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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实业足以救亡,是先生之卓见也”

发布时间:2016-12-23 11:24:46    作者:王珏麟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王珏麟

余等所尤钦佩不置者,先生不志为官,而专注于实业,惟实业足以救亡,是先生之卓见也。先生之于金矿煤矿富有经验,如铁路保险银行织物,更为人所共识者。而先生对于中美、中日之商务,及历次赛会,皆能得中外之美名。先生又能发明仿古瓷器,以为改良近代瓷业之一法,将以瓷业而更昌明于支那也,此更足以观先生之志矣。

——《中国实业杂志》1914年第5期对沈敦和先生的评价

 
沈敦和

沈敦和(1866—1920),字仲礼,又字默龛。浙江宁波鄞县人,是国际上知名的社会活动家、实业家、外交家、教育家和慈善家;是中国红十字会的缔造者和中国近代保险业的开拓者。曾与朱葆三一起创办上海华兴保险公司、华安水火保险公司、华安人寿保险公司、华安合群保寿公司。

一生致力于社会活动和实业的发展

沈敦和出生于浙江宁波鄞县一个茶商世家,到了沈敦和的父亲沈雄这一代,就开始进入朝廷为官。清朝末年,沈雄曾在通商大臣崇厚身边负责文字工作,跟随他办理五口通商的事宜,后来举家从宁波迁往上海。沈敦和早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专攻政法。1876年沈敦和回国,曾任金陵同文馆教习、江南水师学堂提调。当时正处于外患(鸦片战争)、内乱(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外国保险商抢占中国保险市场的大动荡大变革的历史时期。这为既具有良好的西方教育背景,又有地域等社会资源的沈敦和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活动舞台。沈敦和不仅是红十字运动在中国的开拓者与大力推进者,同时还在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多有作为与贡献。

——在经济、军事方面。沈敦和回国后,由于得到两江总督刘坤一赏识,从此进入仕途。他先是参与铺设电报线路、办学。1902年又被委任为开平煤矿、建平金矿总办。担任汉冶萍公司董事、上海记名海关道、沪宁铁路总办等。而后任江南水师学堂提督、吴淞口自强军营务处总办,协助张之洞、刘坤一在宁、沪两地办理交涉、练兵各项洋务,并先后参与1884年中法之战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后勤保障等事,由于主持江南自强军编练而名噪一时。期间,他还编译了大量介绍西方各国概况与军事方面的书籍,成为清末西学东渐的重要人物。1899年8月,在河北张家口他挺身而出,用计两次击退八国联军。期间被委为山西冀宁道、山西洋务局总办、山西大学堂监督等,力行新政而开晋中风气。

——在创办实业方面。1910年5月,与周金箴、朱葆三、严子均等人发起创办华纶机织绸缎公司、同利制铁厂。6月中旬,与张弼士、卢鸿沧等列名发起与美国商人大来合资创办中美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沈敦和是近代中国保险业的开拓者。1905年后,曾与朱葆三一起创办上海华兴保险公司、华安水火保险公司、华安人寿保险公司、华安合群保寿公司。担任中国通商银行总董,创办四明银行,并连任上海总商会会董。

——热心慈善事业。1903年,沈敦和转而从事企业与社会慈善活动。曾担任上海济良分所总董、大清红十字会总董、上海天足会会长、华洋赈会会长,华童公学校董。沈敦和是中国红十字会的缔造者。他先后创办并主持中国红十字会时疫医院、红十字会总医院(今上海华山医院)及医学堂、天津路分医院、中国公立医院等,兼任上述各院院长。大力培养医护人才,参与疫病救治,为当时上海乃至全国疫情与疾病的防治发挥了重要作用。时人称“沈副会长办理会务,前后十六年,集款二百数十万元,分会一百四十余处,连年天灾人患,胥赖红十字会拯恤,虽有各善士慷慨乐输,但非沈公任劳任怨,曷克臻此?中国向无红十字会,日俄之战,东省人民惨遭兵祸,若非沈公首肯任事,当时红会又何由成立?是中国之有红十字会,实创自沈公也”。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也提到,1904年初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后,“得知同胞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沈敦和前来拜访我,问我是否愿意同他一起筹集救济金,帮助满洲的中国难民,我高兴地表示赞同,我们组成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组织”。

 
1914年出版的《中国红十字会杂志》。

——热心同乡事业。沈敦和长期担任四明公所董事。清末时与虞洽卿、严信厚等参与领导四明公所抗法斗争。1911年宁波旅沪同乡会成立时,他获得旅沪宁波同乡的一致拥戴,被推举为首任会长。成为当时旅沪宁波帮领袖人物,在旅沪宁波人当中享有崇高威望。

——多才多艺。沈敦和长期从事洋务局工作和国际公法的研究,著作有《俄罗斯国际略》、《英吉利国际略》等著作。还以书画自娱,尤擅长于细笔山水画,所作仿古瓷器多次获万国赛会大奖。

 
沈敦和1914年创作的《橅仇英汉宫秋月图》。

1920年7月5日,沈敦和因病在上海寓所去世,享年64岁。

创建华商保险公司

至19世纪60年代中期,上海已成为全国进出口贸易的中心,中国近代企业最为集中的城市,外国银行和轮船的主要据点。并且也是军事工业、轮船业、保险业的发源地。原来业务范围广泛的第一代洋行已不适应殖民者经济扩张的需要,轮船、保险、码头、仓栈、银行等项业务,已从老牌洋行母体中离析而成为独立企业,深入各口岸建立分支机构,华商附股现象普遍化,外商保险业进入扩张的阶段,加快了保险业发展的进程。与此同时,中国民族保险业脱颖而出。《华安》期刊第10期曾这样记述沈敦和先生:“公从政时,已历办金矿、煤矿及造沪宁铁路,为中国实业先河。自经办通商银行之后,与实业界更近。创设华纶机织公司、华安人寿水火保险公司。民国元年,更与黎大总统、冯前总统及政商各界闻人,创设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公任总董,擘画周详,因之营业发达,累蒙政府奖励。袁大总统,颁给‘寿域同登’匾额,以示褒荣。”

创办上海华兴保险公司。1905年5月,华兴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开业。主要发起人为当时上海商会会长曾少卿、朱葆三。参与发起组建的还有王一亭、陈辉庭、沈仲礼(敦和)、沈联芳、顾馨一、严筱舫。12月14日,沈敦和与朱葆三、严信厚、周晋镳等发起创办的华兴水火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成立会。该公司在香港注册,其资本多由招商局所出,因此为其附属性质的公司。(《新闻报》,1905年12月16日)。总公司设静海寺路(《上海总商会月报》,第1卷,传记,第1页,但据《新闻报》载公司地址为福州路5号,据《上海地方志》载公司地址为上海外滩7号,今中山东一路7号)。实收资本金为规银50万元。华兴公司以曾少卿、严筱舫、朱葆三为总董,徐润、谭干臣、施子英、谢纶辉、周金箴、苏宝森为董事,陈耀庭为总理,后为梁炳垣;严子均、吴涤宜为经理,其中大部分是中国通商银行高级职员。主要经营范围为火险和汽车险等业务。在杭州、宁波、南京、营口、镇江、温州、汉口、厦门等地设有代理机构26处。华兴保险公司开办初期,营业状况不错,有些保户不须掮客招徕而自行上公司投保。但是,由于华商同业少,分保不易,因而自留保额大,所负风险甚重,盈余较少。再加上洋商保险公司倾轧,不批与华商保险公司外保额度,以至后者不能接受较大的保额。后经陈辉庭等多次交涉洽商,洋商始允批做华商外保营业。华兴保险公司于民国初改组,遂隶属于通商银行。

1907年,华兴等9家上海华商保险公司发起组织了“华商火险公会”,这是中国第一家保险团体。1912年,天津老顺记五金商号代理华兴保险公司,经营火险,这是华商最早出现的保险代理处之一。1920年7月26日,华兴水火保险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当时《申报》记载了会议实况。“上海华兴水火保险公司,前日午后举行第十九届股东常会。由总董朱葆三主席,宣布开会宗旨。略谓,本公司开办至今,已届二十余年,向取稳健主义。总理梁炳垣君,办事诚正,遇事亲往调查,查明即赔,毫无留难隔膜之弊。凡彼此均属华商,接洽较易,故保户日增。际兹商业竞争时代,扣佣甚微,而今届竞获五万盈余,实属难能可贵云。继由梁总理宣布今届共收保费十余万两,除去赔款开支,尚余五万余两。如股东官利,仍照八厘摊派,尚获净余一万五千余两云。公决股东官利仍照八厘开派,通告各股东即日起,持折至公司支付云。末由各股东讨论此后进行事宜,旋即散会。”

1925年,华兴保险公司在宁波设立了代理处,代理人为余润泉,地址在江北岸中国通商银行宁波分行内。1933年10月16日始领到国民党政府实业部发给的正式执照。董事长傅晓庵、总经理厉树雄。该年保费收入2.7万余元。1941年宁波沦陷后,中国通商银行宁波分行迁至内地,华兴保险公司代理处随之停业。华兴保险公司在杭州代理处有两处:一处在花市路洪福桥,经理蒋甘棠;一处在清河坊中国通商银行兑换处,经理徐慕原。抗日战争胜利后,没有列入清理名单,亦未复业。华兴水火保险有限公司广告意识也很强,推出的广告月份牌不仅详尽地介绍了公司的负责人、地址、公司实力、机构分布、公司的服务,而且以华商公司的爱国之情,拉近与国内保险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创办华安水火保险公司

1905年11月26日(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三十日)。朱葆三、沈仲礼、谢纶辉、施子英、李伯行等在上海聚会,商议集资设立华安保险公司事宜。席间,沈仲礼作如下发言:“上海一隅,洋商保险公司四十余家,结成团体;自华商同益公司失败停业后,洋商公司引为口实,逐不与华商公司联络交换,致寥寥数家之华商公司,更趋孤立!为今之计,若不急起直追,赶紧增设,则永无挽回权利之一日!”与会者决议分头集资加快筹设步伐。1906年4月(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华安水火保险公司在上海正式开业。由朱葆三、沈联芳、徐润、虞洽卿、沈仲礼等发起组建,资本金为规银30万两。总公司设在上海黄浦滩(今中山东一路)6号,香港注册。朱葆三任总董,沈仲礼任总理。后由傅其霖接任总理。经营水险、火险、船舶险等业务。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以华安、华兴等9家上海华商保险公司发起组织了“华商火险公会”。1933年10月,华安水火保险公司增资并变更登记为国币60万元,迁移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29号。该年保费收入为41万余元,赔款支出20万余元。在哈尔滨、青岛、天津、汉口、宁波、温州、南京、常州、苏州、无锡、扬州、徐州、南通等30多个城市设立分支代理机构,业务发展面较广。中国民族保险公司的再保险问题,在抗日战争以前都是依赖外商保险公司解决的。抗日战争阶段,华商保险公司激于民族义愤,不屑与日本保险公司建立分保关系,经保险业同仁的共同努力,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完全由华资保险公司组织的分保集团建立起来。1942年,华安水火保险参加了“十五联分保集团”,为加强同业的团结,抵制日本帝国主义妄想控制上海保险市场的企图,有效解决民族保险业的危险分散问题做出了一定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重心东移,上海又恢复成为全国保险业的中心。1945年,华安水火保险更名为华安产物保险公司。1947年,保险业务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势头,华安产物保险资本额也增至为法币1.2亿元。1949年上海解放后,经核准复业,参加民联分保交换处。1950年4月,因无力缴付营业准备金而申请停业。

创办华安人寿保险公司

1907年7月1日(光绪三十三年),由朱葆三、沈敦和、李维方、王勋、丁维藩和施紫卿等发起创办华安人寿保险公司,是为华商经营的第一家人寿保险公司。(在中国保险史上对第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说法有争议。一种说法是光绪二十五年即1899年,或宣统元年即1909年在香港注册的中国永年人寿保险公司,1924年该公司与加拿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合并;另一种说法为民国元年即1912年成立的华安合群保寿公司,但从现在考证的情况来看,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由朱葆三任总董,沈仲礼任总司理。1908年,总董为沈仲礼、总理郁赐。总公司设上海,地址位于上海黄浦滩(今中山东一路)6号,后迁址上海黄埔滩30号,再迁址上海静安寺路34号。资本为规银50万两。每股规银5两,共5万股。经营定期寿险、终身寿险等业务。1908年12月该公司向农工商部注册。由于经营管理不善,业绩欠佳,于1912年6月1日起停止承保新业务签发新保单,同日起委任华安合群保寿股份有限公司为其管理人兼清算人,直至清理结束为止。1913年,华安人寿保险公司一切事务归并华安合群保寿公司。7月2日,沈仲礼以华安合群保寿公司总董的身份与总理郁赐在《申报》刊登了这一紧要通告:“华安人寿保险公司一切事务已经归并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办理,要求投保者履行相关手续”。《申报》登载:“敬启者,华安人寿保险公司一切事务现已归并敝公司办理,所有投保诸君之住址或因迁移或因出外经商类多未能群悉,遇有届期各户以致不克函达,务祈即将现在住址详细函达上海黄埔滩三十号敝总公司注册。凡有诸君保费届期更望照西历日期如期照缴,将保费径寄上海黄埔滩三十号,敝总公司收到保费后自当将正式收条呈诸君。惟缴费之期至迟勿过定章三十日期限,否则如在期外补缴既须偿息又需延验,不便殊多,特此广告,维希公鉴。落款为总董沈仲礼、总理郁赐谨启。”

创办华安合群保寿公司

1912年6月,沈仲礼、吕岳泉、与军政商界要人徐绍桢、王人文、王芝祥、朱葆三等发起筹建设立纯粹华资的寿险公司——华安合群保寿公司,7月1日公司正式开业。资本总额规银100万两,先收20万两,后改为国币50万元,股份额定五千股,实收五千股,每股一百元,决算日期为12月底。总公司设黄浦滩(今中山东一路)30号。华安名称的涵义就是合众人之力、保中华平安。名誉董事黎元洪,总董徐绍桢,聘英人郁赐为总司理,第夫礼斯为总稽核兼秘书长、精算师,吕岳泉初为稽查,继为经理部主任,1922年升任总经理,即策划在静安寺路34号(今南京西路104号)自建“华安大厦”。1912年8月2日,吕岳泉以发起创办人名义致国务院呈文,其具报人为:“王人文(即王采丞)、王芝祥、徐绍桢(即徐固卿)、朱佩珍(即朱葆三)、沈敦和(即沈仲礼)、王夏、顾兆德”等7人。同年11月,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具名致工商部呈请注册报告中的创办人姓名:“徐绍桢、沈敦和、王人文、王芝祥、朱佩珍、顾兆德、徐承庶”等7人,创办人中无王夏,另列徐承庶。具报人沈敦和由第五位提升至第二位。呈文附件之一为“中国华安合群保寿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合同”,工商部于同年12月颁发执照。1913年12月6日,为华安寿险公司设立福州分公司致函上海总商会,“请给咨保护。”对此总商会“即备致福州商会公函一件,交该公司自投。”

1914年6月29日,华安合群保寿公司举行股东会,担任总董的沈敦和因病没有出席。“报告及上年收支账略”显示公司在上年取得了显著的经营业绩。报道说:中国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前日开第二届常年股东大会于黄埔滩三十号。总公司总董沈仲礼君因病未到,由朱葆三君主席,列席董事如王廷桢镇守使(兼代表江苏冯都督)、徐几亭君(兼代表徐固卿君)、桑铁珊君、顾棣三君等,股东保险人约有数百人。首由主席朱君宣读董事会报告及上年收支帐略,备述公司进步情形,除因上年乱事注销者外其确实有效之保数得银二百二十四万八千四百七十五两,年可收入保费十四万五千五百二十三两。而赔款仅银九千九百八十八两五钱七分,上年一年中共收保费十一万九千一百六十四两七钱六分,利息银三千零六十五两九钱七分云云。主席宣读毕,请求大会通过,并申明公司进步状况及编造帐略情形,谓公司成立未久,又值上年乱事,各处分公司尚未遍设,乃能得有如许之保数实堪欣慰,更观本公司赔款之少尤可见办事人之富有经验,非具专门学识曷克臻此。至若公司职员中凡政商界著名人物无不热诚赞助。近江苏冯华甫都督亦已加入本公司董事。冯督热心实业,俯赐提倡,曷胜欣仰,其他办事人员并经草定公司附则,严定资格,期勿滥竽,尤足为众股东及投保人之保障云云。继由新董事王廷桢镇守使演说,谓鄙人以股东资格兼代表冯都督来沪列席,实为欣幸,国人苟能皆以热心毅力赞助此公司,则可决公司将来裨益于国家者必深且远云云。次顾棣三君演说,谓鄙人对此甚抱乐观,因公司赔款此为接济婺妇孤儿之用,此为保寿利益中最切要之一端。吾人不可不特为注意者也。次保寿人讨论保寿之办法。旋复举任汤笙为下年查账员。本届轮退董事朱葆珊、徐几亭、祁听轩三君复经公举连任,并报告新董事冯华甫、王子铭、桑铁珊三君在座,一致欢迎,遂将改定附则通过散会。1926年6月,公司迁入华安大厦办公。在国内各大城市设分公司、经理处90有余,并延伸至南洋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棉兰等埠。经营终身寿险、定期寿险、团体保寿、资富保寿、额定红利资富保寿、婚嫁立业保寿、人身意外保险。在政府筹款回胶济铁路运动时,举办赎路储金保寿险。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举办经济救国保寿等业务。并出版《华安杂志》免费广赠保户。1931年资本为大洋50万元。同年有效保额为1996万元,累计收到新保费373万余元及续期保费1067万余元。1946年增资为1200万元,1947年上升到法币12亿元。

从1912年到1941年是华安合群保寿公司的鼎盛时期。但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受战争和时局动荡影响,业务日渐衰落。抗日战争胜利后,业务一度有所恢复和发展,却因通货恶性膨胀,长期寿险不受群众欢迎,业务陷于停顿状态。解放后,没有申请复业。1954年根据《解放前保险业未清偿的人寿保险契约给付办法》,变卖华安大厦资产办理清偿。而其在印尼的分支机构仍在继续营业。经双方多年洽商,至1961年底始办妥将雅加达分公司和棉兰分公司的一切资产负债全部出售转让给印尼当地人,与中国华安总公司完全割断关系,才了结一切责任,宣告正式结束。

解决华商保险业诸问题并就保单兼用洋文一事

1909年3月7日,作为华商保险业代表,沈敦和与陈辉庭在《申报》上刊登《敬答论华人自立之保险公司》一文,回答华商保险业诸问题并就保单兼用洋文一事作出说明。 “顷见二月初四日申报来函一门内,有振亚子来稿,论及吾华人自立之保险公司一则,苦口婆心,良深钦佩。但身居局外,往往不知局中办事之难,故缕述之,以当面复。夫华商之设立保险公司近来生意发达,其塞漏巵也诚如尊论矣。夫洋公司来华保险卅年前店面房屋保费每千不过十余两,嗣见火患越多,即保费越涨,甚至每数年必增一次,近年竟增至三十余两矣,增高继长殊无己时。于斯时也,吾华人保险公司犹未创立,以致甘受外人之垄断,而无如何也。于是商界之热心公益者慨然特设华商保险公司减轻保费,不独挽回利权,并为吾同胞免受外人挟制起见。是以自立以来,华商均称便益,而洋公司亦以此不敢续加保费,其明效已可概见。近来外埠通商口岸,亦渐有分设,日见进步。惟内地各府县必待警务举办,各户编有门牌,火会改良,始可分设保险公司耳。来书谓保单宜用华文,必不得已须用中西合璧。夫各华商保险公司除一家专用洋文外,其余均中西文并列,其所以兼用洋文者,其故有四:(一)上海租界纵横三十余里,保险一层往往有与洋公司同保者,譬如有房屋街房系洋公司所保而弄屋则系华公司承保者,他如某甲数家同居一屋楼上,或系洋公司所保 ,楼下或系华公司所保,一旦失慎华洋分任赔款,颇有交涉不得不用洋文查考。(二)商人有房产货物往往持保单赴洋行银行扺作押款者,不用洋文何能信用。(三)租界内每遇失慎,捕房首先索保险单阅看,如非洋文亦览不便。(四)招商怡和太古三大公司洋栈以及浦东洋栈上海丝栈寄存货物各听货主自择华洋公司承保,往往华洋各保而货物同存一处,倘遇失慎,须查照洋文保单为凭,以便核定各家应赔之货,此皆不得不兼用洋文之实在情形也。至华公司任用西人经理者却不多见,然专用华人者多,即问有洋人,亦华公司伙计,并无主权,若城内房屋因街道太窄,救火之法亦未完备,是以偶有不愿承保者,然承保者已属不少。鄙人等沗居华商保险同业,现承垂询,用敢谨述所知以闻,即祈明察为荷。陈辉庭沈仲礼同复。”

上海特别市保险业同业公会会员公司休假表。

积极推进保险法的制定和出台

1917年,这一年沈敦和61岁。北洋政府农商部拟订了《保险业法案》(42条)。2月15日,沈敦和被上海华商保险同业推举为代表赴京请愿,要求尽快颁布保险律。1917年2月15日《保险业请愿速颁专律》这样记载报道说:“本埠保险事业十年前仅有洋商,近年华商相率继起,保火险者如华安、华盛、华兴等公司,保寿险者如华安合群、金星、康年等公司,均蒸蒸日上。惟以近来小保险公司不免有失信用,租界当局颇有加以取缔之意。然吾国政府茍能即颁保险专律,或不致成为事实。日昨华安水火险公司总董朱佩珍、金星人寿公司总董唐绍仪、华安合群保寿公司总董沈敦和等公函总商会云:查泰西各国保险已创数百年,至今地位重要,或且驾银行之上,为生聚富庶之第一要需。故各国政府皆订专律,一方面保护之,以促进斯业之安全,一方面监督之,以免公众之被欺受损。其未订专律者惟我中国,闻工部局有订章取缔华公司之举。今中政府既不颁行专律,势且不能久待。为此代表全体华保险公司,函恳贵会转呈农商部,迅予厘订保险专律,提前颁行,至纫公谊。闻各华公司并推沈仲礼君赴都请愿,速颁保险专律,以保主权。沈君已定于十五日(今日)北上,前赴农商部请速颁律云。”

1937年,中华民国政府修订《中华民国保险法》。

2月21日,据《申报》报道,字林报就沪上保险业刊发社评,内称沈敦和为华商保险业领袖,“主张由政府管辖保险公司”。

3月初,致函上海华商保险同业公会,报告在京请愿情形。报道说:“上海华商保险同业前以政府尚未颁布保险专律,公举沈敦和代表赴京向农商部参众两议院请愿,已见报端。兹该业接到沈君来信,谓抵京后觐见大总统陈述请愿宗旨,极为嘉纳,立命谷总长属司秦瑞玠参考东西洋保险法,草定中国保险业法三十余条,已送国务院法制局研究,再送国会通过,然后以命令公布,事关法律办理,十分郑重。兹将其内容大纲录右:(一)完全华商股份或有华商股份三分之二者方为合格;(二)保险公司注册时先缴实收股金三分之一存于政府指定之银行为保证金;(三)人寿公司除第一次缴存股金二分之一外,每年于收入保费内提百分之二十分存于政府指定银行,以存足二十万元为止,以为保证;(四)农商部内特设保险业主管科,选聘专门学洋员赞理;(五)保险公司不准兼做别项营业(火险不得兼做保寿,保寿不兼火险)。其余均系取缔公司保护被保险人之法律,大纲之外尚有细则,极称周密,惟手续极繁,一时恐难公布。”经沈敦和等人请愿,《保险业法案》由法制局作了修改,力主严加监督,认为“保险营业本含有投机之性质,近来此等公司之设立,日益增加,非明定监督之方,恐难免欺诈之弊”。并规定人寿保险公司除将三分之一收入作为保险金交农商部存储外,负监督之责的官署须派员列席保险公司股东和董事会议。1918年12月10日该法案在《银行周报》刊载。

推进华商火险公会的发展

1899年,在上海的外商保险公司成立了外商保险业公会——上海火险公会。形成了外商对保险市场的垄断势力。华商保险处境十分艰难,特别是对巨额投保更为棘手。鉴于存在的以上问题,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上海华商保险公司在朱葆三的领导下,发起组织“华商火险公会”,系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的前身。这是上海出现的中国第一家保险团体。华商火险公会共有9家会员公司,即华兴、华安、华成经保、华通、源安、源盛、华侨合众、万丰、福安等。当时采取会长制度,由同业公推朱葆三为会长。公会设立的目的在联络同业感情,以及讨论同业间偶而发生之保价纠纷事项。“事务极为单纯,开会之数亦属寥寥”。华商火险公会的成立,成为与外商保险公司成立的“上海火险公会”抗衡的组织和力量。同时也反映出民族保险业在逐渐兴起的基础上,开始迈出联合团结的第一步,为今后民族保险业的发展和同业公会组织制度的不断改善打下了基础。1911年,华商保险同业公会组织有了新的发展。上海“华商火险公会”在保险界已有较大的影响。香港、广州等地的华资保险公司也陆续入会(如:香安、羊城、先施等保险公司)。华商会员公司由成立时的9家发展到29家。1912年华商火险公会的组织章程将原来的会长制改为会董与会长并行制。经过会议重新推举,王一亭为会董,沈敦和为会长。1914年4月,上海华商火险公会公推王一亭为会董,并由洪文廷替代沈仲礼为会长。1931年改名为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

 
1922年,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在静安寺路34号(今南京西路104号),自建“华安大厦”。

 
1934年,华安合群保寿股份有限公司保单共2种。红色为人寿保险单收据,蓝色为资富保寿单。

参考文献

1.《旅沪宁波同乡大会纪事》(1911年3月20日);

2.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第323页);

3.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编《上海总商会议事录》(第285页);

4.《草拟保险业法之大纲》(1917年3月6日);

5.《敬答论华人自立之保险公司》(1909年3月7日);

6.《华安保寿公司股东会纪事》(1914年7月1日);

7.《西报对于保险公司事之辩论》(1917年2月21日);

8.中国红十字运动奠基人沈敦和年谱长编/孙善根编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4月第1版;

9.中国保险史/叶奕德、吴越、朱元仁主编/中国保险学会、《中国保险史》编审委员会/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10.中国保险史志(1805-1949)/颜鹏飞、李名炀、曹圃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11.保险百科全书/魏原杰、吴申元/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

12. 沈敦和中国红十字会之父/东南商报 /2014年10月26日 ;

13. 宁波籍慈善家沈敦和/宁波晚报 /2013年8月18日;

14.照片来源于《中国保险业二百年》画册/百度图片/7787.com商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