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涤荡激涌时代
在胡詠骐夫妇的革命精神影响下，三子一女均继承父辈遗志，先后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成为满门忠烈的革命家庭（图21）。胡家生活条件优裕，能够全家义无反顾走上革命道路，肯定非生活所迫，而是出于救国救民的理想信仰，惟其如此，更觉难能可贵，更能凸显崇高精神。
图21：胡詠骐全家福（摄于1938年，上左起胡国定、胡詠骐、胡国城，下左起周巧英、胡国安、胡国美）
长子胡国城，生于1919年7月，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工商管理系，是一个通晓英语、俄语，追求理想的进步青年，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2年被党组织送到苏北解放区党校学习，194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4年，胡国城返沪，利用创办上海美化服饰公司作掩护，在白色恐怖环境里，勇敢机智地开展对日伪的斗争。1945年，由中共上海地下党文委书记张执一秘密倡导、由上海著名女实业家董竹君出资创办了中国文化投资公司，邀请胡国城担任总经理（图22），以此为掩护，孜孜以求的为发展中国新文化事业而奋斗，在董竹君的《我的一个世纪》中也提及此事。这家公司职员中还有杨允桐、冀朝鼎、胡风等文艺青年，出版一些进步书刊，如当时进步青年最欢迎的《文萃》、《郭沫若文集》，还有胡风的《希望》，美国作家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等，对鼓舞敌占区人民参加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据《上海出版志》记载，“这个公司原来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在1945年10月11日创办……胡国城任经理，公司招牌是民主人士领袖马叙伦题写，谢寿天、卢绪章等著名共产党人出任董事，地址在威海卫路587号，1945年10月11日开业，出版一些进步书刊”。
图22：中国文化投资公司同仁合影（胡国城担任总经理）
胡国城是热情的社会活动家，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大会在中国科学社社址（今为卢湾区图书馆）举行。胡国城是应邀出席大会的26名创始人之一（其余有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林汉达、徐伯昕、雷洁琼、赵朴初、柯灵、陈巳生等）。这26人中只有胡国城与万景光、章蟾华3人是中共地下党员身份（注14）。
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中国文化投资公司还配合当时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职工运动，秘密印制政治宣传单。在印这些密件时不可谓不小心谨慎：由印刷部主任直接布置工作，一律在夜间排印，清晨运走；印完后把版子拆光，不留痕迹；账册、通知单印件名称都用代号或假名。中国文化投资公司1946年11月改组为富通印刷公司，经营单一的印刷业务，改由章蟾华接任经理，凌国光、虞金迅任副经理。1947年夏天，胡国城被列入中统局搜捕的黑名单，无奈离开了富通，上海地下党组织安排他转移去山东日照解放区，乘船中途在青岛附近海面上被中统特务截获而关押，危急关头，半夜时分他借口出船舱小便，伺机跳入海中，乘夜色潜泳脱险，幸免于难。得到朋友的帮助返回上海，10月辗转去了香港。1947年7月，上海街头出现“上海各职工团体为揭破戡乱总动员令阴谋”的秘密传单，蒋介石下死令限期中统特务机关彻查破案。中统组成专案组，从铅字字体、型号、整齐度、清晰度等详加比对，确认与承印《文萃》刊物的字模一样，终于查出是富通印刷公司承印的。9月19日下午，国民党中统特务30余人突然包围了富通印刷公司（注15）。由于事先防卫工作做得细致，虽经查抄和抓人拷问，但始终抓不到重大“把柄”，也没有查出公司有共产党活动的证据，最终借机敲诈勒索后只能放人。
1948年初，胡国城经中共驻欧洲代表刘宁一介绍，受党组织的派遣，远赴捷克斯洛伐克，协助吴文焘（新华社常驻东欧记者），参与创建新华社布拉格分社（是新华社第一批四家海外分社之一），从此他后半生奋战在党的新闻宣传战线，成为宣传舆论机构的优秀战士，党在海外的喉舌。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在布拉格成立收报台，收新华社英文稿，把新华社播发的英文广播稿抄收下来，经过打字油印，每天印500份，分发至捷克斯洛伐克、东西欧、美洲以至非洲和印度等地。由东北局宣传部宣传科协同《东北画报》提供照片稿，负责对外供应解放区新闻照片。他们还对布拉格分社所订阅的上百份外文报刊进行阅读、分析，从中摘录有价值的信息，用英文或中文发回新华总社，丰富国际舆论稿件，大大补充了新华社国际报道的稿源。他还娶了一位捷克姑娘组建了家庭。工作之余，胡国城还翻译了不少著作，如《意大利工会运动简史》、《人民的捷克斯洛伐克》（图23）（注16）。1952年胡国城奉调回新华社总社工作，先后在国际部、对外部担任秘书、记者、编辑等工作。十年动乱期间，他遭受残酷迫害，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不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精神焕发地投入新华社总经理室的筹建工作，出任副总经理。1984年起，他受命先后去伦敦担任新华社西欧分社总经理、去开罗创建新华社中东总分社任总经理。他为开拓新华社的外事报道，发展对外特稿事业做出了非凡的贡献，1986年9月因患胃癌医治无效在北京病逝。
图23：《人民的捷克斯洛伐克》（庇里帕丘克著/胡国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
次子胡国定（1923.4.4-2011.9.21），从小就酷爱数学、物理，中学毕业后于1943年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受父亲影响，并直接受当时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沙文汉等同志的引导，1945年22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至1947年任上海交通大学地下党的支部书记，成为交通大学风起云涌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当年同为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党员的江泽民曾受胡的领导，几十年后，江在当政期间，曾到南开大学专程访问过胡国定，这就是外界纷传的胡国定是江的上线的由来。胡逝世后，张高丽受江泽民委托，前往家中敬献花圈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大学毕业后，因在上海暴露了身份，当时负责中央研究院的陈省身先生推荐他去北京清华大学工作，手续已办妥，但由于有人向清华大学告密而未成行。随后陈省身先生又把胡推荐给天津南开大学吴大任先生（图25），胡1947年9月起在南开大学数学系任教，同时担任中共天津市交通站负责人，并任中共南开大学支部委员、支部书记，积极为解放区培养输送革命青年，参与迎接天津解放和领导南开大学护校等工作。1957年9月—1960年8月，赴前苏联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概率教研室留学，从事概率论与信息论的学习研究。在此期间，他完成了信息论的著名论文，受到导师和国际同行学者的高度评价。回国后他在南开大学开创了信息论的研究，成为我国信息论研究的开拓者，并于1961年开始招收研究生，是我国最早开拓Shannon信息论研究领域的学术领导人之一。1993年成为我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之一，他的不少学生已成为我国这个研究方向的学术带头人和中坚力量。胡国定始终把父亲的遗嘱作为自己做人做事的座右铭，淡泊名利而无所求，潜心学术研究，虽在“文革”中遭受强烈冲击，但他不畏邪风，光明磊落，度过了艰难时期，迎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科学的春天。他总是孜孜不倦地学习，勤勤恳恳地工作。先后担任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天津市科协主席，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等职务。
图25：胡国定、陈省身与学生们在一起
幼子胡国安，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在教育战线上默默无闻奉献了一辈子。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资料征集组找到胡国安，希望了解胡詠骐当年的革命往事，他将父亲所使用过的搪瓷饭盒、德国牌座钟、字典、书籍等物都捐赠给了陈列馆。令人扼腕的是，胡国安在完成捐赠后不久就病逝了，还没来得及看到父亲生前用品的展出，也还没来得及讲清这些物品的来龙去脉及背后故事。2011年6月，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推出“追寻红色记忆”展览，其中的那套湖蓝色四层搪瓷手提饭盒颇受参观者关注，旁边解说词是：“每天提着饭盒上班的‘大资本家’，对自己‘小气’，资助党的事业却很慷慨”，胡詠骐工作时间几乎从不在外吃饭，每天上班的必备之物里面装着他和职员（最大可能是弟弟胡詠莱）的午餐，带饭上班“抠老板”耗巨资助抗日，资助进步人士出版书刊，为抗日军民购药买粮添武器。
图24：“宁绍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十周年纪念游艺会节目单”（1941年）
女儿胡国美，毕业于上海中西女子中学，后就读于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院钢琴系，知性娴静，貌美多才，有很高的艺术造诣。1941年11月1日，父亲创办的宁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迎来十周年庆典，在八仙桥青年会大礼堂举办纪念游艺会时，她还以自己的专长助兴，表演手风琴独奏节目，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图24）。上海解放后，她在上海舞蹈学校任钢琴伴奏，默默无闻地从事艺术教育工作。
成为电影剧本的主人公
在寻访及查找资料的过程中，一则信息让笔者激动和扼腕：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导演孙道临，因祖籍浙江嘉善，对同乡先辈胡詠骐非常钦佩，早在1997年，年逾古稀的他就与上海电影制片厂徐昌霖合作创作了以胡詠骐革命事迹为蓝本的电视剧本《绿叶青葱》（图26），认为胡先生从虔诚的基督徒到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经历具有典型性和感人力量，原计划拍成八集电视连续剧，并打算亲自导演并主演胡詠骐。但由于剧本修改及拍摄档期拖延，也因为自己创作剧本并主演了《詹天佑》，错过了最佳开拍时机，阴差阳错，后来因为8集电视剧不长不短，难于单独投入市场，很难拉到赞助商，计划搁浅，未能如愿，成了孙道临未竟的心愿。孙先生2007年因心脏病突发，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这是一种难于弥补的缺憾——如果当年该剧拍摄计划实现的话，那将是中国保险史上的里程碑——第一部以保险人物为主人公的影视作品——比以香港“保险大王”李煜堂、李自重父子为人物原型的金奖影片《十月围城》（荣获了第2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摄影等8项大奖）还要早十多年。
恕笔者孤陋寡闻，依据现有信息资料，利用电影艺术进行有关保险业务及人物宣传的实在鲜见，民国时期仅见二例，“远东保险王”史带，十分重视广告的效用，当时上海各家电影院放映前银幕上经常插播“如要保险请到美亚保险公司”的幻灯广告。还有1936年8月7日，邮政储金汇业局委托大华电影社摄制电影《血汗钱》，用于宣传储金、汇兑及简易寿险的益处，该片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初次试映，反响一般。
新中国以后，大约在1983年前后，由黑龙江保险公司与黑龙江省公安消防总队策划，卢振中、卢静茹联合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希望这不是真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作家张笑天担任文学顾问，马世达导演，投拍了彩色电影《希望这不是真的》，故事情节演绎，上世纪80年代深秋季节，北方某城市年轻的防火员雷平，在领导面前立下“军令状”，要把“老大难”单位平安制药厂的防火安全工作搞上去，围绕该厂安装本业大罐宣传防火安全重要性。由于该片剧情简单，导演及演员选配不具有号召力，上映后反响平平。
在笔者看来，传统的文本史料呈现的文化内涵毕竟是平面的，呆板的，其宣传有效度及覆盖面是有限的，远不及视频多媒体技术形象灵动，声情并茂，超越时空的限制，呈现得那样丰富多彩。时至今日，保险机构拍摄电影并非像前人想象的那样遥不可及，高科技和互联网的发展为保险公司创新广告宣传形式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历史条件。随着中国民众欣赏品味的提升，自我意识的觉醒，广大民众对叫卖式的保险广告容忍度越来越低，尤其是那些生硬、直白、单调、喋喋不休的电话营销广告，十分反感。如今，保险广告需要采用更软性、更灵活、更易接受的营销方式，而拍摄专属于保险文化品牌自身的电影作品则成为新的行业趋势。总之，扩大保险业的社会影响力，需要采用最贴近受众，最与时俱进的模式。要想有效提升行业声誉，普及保险行业文化，就需要采取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要想让尘封的历史为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化事业服务，就必须找准接入口，特别需要整合行业力量，探索保险影视剧等新型载体创新，多维立体地将保险文化推向社会。
还有，如果拍摄大型影视剧有难度的话，不妨多尝试微电影短片，这种专门运用在各种新媒体平台上播放的、适合在移动状态和短时休闲状态下观看的、具有完整策划和系统制作体系支持的、具有完整故事情节的“微(超短)时”(8-15分钟)放映、“微(超短)周期制作(1-7天或数周)”和“微(超小)规模投资(几千-数千/万元每部)”的视频(“类”电影)短片，更能为青年受众所接受。一方面，微电影比传统广告更有针对性，适应了当前快捷欣赏习惯的受众需要，拍摄成功的话，可以拉来更多有较强购买力的年轻人客户；另一方面，通过微电影，可以把保险产品功能和品牌理念与微电影的故事情节巧妙地结合，用精彩的视听效果达到与观众的情感交流，使观众形成对品牌的认同感。
时至今日，保监会领导层也发出了“良好的声誉是保险业安身立命之本”的呼声，第一次从行业风险的高度，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提出了问题，指明了解决问题的方向。不知是否振聋发聩，但足以令业内人警醒。自知者明，自胜者强。中国保险业的征途还漫长而坎坷，每一个从业者都应该在这求索中，自觉承担起义务宣传员的工作，做一回保险知识的启蒙者，爱心传播的布道者，保险声誉的建设者。
【注释】：
注1：《中国保险报》2011年2月25日第5版
注2：《友邦汇报》民国十六年六月十日第二号第五期
注3：《友邦汇报》民国十六年三月五日第二号第三期
注4：《海上闻人杜月笙》（“开祠盛典创纪录”杨帆著华文出版社出版2010年）
注5：《保联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保险界人物志--胡詠骐”
注6：《胡詠骐先生纪念册》“胡詠骐先生纪念仪金分配公益用途报告”
注7：《胡詠骐先生纪念册》（梁小初撰“胡詠骐先生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
注8：《胡詠骐先生纪念册》（周迪斐撰“胡先生与沪江大学同学会”）
注9：《胡詠骐先生纪念册》（张仕章撰“胡先生的模范生活”）
注10：《胡詠骐先生纪念册》（张仕章撰“胡先生的模范生活”）
注11：《胡詠骐先生纪念册》（陆高谊撰“胡先生的社会救济工作”）
注12：《胡詠骐先生纪念册》（孙广志撰“悼胡詠骐先生”）
注13：“永远的祖国战士——记中国保险业最早的中共党员程恩树”，林振荣著，刊登在《中国保险报》2011年4月8日第5版上
注14：“寻觅26位出席民进成立大会的先辈”摘自《民主》杂志2013年第二期。
注15：“1947年富通事件首犯蒙难记”，诚言，引自《检察风云》2016年 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