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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企业家精神高地

发布时间:2016-11-04 13:32:14    作者:禾刀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作者: 傅国涌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蓝狮子

时间: 2016年10月

定价: 45元

□禾刀

建国之初,谈到近代工业,毛泽东着重提及四个人,即“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纺织工业的张謇,搞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四个人中,张之洞督鄂期间创办了汉阳铁厂等一大批在亚洲范围内举足轻重的重工业,但他是官商一肩挑,所办企业无一不带有官办色彩。张謇创办大生纱厂初始,确与官场互动较多,但明显弱于张之洞的“官办”色彩。相比之下,卢、范二人均算得上是民国时代更接地气的民营企业家:白手起家,对市场都具有极其敏锐的洞察力。

回望历史,包括张謇、卢作孚、范旭东在内的许多民国时代企业家,在短短近半个世纪中,竭心尽力,创立大批民族企业,引入西方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打造了一个近乎奇迹的民族工商业繁荣时代。本书以编年体方式,记录自1912年至1949年这段历史时期,中国现代工商业的萌芽、发展、辉煌与衰落。透过民国商人在那个复杂动荡年代中的打拼经历,傅国涌为读者呈现了民国企业家的爱国担当、尊重市场发展规律、勇于创新、不懈追求等精神特质。

唯民族大义至上

前不久央视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宜昌保卫战》,曾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这样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在被誉为中国“敦克尔克大撤退”的战略西迁的历史紧要关头,“船运大王”卢作孚挺身而出,调集民生公司的全部运力,不计得失,在短短40天内,完成了急需转运的7万吨战略等其他重要物资,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民族工业积攒了最为宝贵的力量。

一副铁肩担大义。除了投身船运事业,并为抗战立下汗马功劳,卢作孚在苦心经营民生公司同时,还大力支持教育事业,如在老家泸州等地进行了新教育试验,在成都创办了通俗教育馆,此外他还积极投身乡村改造,在重庆创办了与“南通模式”相媲美的北碚实验区。

卢作孚不过是民国商人群体中的沧海一粟。像张謇开创的“南通模式”享誉全国,卢作孚的乡村改造就深受其影响;曾留学日本并考察多国化学工业的范旭东亦立志“科学救国”、“工业救国”。“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多次要求与永利合营,范旭东均严词拒绝,同样坚决拒绝与日本人合作的还有银行家资耀华、都锦生等;味精大王吴蕴初曾斥资9万银圆订购了一架德国战斗机,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陈嘉庚亲手创办了厦门大学,晚年经营困难变卖房产也要坚持支持教育事业……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用“市场中看不见的手”理论为资本主义解开了道德枷锁,但这并不表明企业家就可以无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至少在民国大部分商人眼中,国家与民族利益始终神圣不可侵犯,只有在这一前提下,商人的存在才显得更有价值,这也是民国商人不惜倾家荡产的真正原因所在。

唯服务二字至极

现在提起“服务”二字,许多人对这个熟悉得滥透的词汇或许有些麻木。不过,即便在这个道理稀松寻常的今天,“服务”口号虽然喊得振聋发聩,但实际上脸难看、门难进、事难办的现象在一些行业仍旧层出不穷,尤以垄断企业为甚。

民国商人对“服务”二字的认知理解一开始就表现得极其深刻。有着“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中国的摩根”之称的陈光甫,首创了“一元即可开户”先例,同时还要求员工,“凡私人所有的工业、金融机关、大企业等等,请牢牢记着‘我是来服务的’这句话”。永安公司的郭乐则不断告诫员工:“得罪了一个顾客,就等于赶走了10个顾客;接待好一个顾客,等于拉来10个、100个顾客。”名闻遐迩的“康克令小姐”便是永安公司的杰作。为推销美国金笔Conklin(中文音译为康克令),永安公司“雇用年轻、漂亮而且懂一点英语的上海小姐站柜促销,其中一位小姐不仅相貌漂亮,而且温文尔雅、服务热情,不少文人闻风而来,报纸上都做了报道,大家干脆称她为‘康克令小姐’,以后上海人习惯把女店员统称为‘康克令小姐’就是因此”。

“康克令小姐”现象的出现,无疑是近代商业服务水平重大提升的标志。民国商人看重“服务”二字,这本身是市场经济规则作用的真实体现,也意味着消费者真正被摆上应有的被尊重位置。几乎无一例外,民国企业自诞生起就要面临早已完成市场布局的外企的打压,而服务显然是民族企业拉近与消费者距离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我们也可以理解,现今一些企业之所以视“服务”二字为戏言,这或许正是市场竞争乏力的真实写照。

唯学习创新至本

与其说民国是个变革的时代,不如说是一个秩序异常混乱的时代。一方面政权更迭频繁,战事不断,政府效率低下,腐败丛生;另一方面,外国列强虎视眈眈,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侵略造成巨大伤害和损失。

与此同时,一些外国公司也穷尽手段,明里暗里强力打压中国民族工业。面对如此困境,民国商人如同一颗颗顽强的种子,只要有一滴雨水,就能坚韧地破土而出。

在1914年至1921年历史上鲜有的“黄金时代”,民国企业家经历了几乎办什么火什么的辉煌年代。然而,随着一战落幕,国外企业携带丰富资金和优越技术的涌入,民国企业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

郭氏兄弟的永安公司为了开拓新市场,曾发起“价格战”,“宁愿一开始不考虑赢利,只要做到与成本不甚相远”。而在1916年,27岁的张公权为了捍卫银行信用,坚拒段祺瑞政府的停兑令,并成功应对挤兑潮,因此深受中国金融界的敬重。无论是郭氏兄弟还是张公权,他们的做法在国外司空见惯,但他们率先学习并在国内大胆付诸实践,殊为不易。事实也表明,虽然文化相异,但市场规律大体相同,尊重规律者更易赢得回报。

提高产品竞争力,离不开学习和创新。在民国企业家群体中,像聂云台、穆藕初、范旭东等均有留学背景,相较于本土企业家从传统作坊摸着石头过河,“海龟”则接触到了国外的先进企业管理知识,并积极引入国内。曾把泰勒的《科学管理法原理》翻译成中文的穆藕初,虽然在自己创办的德大纱厂推行科学管理法受阻,但此法被荣氏家族应用后居然大获成功,这也开启了根深蒂固的“工头制”退出历史舞台的序幕。

然而,历史何曾相似,“工头制”这一落后机制在近百年前曾被民国商人努力废弃,却仍旧在21世纪的建筑行业“大放光芒”,这或许是本书留给读者的最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