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钧的“盗茶”之旅

作者：（美）萨拉·罗斯

翻译：孟驰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时间：2015年10月

定价：52元

□禾刀

1848年9月，在运河上一艘划往上海的平底船上，一位扎着假长辫子乔装成中国乡下人的英国人站在船头……这是罗伯特·福钧第二次来到中国，上一次他从中国带走了牡丹等“100多种西方人没见过的植物”，并以一本《华北各省三年漫游记》而“享誉”英伦三岛。植物猎手的成功经历，终为福钧赢得了一份前往中国盗取茶种及制茶技术、年薪500英镑的差使。

时间回溯到1839年2月12日，“就在林则徐前往广东禁烟的路上，英国阿萨姆茶叶公司成立了”。19世纪的英国，喝茶已经成为贵族的重要生活方式，茶叶贸易还为英国提供了10%的财政收入。因为担心中国最终从印度“盗取”鸦片种植技术，实现“国产化”，英国人抢在历史的前面，开始谋划从中国盗取茶树及生产技术。肩负盗茶使命前往中国的福钧，不过是东印度公司历史布局中的一枚棋子。

萨拉·罗斯写作本书，主要建立在福钧个人日记即《两访中国茶乡》基础之上。尽管罗斯用“茶叶大盗”来界定福钧的盗茶之举，可一旦涉及具体细节，还是难免被福钧的叙述思维所左右——在福钧眼里，这趟中国之旅危机四伏、凶险时刻相伴，身家性命常系于旦夕之间。

按照福钧的说法，当时“中国人对欧洲人很敌视”，“如果被清王朝的卫士发现，他必死无疑”。不过，福钧的“易容术”确实算不上高超。尽管他穿起了长袍，像中国人那样“留”着长辫子，甚至模仿中国人的陋习，将喝剩的茶水随手倒在地板上，但一上路，他还是很容易引起周边人包括乡民的注意。除了难以彻底掩饰的外表，作为一名深入中国腹地的外国人，福钧还面临着另一个更大的致命缺陷，即他鹦鹉学舌勉强掌握的那点可怜中文，稍一开腔便漏洞百出。

按照罗斯叙述，福钧有两次经历异常危险。在前往黄山的船上，两个中国佣人声称有人报官，不过最终什么也没发生。另一次是突然遇到了海盗。然而，那些原本不可一世的海盗，遇到这位高鼻子洋人时，却一走了之。从现有的文字中，我们无法判断当地官员到底是否知道这位洋人来过。从文字表述来看，包括与福钧最“亲近”的几位中国佣人，也未必尽知福钧的真正目的。

依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并不排除清朝因为重视茶叶种植制订过一些茶叶保护政策，但国弱民穷，尤其是饱受第一次鸦片战争屈辱之后，人心涣散，制度能否得到有效落实很成疑问，不然就不会有后来的太平天国运动。福钧一再强调中国对茶叶种植和生产技术的保护如何严苛，然而一路上他并无阻挠，不仅成功深入到中国最好的产茶区，还走进了最好的茶叶制作作坊，并发现中国茶工用普鲁士蓝和石膏套色“保鲜”的内幕。当他带着8名中国茶工从上海登船前往印度时，除了即将告别家人的茶工露出依依不舍的伤感表情外，也看不出官府介入迹象。不过，福钧对于中国人的这种伤感告别方式的最大感受是“非常滑稽”。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这8位“应聘的制茶师都预先领到2个月的薪水”，但这些钱“等同于他们那3个月印度行程中的‘餐补’”。

福钧唯一一次因中国人有所触景生情的是，当他完成东印度公司交给的盗茶使命后，不得不离开那些他从中国带来的茶工时，心情陡然变得“沉重”和“难过”起来，但不是因为舍不得这些中国茶工，而是觉得这一别，“似乎是告别了自己在中国的全部旧日足迹，把自己过去3年奋斗的回忆一并留在了印度”。

福钧的盗茶之举，直接催生了印度及斯里兰卡兴旺发达至今的红茶产业。此起的结果是彼伏，“福钧窃走中国商业机密后不到20年，茶叶贸易的重心就从中国转移到了英国的版图内”。时至今日，印度依然是仅次于中国的全球产茶大国，这还不谈那些从印度再度传出的茶叶种植国，对国际茶叶市场的大举蚕食。

在《两访中国茶乡》一书中，福钧对自己的经历涂脂抹粉胡乱吹嘘这并不难理解，毕竟这是抬高其身价、跻身上层社会的有效砝码。然而，本书前面所辑今天英国媒体的评价，依然充斥着大量“冒险”、“传奇”等暧昧字眼……福钧俨然成了一位为人牢记的历史英雄。

倒是觉得，福钧盗茶之举与八国联军的烧杀抢掠没什么不同，二者都曾大肆非法攫取中国人的资源，只不过八国联军携带的火炮火枪更能刺激人们的功能感观，福钧则以鸡鸣狗盗之术欺骗中国人的感情，形式上没有那般直接激烈。福钧所留文字中却曾偶尔流露过一些不安情绪，但这种象征性的心理谴责，早淹没于他不停鄙薄中国人的文字之中，很难说这不是福钧为自己的强盗行径镶上的一块道德金砖。

古往今来，没有强盗会发自肺腑地同情那些被他们偷盗的对象，否则世界上便不会有强盗。事实上，无论强盗如何渲染偷盗经历的凶险，均无法掩饰“鳄鱼眼泪”的虚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