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方磊
杨仆宇，媒体人。此次参与了“为了不再孤独的行走”，与“静语者”公益组织、自闭症孩子有着密切的接触。在行走中感悟良多，在行走之中，他陆续向记者坦露了个人的心得和思索。
未来之惑
杨仆宇考虑最多的就是如何去改变自闭症孩子们的父母，如何让他们在干预孩子的路上树立健康理念？他对记者直抒胸意，关于这个群体的隐忧是来自对孩子们父母的担心。
“我们感到，教育孩子的家长更难。因为中国的父母一贯坚持按自己的主张来教育孩子，并且把自己的理想也强加在孩子身上。每一个孩子行为的背后，都充满了家庭父母的背影。”他极为认同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父母有什么表现，孩子就会有什么表现。杨仆宇在与自闭症孩子家长的接触中感到了家长们某种与生俱来的“阶级观”，也就是给孩子灌输社会地位的优劣和人的优劣，给孩子的内心种下了很恶的种子。杨仆宇之所以愿意用“很恶”，是他认为这种“阶级观”直接影响到孩子们健康人格的塑造。“一个人非要成为比尔·盖茨或者是史蒂夫·乔布斯乃至所谓的成功人士才是生活的本来意义吗？我们家长究竟要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孩子们内心永恒的快乐，才是生活的根本，才是每个人要达到的目标。”
我们家长究竟要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未来？杨仆宇称这个问题的思考是自己加入到“静语者”以来一直进行的。“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了，他们的未来在哪里？很多父母都沉浸在孩子有一点小天才带来的暂时快乐中，很多还没有搞明白，究竟要给他们一个实实在在的生活。”
杨仆宇还特别向记者提到自己的担心，“如果孩子们和我们在一起时变化很大，但是回家后又原形毕露，那我们所做的工作也是半途而废。因为，行走带来的只是暂时的改变，而不是长久的永恒。”他相信只有真正实现让孩子在未来的生活中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才是对自闭症孩子教育的重中之重，也是他和志愿者们要追求的终极目标。
“我们不能给孩子们设计一个完美的未来，这个完美，要靠孩子的‘自然、自己、自觉’去自己创造。正如不是自己动手的做的饭，吃起来就不会有成就感。”他强调。
改变孩子需要改变家长
“如果孩子们在行走过程中能够有很大进步，但活动结束，他们回到家里，又恢复了原样，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失败的。”杨仆宇认为，在行走的过程中，孩子在做身体上的行走，但如果父母不做心灵和思想上的行走，去改变自己的干预方法或认知，还是用原来的溺爱或者关爱来照顾孩子的话，那父母就是一个失败者，孩子最终也会成为一个失败者。杨仆宇一再向记者表示，改变孩子的前提先从改变家长做起。
杨仆宇告诉记者，在行走中他和志愿者常常有意识的在与孩子们日常生活相处中，渗透和引导他们一些健康的品格养成与塑造。“像我们每次吃饭是个问题，因为给孩子们定了一些规矩，比如让他们要有长辈，要有女士优先等概念，还有就是学会餐桌上的礼仪，如何去包容他人，如何去照顾他人。孤独症的孩子们要想融入到这个群体之中，就要首先懂得这个社会中的基本法则。这是和这个社会合拍的基础。”
在杨仆宇眼中，这些自闭症孩子看起来身体有疾，但是，他们的心灵是纯洁的。“我和他们这些孩子在一起很快乐，看到他们脸上有笑容，我就有了满足感。”能加入“静语者”与孩子们一起行走让杨仆宇特别感到幸运。他称之为“生命里迄今最有意义的一次航行。”他愿意坚定地出发与行走，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记者手记：
我对自闭症的追踪深度采访这是第三个系列了。坦率地说，最初决定采写自闭症主题只是出于对我所认为的一个选题的兴味，或是一个媒体人对自己还算有探寻期许的某种热情、懵懂和茫然。而今天，当我连续深度长期关切并试图剖解自闭症这一主题，它的内因是生发于我内心的某种逼迫感。因为自闭症绝不是远在天边。
我习惯于用另一严重社会问题——毒品问题去比较自闭症对一个社会、家庭的毁灭性，如果说毒品的摧毁力是数值100，那么自闭症对家庭和个人的毁灭性必然是10000以上。这个世界上毕竟有缓解和改善身体毒瘾的药剂，而自闭症最绝望的无底黑洞在于无从知晓的病因（不知从何处来），无法治愈（不知向何处去），即使倾尽个人所有元气，家庭所有资产挽回百分之一，然而在某个不确定的瞬息，所有的努力都是黄粱一梦，自闭症的魔咒会回复到最初的狰狞。一个家庭中有自闭症孩子基本上宣判了这个家庭的毁灭与个人生活的完结，所有人世的光阴都将在不见天日的黑洞里发霉枯朽。
在深入这个选题之前，我已经很早就听到过“自闭症”，但它在我的印象里基本可以等同于可能比感冒难治点的有些小麻烦的疾患。后来，我在路上的广告栏里，在小区的宣传画中，在电视不经意看到的某个节目里，在与人交谈中对方讲述的人或事里，都会不经意出现“自闭症”这个词，它潜在我内心深处就像飘逸着满满凉意和阴冷气息一张面孔，幽深、神秘而歹毒。
诚然，在自闭症群体和他们家庭困厄的日子里，或许会出现几丝明媚和嘹亮的光彩，个别颇带有传奇和励志的人与事的确可以鼓舞与振奋人心，甚至与自闭症抗争的岁月往昔写进出版的书中，在惹人飘泪的同时足够暖心，令人叹服母爱的伟大和人之不屈。然而，命运罗网中人若蝼蚁，命运的强大更应该使人在真切的现实面前冷静，那些闪灿夺目的光亮终不会点亮整个黑夜，无论是自闭症家庭还是我们的社会，切不可将若干个别的自闭症抗争传奇当作可以参照的模版，这些寥若晨星的光只是自闭症天空某次特别的气象，绝非常态。而且这样的传奇或奇迹的延续持久性，以及可借鉴性并不乐观。我非常同意我采访的华裔母亲辛旅的观点：不能把这些似乎暂时成功的案例当作拯救自闭症的样本。
连续对自闭症群体近距离的接触与感知，令我非常认同“改变这些孩子在于改变他们的家长”的观点。只有自闭症孩子父母们在看待自闭症、认知自己自闭症孩子的视角与思想意识上发生改变，他们对待孩子的态度和方法才会改变，孩子才有可能改变。这说起来容易，实际上大人们的思想早已定式，真正做出改变需要极大的勇气和信念，以及对自己患病孩子正确的爱。
社会对于自闭症意识更需要改变，这却是一种更深刻更需持久也更加困难的改变，它涉及太多的社会区域，对自闭症的理性认知成熟面对需要不仅是脉脉温情，更需多元化的理性与文明。这是对全社会精神内核的考量与叩问，自闭症早已不仅仅是医疗范畴，这个危急的社会问题迫近着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
“静语者”自闭症救援公益组织是我接触的各类相关组织中印象较深的一个，也是自闭症公益组织的重要代表。他们在核心人物窦一欣的倡议下连续发起的几次“行走”活动，在社会上激发了人们关切自闭症群体的思考。而据我所知，“静语者”得到的各方支持还非常有限，其生存环境仍然是在艰涩中摸索探寻。它在我眼里就像一株仙人掌，沉默坚韧，外界气象萧瑟凋敝，但它依旧将根深深踏实扎入土壤，绿色依旧，这其中的个中滋味百感交集恐怕只有他们冷暖自知了。
我与“静语者”核心人物知名自闭症公益人窦一欣有过诸多深透交流，我不能武断表示窦一欣关于自闭症所作所为绝对科学精准，但我认为他是一个真实的人。这个有些阴差阳错进入这个领域的曾经的“流氓大亨”向我明确表示过，如果知道今天，他不会去倾尽资产去做投身这个望不到尽头的公益事业。然而，他令我感佩和尊敬的恰是如今明知走在这条“不归途”的路上，他情愿百折不回，就像他曾和我说的：“做到今天就不会放弃，不会回头。”他所心怀的知难不退，矢志不渝的情怀恰恰是为公益者最为需要的。而且，我认为他对公益的理念非常健康理性和端正，他认为公益没什么崇高之说，只是你愿意去做的，想去完成的某项令内心安稳踏实的事业，只是要投身的事业而已。他认为投身公益的人不要觉得高人一等，也不要觉得自己就一定比别人高尚。更不应依靠“公益”的字眼去博取他人的各种怜惜。我觉得这样的公益观真的非常高远与前沿，但却映射着更文明先进的社会价值观。公益的存在应该是一个社会的常态，质朴寻常却绝不可缺。如果一个社会过于将“公益”拔高，过于在舆论中礼赞推崇“公益”，那么这一定不会是一个高贵的民族。“公益”就应该是一颗社会的良心，它不需要标榜，安静踏实内敛而又始终不会缺席社会生活。
在采访辛旅，包括《康康的世界》作者邹文这两位自闭症孩子母亲的时候，她们都提到了身后资产的托管。显然，这其中有相当广阔的中国保险企业所投入的市场空间和需求，一方面有保险的专业保障和规划，一方面更是保险业彰显慈善担当社会职责赢取社会赞誉度的大好际遇，保险业在其中大有可为，也值得大可作为。作为专业媒体中人，我也渴盼有保险企业可以对自闭症这一愈发猛烈的全球性社会问题，张开温情而宽阔的胸怀，为自闭症孩子和他们的家庭吹拂一缕温煦的春风。
作为寻常人，我们关切自闭症群体同样必要而真切，这将令我们更懂得珍惜身边的爱与亲情，更懂得善待他人，更相信这个世界会越来越明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