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警惕暴力的“心魔”
发布时间：2015-10-23 09:52:11 作者：禾刀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作者：（美）斯蒂芬·平克
翻译：安雯
出版：三辉图书 / 中信出版社
时间：2015年7月
定价：128元
□禾刀
与历史相比，我们今天的生活是更加暴力还是更加和平？
面对这一世界性和历史性的话题，往往众说纷纭，著名实验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和科普作家、本书作者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残酷和暴力更少，更加和平”。
本书中，平克整合了历史学、人类学、社会生物学、演化心理学、法律制度、经济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等多个学科，融合了日常统计数据和社会科学定量研究方法，提供了大量数据，绘制了各类图表，勾勒出人类历史中暴力逐步减少的发展路线图。本书书名来源于林肯——第一任总统就职演讲时，林肯曾用“善良天使”一词形容人性中会促进合作和和平的部分，在平克看来，这正是暴力减少的重要内动力之一。
暴力越来越不像“暴力”
所谓暴力，就是“旨在造成损坏或伤害的实际行为”。平克关注的暴力主要是对待知觉生物的暴力行为，即谋杀、袭击、强暴、抢劫和绑架，施暴者包括个人、群体和组织。组织暴力涵盖了战争、种族灭绝、刑罚与死刑以及人为造成的饥荒。
平克提出人类有史以来有六个暴力减少趋势。一是大约5000年前，人类从无政府状态开始向第一个具有城市和政府的农耕文明过渡，暴力死亡下降到原来的1／5；二是从中世纪晚期到20世纪，欧洲国家的凶杀率下降了90%～98%；三是17和18世纪的“理性时代”和“欧洲启蒙运动”，第一次出现了有组织的社会运动，从而推动了废除那些已被社会接受的暴力形式，系统地形成了和平主义的第一个高潮；四是“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超级大国和发达国家之间停止了彼此之间的战争；五是自1989年冷战结束后，各种武力冲突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在下降；六是从1950年代后期至今，随着接连不断的运动，民权、女权、儿童权利、同性恋者权利和动物权利等人权概念不断延伸。
在许多人的脑海里，20世纪堪称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全世界7000万人死亡。不过，平克指出，“部落间战事的死亡率比20世纪的战争和大屠杀要高出9倍”。如果以1945年的人口总数为基数换算，历史上死亡最多的战争要数发生在8世纪的安史之乱，死亡人数相当于4.29亿。其次是13世纪的蒙古人征服，死亡2.78亿人。死亡率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还有中东奴隶贸易、明朝灭亡、罗马衰亡、帖木儿征服中亚、屠杀北美印第安人、大西洋奴隶贸易等。人们之所以对20世纪最为刻骨铭心，既因“二战”离今天更近，也因20世纪的战争死亡绝对人数较多，同时鲜有人会以平克这样的方式换算对比。
行为表现上，暴力“烈度”也呈递减之势。从国家角度看，合法的暴力现象虽然至今依在，但作为国家合法暴力的战争，像历史上那样大量杀俘虐俘现象已大为减少。另一国家合法暴力刑罚，历史上的诸多酷刑已被许多国家禁止，死刑也被纷纷取缔。与此同时，人类对暴力现象的关注，正在向动物方向转移，虽然宰杀动物以满足人类生存需求依然合乎道德，但许多国家无法接受18世纪法国人的屠猫惨相。去年2月份，法国一名24岁男子因多次发布虐猫视频，还曾被法院判处一年监禁。
暴力数量与频率的减少，直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甚至演化为象征友好的礼仪文化。曾被西方人视为“勇敢”的决斗早就送进了历史故纸堆。而历史上的战争礼仪握手，今天则看不到一丝战争的阴森气息。
暴力下降的“神经中枢”
既然平克认为暴力呈下降趋势，问题自然而来：暴力因何而来，又因何下降，促使暴力下降的“神经中枢”又会是什么？
暴力产生成因复杂，平克通过梳理比较得出导致暴力有“五个心魔”：捕食或工具性暴力、支配欲、复仇心、虐待狂和意识形态。不难看出，在“五个心魔”中，前四个偏向个体，意识形态则主要表现在集体。到底是个体还是集体的暴力危害程度更大，很难单纯地下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人性深处隐藏的善与恶，极可能是左右暴力的源头之一。至于这种善与恶最终走向，往往又取决于现实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平克认为，当善的力量占据上风，哪怕只是超出一点点，也极可能对恶起到有效的遏制作用。
不过，平克的这一说法对“公地悲剧”现象似乎缺乏足够说服力。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这样的现象，当一些伤害正在发生时，许多路过者和旁观者心底并非没有善念，但出于“少管闲事”的避害心理，并没有阻止暴力行为的发生。从这一层面看，善与恶对峙的结果，不仅仅取决于心底的善念的多寡，还有赖于最终反映出来的行为，要不怎么会有“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平克将人类心底善念的“星星之火”归结为“四位善良天使”，即移情，特别是同情意义上的移情；对利弊预判后形成的自制；千百年来形成的道德感；超脱有限视角的理性。这倒不是说人之初性本善，人类得以走上善念逐渐发扬光大的光明大道，关键在于“五种历史力量”的作用，一是垄断暴力现象的国家的出现，二是商业的逐步繁荣，三是女性化现象的加强，四是世界主义力量，五是理性的滚梯。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平克所总结的这“五种历史力量”兴许还可发现，这些力量总体上又呈现出这样的趋势，即个体力量逐渐纳入机制，私权特别是处于传统权利低谷的群体地位得到提升。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指出，全球化正在冲破重重障碍，让世界变得更“平”。某种意义上，暴力现象的递减，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人类各种权利变“平”的趋势。比如黑人、妇女、儿童、少数族裔等权利地位的提升，大大中和了滋生暴力的土壤。当然，这种“平权”现象与原始社会的“平均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前者体现在权利平等，既包括话语权、建议权和分享权，后者仅偏重于机械式的利益分享。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尽管有启蒙运动和人道主义等因素推动了文明的进程，尽管人性“骨子里”并不乏善良的种子，但暴力的减少并非因纯粹的道德力量提升，而是体现在各阶层权利地位日趋平等。我们也许可以说，均衡种种权利的努力实际就是在减少暴力。
未来暴力的诱因
作为一部专注于暴力现象的著作，对未来暴力现象的探究，自然是无法绕开的话题。
平克用数据方式分析了暴力减少的历史趋势，但历史只能表明过去，未来并不是对历史趋势的重复。事实上，现阶段孕育暴力的因子仍然不少。随着“冷战”的终结，超级大国间的核威慑表面上不复存在，但是核扩散风险依然如故。一些小国弱国图谋“核国家”地位，并以此作为抗衡大国的“杀手锏”。平克乐观地认为，核发展并不足以构成暴力回潮的因素，因为历史上曾只有一个核大国，但核武器真正投入战争仅有一次。历史当然没有错，但除了“冷战”，历史上有核国家对无核国家的恫吓却是实实在在出现过且不只一次。只要核武器依然存在，我们有什么理由将核暴力诱因清零呢？
除了不断发展的高科技武器，恐怖行为可能是人们最为关注的暴力因素。平克认为，恐怖手段没有一次真正达到目的，至少目前看，这一结论并未倒逼恐怖主义停止恐怖行动。
还有，平克认为商业的发展，是导致暴力下降的“五种历史力量”之一。商业确实为社会带来了繁荣也带来了和平，但前不久发生的天津港爆炸事故表明，如果管理不善，发展同样可以成为暴力的种子，哪怕主观上我们并不希望这样。
并非对未来过于悲观，而是我们必须对暴力的蛛丝马迹倍加警惕，稍有松懈，暴力就可能导致“血的教训”。况且，在资讯发达时代，一起暴力事件对一个人和十个人的负面影响没什么不同。换言之，唯有时刻警惕暴力的“心魔”，肉体和精神上的暴力伤害才可幸免。
作者：（美）斯蒂芬·平克
翻译：安雯
出版：三辉图书 / 中信出版社
时间：2015年7月
定价：128元
□禾刀
与历史相比，我们今天的生活是更加暴力还是更加和平？
面对这一世界性和历史性的话题，往往众说纷纭，著名实验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和科普作家、本书作者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残酷和暴力更少，更加和平”。
本书中，平克整合了历史学、人类学、社会生物学、演化心理学、法律制度、经济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等多个学科，融合了日常统计数据和社会科学定量研究方法，提供了大量数据，绘制了各类图表，勾勒出人类历史中暴力逐步减少的发展路线图。本书书名来源于林肯——第一任总统就职演讲时，林肯曾用“善良天使”一词形容人性中会促进合作和和平的部分，在平克看来，这正是暴力减少的重要内动力之一。
暴力越来越不像“暴力”
所谓暴力，就是“旨在造成损坏或伤害的实际行为”。平克关注的暴力主要是对待知觉生物的暴力行为，即谋杀、袭击、强暴、抢劫和绑架，施暴者包括个人、群体和组织。组织暴力涵盖了战争、种族灭绝、刑罚与死刑以及人为造成的饥荒。
平克提出人类有史以来有六个暴力减少趋势。一是大约5000年前，人类从无政府状态开始向第一个具有城市和政府的农耕文明过渡，暴力死亡下降到原来的1／5；二是从中世纪晚期到20世纪，欧洲国家的凶杀率下降了90%～98%；三是17和18世纪的“理性时代”和“欧洲启蒙运动”，第一次出现了有组织的社会运动，从而推动了废除那些已被社会接受的暴力形式，系统地形成了和平主义的第一个高潮；四是“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超级大国和发达国家之间停止了彼此之间的战争；五是自1989年冷战结束后，各种武力冲突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在下降；六是从1950年代后期至今，随着接连不断的运动，民权、女权、儿童权利、同性恋者权利和动物权利等人权概念不断延伸。
在许多人的脑海里，20世纪堪称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全世界7000万人死亡。不过，平克指出，“部落间战事的死亡率比20世纪的战争和大屠杀要高出9倍”。如果以1945年的人口总数为基数换算，历史上死亡最多的战争要数发生在8世纪的安史之乱，死亡人数相当于4.29亿。其次是13世纪的蒙古人征服，死亡2.78亿人。死亡率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还有中东奴隶贸易、明朝灭亡、罗马衰亡、帖木儿征服中亚、屠杀北美印第安人、大西洋奴隶贸易等。人们之所以对20世纪最为刻骨铭心，既因“二战”离今天更近，也因20世纪的战争死亡绝对人数较多，同时鲜有人会以平克这样的方式换算对比。
行为表现上，暴力“烈度”也呈递减之势。从国家角度看，合法的暴力现象虽然至今依在，但作为国家合法暴力的战争，像历史上那样大量杀俘虐俘现象已大为减少。另一国家合法暴力刑罚，历史上的诸多酷刑已被许多国家禁止，死刑也被纷纷取缔。与此同时，人类对暴力现象的关注，正在向动物方向转移，虽然宰杀动物以满足人类生存需求依然合乎道德，但许多国家无法接受18世纪法国人的屠猫惨相。去年2月份，法国一名24岁男子因多次发布虐猫视频，还曾被法院判处一年监禁。
暴力数量与频率的减少，直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甚至演化为象征友好的礼仪文化。曾被西方人视为“勇敢”的决斗早就送进了历史故纸堆。而历史上的战争礼仪握手，今天则看不到一丝战争的阴森气息。
暴力下降的“神经中枢”
既然平克认为暴力呈下降趋势，问题自然而来：暴力因何而来，又因何下降，促使暴力下降的“神经中枢”又会是什么？
暴力产生成因复杂，平克通过梳理比较得出导致暴力有“五个心魔”：捕食或工具性暴力、支配欲、复仇心、虐待狂和意识形态。不难看出，在“五个心魔”中，前四个偏向个体，意识形态则主要表现在集体。到底是个体还是集体的暴力危害程度更大，很难单纯地下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人性深处隐藏的善与恶，极可能是左右暴力的源头之一。至于这种善与恶最终走向，往往又取决于现实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平克认为，当善的力量占据上风，哪怕只是超出一点点，也极可能对恶起到有效的遏制作用。
不过，平克的这一说法对“公地悲剧”现象似乎缺乏足够说服力。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这样的现象，当一些伤害正在发生时，许多路过者和旁观者心底并非没有善念，但出于“少管闲事”的避害心理，并没有阻止暴力行为的发生。从这一层面看，善与恶对峙的结果，不仅仅取决于心底的善念的多寡，还有赖于最终反映出来的行为，要不怎么会有“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平克将人类心底善念的“星星之火”归结为“四位善良天使”，即移情，特别是同情意义上的移情；对利弊预判后形成的自制；千百年来形成的道德感；超脱有限视角的理性。这倒不是说人之初性本善，人类得以走上善念逐渐发扬光大的光明大道，关键在于“五种历史力量”的作用，一是垄断暴力现象的国家的出现，二是商业的逐步繁荣，三是女性化现象的加强，四是世界主义力量，五是理性的滚梯。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平克所总结的这“五种历史力量”兴许还可发现，这些力量总体上又呈现出这样的趋势，即个体力量逐渐纳入机制，私权特别是处于传统权利低谷的群体地位得到提升。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指出，全球化正在冲破重重障碍，让世界变得更“平”。某种意义上，暴力现象的递减，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人类各种权利变“平”的趋势。比如黑人、妇女、儿童、少数族裔等权利地位的提升，大大中和了滋生暴力的土壤。当然，这种“平权”现象与原始社会的“平均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前者体现在权利平等，既包括话语权、建议权和分享权，后者仅偏重于机械式的利益分享。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尽管有启蒙运动和人道主义等因素推动了文明的进程，尽管人性“骨子里”并不乏善良的种子，但暴力的减少并非因纯粹的道德力量提升，而是体现在各阶层权利地位日趋平等。我们也许可以说，均衡种种权利的努力实际就是在减少暴力。
未来暴力的诱因
作为一部专注于暴力现象的著作，对未来暴力现象的探究，自然是无法绕开的话题。
平克用数据方式分析了暴力减少的历史趋势，但历史只能表明过去，未来并不是对历史趋势的重复。事实上，现阶段孕育暴力的因子仍然不少。随着“冷战”的终结，超级大国间的核威慑表面上不复存在，但是核扩散风险依然如故。一些小国弱国图谋“核国家”地位，并以此作为抗衡大国的“杀手锏”。平克乐观地认为，核发展并不足以构成暴力回潮的因素，因为历史上曾只有一个核大国，但核武器真正投入战争仅有一次。历史当然没有错，但除了“冷战”，历史上有核国家对无核国家的恫吓却是实实在在出现过且不只一次。只要核武器依然存在，我们有什么理由将核暴力诱因清零呢？
除了不断发展的高科技武器，恐怖行为可能是人们最为关注的暴力因素。平克认为，恐怖手段没有一次真正达到目的，至少目前看，这一结论并未倒逼恐怖主义停止恐怖行动。
还有，平克认为商业的发展，是导致暴力下降的“五种历史力量”之一。商业确实为社会带来了繁荣也带来了和平，但前不久发生的天津港爆炸事故表明，如果管理不善，发展同样可以成为暴力的种子，哪怕主观上我们并不希望这样。
并非对未来过于悲观，而是我们必须对暴力的蛛丝马迹倍加警惕，稍有松懈，暴力就可能导致“血的教训”。况且，在资讯发达时代，一起暴力事件对一个人和十个人的负面影响没什么不同。换言之，唯有时刻警惕暴力的“心魔”，肉体和精神上的暴力伤害才可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