地的。费正清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以哈佛大学为基地，借助哈佛的人力物力资源和哈佛的学术品牌优势，把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发展变迁作为中国学研究的重点课题，创立了中国学研究的新模式，这确立了他在西方中国学界的泰山北斗地位，被誉为20世纪“中国学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无与匹敌的人物”。
与欧洲传统的汉学研究相比，费正清的中国学研究主要有四个特点：其一，他认为学术研究不能为学术而学术、为研究而研究，必须发挥经世致用的功能，主张“学者的责任不仅在于增加知识，而且在于教育公众，在于影响政策”；其二，他注重研究方法的创新，强调使用中国的档案和原始资料来研究中国历史；其三，中华文明是独立于西方文明之外的独特的文明，中国文化是“最特殊、最与众不同、最古老、最自成体系、最平稳和伟大的文化”，因此必须运用新的视角、新的思维来认识和研究；其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侧重研究清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费正清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活生生的当代史，只有追溯近代前后数百年的中国历史，才能更准确地、更客观理性地理解和把握当代的中国。
费正清研究的中国学的核心思想是“文明冲突论”。在他看来：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中西文明接触与摩擦、对抗与冲突的历史。作为一个学者，他注重从文化视角来研究中国，提出了一系列富有见地的观点。书中写道：“历史学家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在自己的文化背景中，怎样思考别人在他的文化背景中生活的问题。西方人与中国人之间保持和谐关系需要以互相理解作为基础。而理解又必须建立在对对方民族的不同习惯、态度、理想和自我表达方式了解并欣赏的基础上”。他的这种研究思想，对后来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研究带来巨大的启发。
书中，费正清仔细梳理了自己关于中国学的研究之路，中国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他的努力下生根、发芽、生长乃至壮大。他为中国学之研究，正可谓“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1991年9月12日上午，费正清亲自将生平最后一部书稿《中国新史》送交哈佛大学出版社，下午心脏病突发，两天后平静辞世，享年84岁。费正清的逝世，是西方中国学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