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山村耕造
翻译：童晋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时间：2016年5月
定价：59元
□禾刀
曾被聘为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美国国务院、美国财政部和美国商务部特约顾问的山村耕造开篇就和盘托出自己的忧虑：“今天，我们这些生活在富裕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的许多人越来越感到担忧：我们的经济长期停滞、毫无活力；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巨大差距造成越来越明显且严重的后果；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其实，这些担忧既体现在政治选举所关注的首要问题中，也常见于大众传媒新闻报道的各类标题中。”山村耕造认为，资本主义的普遍过剩应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多数民众达到了消费的饱和状态”。为此，发达国家亟须新的系统性变革。
过剩，并非资本主义独立寒秋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上世纪8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便步入过剩时代，那为什么世界经济在2008年前并没有出现严重的危机呢？
实际上，发达国家当年所面临的经济过剩，并非全球经济的过剩，原因在于，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比如后来深陷金融危机的“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发展，为发达国家的过剩找到了新的消纳场所。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更值一提，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打开改革开放大门，发达国家的过剩商品如开闸潮水，迅速涌向商品曾高度稀缺的中国。
适度的过剩有利于竞争和创新，但如果过剩超越一定界限后，过剩必然成为经济增长的累赘甚至是绊脚石。发达国家并非看不到这一点，他们几乎采取了同样的举措，即“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那种‘小政府’、低税率、减少经济干预的理念及其理论基础——供给学派经济学。它主张通过削减税收以增加投入，从而激发经济活力”。
“从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直至2014年底，美国、日本、英国以及欧盟其他成员国的中央银行总计向市场注入6万亿美元的流动性资金”。值得指出的是，印钞乃至加速印钞，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无法戒除的毒瘾，进一步，“货币海啸”席卷全球经济。表面上看，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为企业降低融资压力减轻负担，实际上无益于过剩现象的纾解，甚至可能误导企业进一步扩大生产，试图通过成本优势挤压对手。当政策成本成为企业竞相比拼的砝码时，竞争其实已经陷入融资成本比拼的死循环。
最近，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Donald Trump)宣称美国可以通过印钞计划来避免违约”。理论上讲，这样做当然可以避免违约，但毫无节制地印钞，必然令当前病入入膏肓的过剩形势雪上加霜。如果全球深陷大衰退，作为全球首位经济大国的美国怎会独善其身？
变革，英美两国华丽转身
在解决过剩问题上，山村耕造提供了两个“成功”的案例样本：19世纪中叶的英国和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
“19世纪中叶，英国成为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号称‘世界工厂’。其生铁产量1848年为200万吨，1870年时已增长到600万吨，占全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光鲜外表背后是危机重重：贫困人口增加、经济日益低效、两极分化严重，特别是财政愈加困难，“财政问题同1788年的法国非常相似，当时法国已陷入破产，次年法国大革命爆发”。
英国的变革，首要在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从而“极大地改善了社会最贫穷人群的生活条件”。19世纪30－70年代，英国相继修订或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如限制雇佣18岁以下的童工，加强了执法者对纺织行业的督察权，要求矿业及其他类型的工厂加强安全、保障员工健康等。与此同时，英国还加大了政治改革力度，中下阶层因此获得了过去从未获得过的多项权利。
不难看出，英国的变革主要是为中下阶层“减负”和“扩权”，借助政策力量培育社会中等阶层，从而实现经济的改善与增长。
美国的变革，主要表现在“罗斯福新政”。“新政”向来被一些人视为“凯恩斯主义”的成功例证。上世纪20－30年代，身陷大萧条的美国亟待找到一条重振经济的出路。罗斯福接手焦头烂额的胡佛后，对金融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掀起了公共项目建设热潮，当然，罗斯福最得人心的改革还是劳工福利。
不过，学界对此存有较多争议。罗斯福的政治和劳工福利变革贡献毋庸置疑，争议主要集中于“新政”是否为美国走出大萧条的决定性动力。一些学者看来，人们因罗斯福的政治贡献而夸大了他的经济贡献。美国之所以能够走出大萧条，理应“归功于”“二战”——在欧洲经济普遍遭受战争重创之时，美国商品得以实现全球化倾销，这才是美国经济走出低谷之根本所在。
当然，争议不能抹杀罗斯福在摆脱美国经济大萧条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从英美两国的两次系统性变革来看，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的规律：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方面，两国变革主要采取削弱权贵阶层的既得利益，培育更多中等阶层，从而缩小贫富差距。
出路，系统性变革时不我待
立足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现实困境，在揭示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难题时，提出“系统性变革”的纾难解困之道，这才是山村耕造的良苦用心。
山村耕造“从历史看未来”，充分借鉴了英美两国的两次系统性变革，绞尽脑汁开出了自己的“药方”：从政治高度着手，赋予中下阶层更多权利；从税收角度入手，加大对权贵阶层的征税幅度；从公共投资方面着手，加大公共设施建设力度……仔细揣摩不难看出，山村耕造的这些“药方”并没有超出英美两国的历史做法，尽管时过境迁，世界格局特别是经济发展早就翻天覆地。
山村耕造也提到，历史发展到今天，不再单单是经济的问题，还有环境的问题。长久以来，人们对环境友好如何融入经济发展并没有更好的办法。人类社会几次装模作样的会议，最后均是在雷声大雨点小之中黯然落幕。山村耕造提出了这个问题，不知是否因为篇幅原因，在具体建议上却鲜有涉及。
世界要发展，人类文明当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唯一动力。虽然今天人类远较历史任何时期更发达，但相较于漫长的宇宙时空，人类面前还面临着难以计量的曲折道路。这也意味，今天我们面临的过剩问题，到底仅仅是因为经济发展中不可回避的规律，还是源于人性深处的贪婪，这很值得我们深思。
着眼当下的过剩现象，系统性变革当然是必要的，而且时不我待。就怎么变，山村耕造抛出了自己的观点，剩下来的，需要更多经济学家积极加入到这场大讨论中来。当然，关于这样的讨论，到底是仅仅局限于少数几个发达国家的经济过剩危机处理，还是着眼于全球经济的系统性变革，这倒是一个颇值探讨的话题。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英国“脱欧”可以令全球经济一夜开启震动模式的时代，大多数国家经济早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变革都不可能置身世外，反倒可能牵一发而动全球这个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