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景澐：拓荒者
发布时间：2015-07-17 10:30:43 作者：陈国庆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与新中国同生共长。这艘大船于1949年10月20日在北京启航，胡景澐先生是这艘大船的领航者。尽管胡景澐留给后人的史料文字非常少，但作为人保第一任总经理，其做出的突出功绩和其历史地位，将使他永载史册，令后人深切缅怀。笔者走访了中国人民银行旧址博物馆、胡景澐先生的儿女及人民银行、人民保险公司的部分老同志，挖掘更多的历史细节，力图呈现一个更真实、更清晰和更饱满的领航者形象。
战火中淬炼
1909年10月13日，胡景澐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南胡家堡村。父亲名叫胡理治，从军。胡景澐3岁那年，父亲因把守娘子关失守，被阎锡山追责，斩首示众。胡景澐7岁入小学读书。14岁时生活所迫的胡景澐去了太谷一家票号当学徒挣钱糊口。
胡景澐
民国十一年（1922年），太谷农工银行在县城内西大街成立。民国十二年正式开业，首任大掌柜胡世泽，行中主要管理人员皆是票庄出身，所以人员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好多银行都不敢小看太谷农工银行，包括山西省银行。太谷农工银行的票子可以在包括太原县的晋中平川各县流通，而且控制各县市场。因为当时通信不发达，交通不方便，市场信息只能靠信鸽完成。太谷农工银行行员不仅素质高、能力强而且喜欢练功习武，他们都练形意拳。所以，太谷农工银行一般不动用镖局，短途押运、看家护院不求外人。太谷农工银行有个伙计不多说话、钻研业务、掌柜伙计们都喜欢他。他就是胡景澐，一般店员叫他二师兄。二师兄不仅勤快能干，而且待人很谦和。有一天晚上他突然提出辞职不干，掌柜再三挽留又怕耽误小伙计的前程只好忍痛割爱。
1928年，胡景澐考上山西银行专科学校，学习三年后于1931年毕业，毕业后在太原晋恒造纸厂、西北造纸厂、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监察会等处从事会计、审计工作。1937年8月，胡景澐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参加八路军，投身革命队伍。由于在游击干部培训班的突出表现，先后任太谷县八路军游击队三大队副队长、支队参谋、太行纵队司令部合作社社长。1938年1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转任太行纵队司令部太行合作总社四科副科长、社长。
1939年秋，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晋冀边区政府组建自己的金融机构----冀南银行，胡景澐因其所学的金融银行方面的知识，被调往冀南银行工作。冀南银行职工待遇与军队一样，实行供给制。每月发几元津贴作零用钱，吃的是小米、高粱和黑豆；穿的是一样的军服，分不出领导和普通职工。日寇残酷的扫荡和封锁，使根据地的物质极其匮乏。粮食每人每天为八两多，菜金每人每天为三分钱（包括三钱油、三钱盐）。大家基本上是勒紧裤带工作的，杨柳树叶、猪毛草、榆树皮、灰灰菜都是充饥的食品。没有水大家就一星期洗一次脸，有时甚至是几个人共用一盆水。床铺没有垫褥，就用谷草或废纸。因为被子短，个儿稍高的同志盖住了脚露出了肩，盖住了肩露出了脚，睡觉时只好缩作一团。大家开玩笑说，冀南银行的“团长”真多。在这样的艰苦生活中，冀南银行里没有悲观失望，而是处处洋溢着团结友爱和乐观自信，表现出极其坚定的革命意志。最困难时，各机关的伙食连吃糠咽菜都不能保证了，就开荒种地。边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全区开展了军民大生产运动。银行也迅速动员起来，由胡景沄副行长亲自率领一支开荒队进驻到偏县圪垃铺村，以种植马铃薯为主的战役在坡地上打响了。各个班组展开热烈的挑战和竞赛。许多同志在清晨冒着寒露，唱着革命歌曲上山开荒，等到太阳爬上山尖，才听到开早饭的哨音。一顿香甜的玉米高粱加菜叶糊糊，大家喝得“呼呼有声”。
1940年，胡景澐写了《一年来之冀南银行》的文章。现收录入在《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中册）》，文中介绍了冀南银行产生的意义及经过，对冀南银行一年来的工作进行了概述和检讨，对未来发展提出了展望。
1942年，日本侵略者对太行山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实行残酷的令人发指的“三光”政策。由于叛徒的泄密，冀南银行所在地被包围。在战斗中，胡景澐和另一位同志被打散，与大部队失联。胡景澐将随身携带的重要文件埋藏好，扶着受伤的同志艰难前行。后不幸被日军俘虏，关押在山东德州监狱。由于胡景澐坚持咬定自己是一个棉花商人。后经过多方努力营救，终于获释出狱，辗转回到八路军总部左权县。
为了革命事业，胡景澐和妻子舍小家为大家。1938年大孩子胡晋光出生，仅一个月，由于斗争形势所迫，被放在老百姓家中代管抚养。1944年，6岁的胡晋光才被找回。在左权县第一次见到了父亲。
解放战争期间，胡景澐先后任冀南银行行长、太行工商总局局长、晋冀鲁豫中央财经办事处金融处处长。1946年，为了更好地适应形势发展及加强对敌斗争，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指示胡景澐化名胡竹轩筹建民营性质的瑞华银行，6月11日，瑞华银行在邯郸成立。1948年7月22日晋察冀边区银行与冀南银行在平山县城南关奉命合并，改称华北银行。南汉宸任总经理、原冀南银行经理胡景云和晋察冀边区银行经理关学文任副经理。随后又与北海银行、晋西北农民银行、陕甘宁边区银行等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
在今天的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55号，有一幢建筑俗称“小灰楼”。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此宣告成立，并发行了新中国第一套人民币，从而掀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货币史上的新篇章。南汉宸担任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胡景澐和关学文任副总经理。胡景澐的儿子胡晋光回忆说：“常听父亲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去‘人民银行办事，必过南胡关’”。那可不是“吃拿卡要”，而是指二楼右手依次是三个人的办公室。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当时的天津解放北路有49家国内外银行，其中12家国内银行总部设在这里，有“旧中国华尔街”之称。为了搞好对天津的金融接管，胡景澐亲自率领中国人民银行特别成立的金融接管处赴天津开展工作。1949年2月，接管工作完成。此时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已迁入北平。2月底，胡景澐回到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1949年10月19日，胡景澐被中央人民政府正式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筹建人民保险
人民保险的诞生可谓是应时而来。自1949年下半年，人民政府相继在平、津、沪等地接管了国民党政府的官僚资本保险机构，将其改组后进行复业试办。对于民营保险公司，则采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保护政策，允许和鼓励其复业，并加强对其整顿和管理。对于外资保险公司，取消其外汇自由汇出等特权，严格管理其业务经营，后来，这些外资保险公司见无利可图，纷纷离开中国。然而，接收过来的官僚保险公司的试办存在许多不足：由于没有集中统一领导，资金和管理分散，又限于地区狭小，资金有限，对大宗物资无力负担保险责任，致使生产缺乏安全保障，也严重影响出口贸易。当时人民政府负责经济事务的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各区领导在了解到上述保险业的现状后，一致认为：为了更好地发挥保险在经济补偿、促进对外贸易、积累财政资金等方面的作用，对全国保险事业的集中领导和统一管理十分必要；而且，在当时各地接收的保险机构基础上，筹设一个全国性的保险公司条件已经成熟。
于是，1949年8月，在陈云主持的上海中央财经会议金融小组会上，通过了设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议案。当时，全国的金融工作都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领导和负责。上海财经会议结束后，人民银行总行领导南汉宸、胡景澐带领原有的储蓄处干部，以及上海调来有一定保险经验的干部开始进行筹备工作。9月21日，财委会主任陈云和副主任薄一波就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事报请中共中央，并获批准。
初步计划将新成立的中国人保交由人民银行总行直接领导，由人总行副行长胡景澐兼任人保公司的首任总经理，人民银行拨付200亿元（旧币，折合新人民币200万元）作为起步资金。后来为了配合企业财产保险，政务院财委会批准人保公司增资为600亿元（折合新人民币600万元），并规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资金，交中国人民银行保本运用之。”险种首先从火险、运输险、兵险做起，试办团体意外险、旅客险、人身保险及农业险。任务是，配合国家恢复经济的中心任务，“保护国家财产，保障生产安全，促进物资交流，安定人民生活，组织社会游资，壮大国家资金”。
在创建人保公司的队伍中，有的是从解放区来的干部和青年学生，也有的是从上海老保险公司出来投奔革命的。公司成立之初运营资金短缺，办公条件相当艰苦，电话是摇把式的。胡景澐总经理办公室的一个皮沙发，还是从美国友邦保险公司接收，从上海托运过来的。公司中有一辆老式卧车，也是从上海运来的。当时人才也严重缺乏。据后来担任人保总经理的秦道夫回忆，“我们到处登报招人，条件是：中学以上文化程度，有保险从业经验，有一技之长。报名的人很多，都拿了毕业证书、工作证明文件来，不少证明文件上还有国民党党徽和青天白日的标记。有的应聘者要求比较高：办公室要单间，每月要几百斤小米。我们觉得条件太高，就没有收留。”
胡晋光讲到一个细节：在筹备人民保险的那段时间，父亲在食堂吃完饭不见回家。他拉着母亲去找。问秘书，秘书直摇头说不知道。后来找到了，原来他吃完饭就地和有关人员谈起工作，一谈什么都忘了。家里提意见不说，食堂管理员也开始提意见，领导不走谁都下不了班。胡景澐听从大家的意见，吃完饭就回家，只是谈话地点挪到家里。串门的人特别多，谈论最多的不外乎两个话题：有人不愿离开银行去保险和保险到底有没有用。父亲听完，迂回着讲道理，讲保险的好处，说保险业大有作为，不断给大家鼓劲，统一思想。胡晋光还记得父亲曾对母亲说，什么困难都不怕，就怕队伍观念转不过来。
人民保险起航
新中国第一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于1949年9月25日至10月6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地点在西郊民巷22号。
10月1日当天所有参会人员合影留念。胡景澐坐在第一排左起第五人的位置，他怀中抱着他的女儿胡豫明。这张“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第一次全国会议摄影”的照片也成了永恒的经典和回忆。
1949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北京正式宣布成立，胡景澐被任命为总经理。
10月20日，天安门广场西南侧西交民巷108号（即现在的22号）院内，一派热闹气象。新中国成立前，近代著名的银行家周作民创办的金城银行和太平保险公司曾在此办公，现在这里成了人保总公司的办公地。参与人保公司早期创建的叶奕德老先生曾经深情地回忆道：“院中一座二层小洋楼，楼前还有花园与楼阁，楼内有大理石柱，全为大楼梯和木地板，窗外有雕花栏杆。初成立时，院门还装饰有庆祝建国的标语，一些参加组建人保公司的同事，在10月1日那天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开国大典，然后步行走过中华门，来到西交民巷的公司办公地址，并在门前合影留念。”
1951年，胡景澐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名义率团访问苏联的银行和苏联国家保险局，他从苏联带回来《苏联国家保险》一书，成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最早的业务辅导教材。他亲自指示将此书尽快翻译为中文，发给职工人手一册，并在全系统做出学习此书的决定。此事给后来成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的秦道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秦道夫说，这本书是他“踏上保险行业大门之后阅读的第一本保险专业书。”
1950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中央财经委系统各部会议，讨论在中国实行强制保险问题。根据苏联实行强制保险的经验，胡景澐在会上作了《实行强制保险的重要意义》的报告。
人民保险公司尽管成立时间短，但依靠各级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业务发展很快，迅速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县都设了机构。当时依照苏联的模式，实行国家保险，实际上是把政策性保险和商业保险合二为一：由政务院颁布法令，对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合作社的财产一律实行强制保险，铁路上也实行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到1952年底，全国国有企业、合作社的财产已全部投保，国家机关财产也大部分投保。在广大农村地区，苏联对牲畜、农作物是实行强制保险的，但考虑到当时我国农村的经济条件，人民保险公司采取了自愿投保的方式。
在那个充满理想与信仰的年代，人保的前辈们凭着一颗颗火热的心，一双双“铁脚板”，无私奉献，勇于拓荒，把保险业务星星点点地办起来。一两百斤小米是一个月的工资，炕头就是办公桌，一双布鞋、一个布包就是办保险的全部家当。就在这种简陋而艰难的条件下，农村保险的星星之火迅速蔓延到全国大地。到1952年底，农业保险收入保费达4800多亿元（旧币）。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国外保险业务，主要是依靠团结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保险公司，加强竞争和承包能力，同时在两利原则下不放弃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业务关系。具体由三部分构成：在反封锁、反禁运斗争中为了保障外贸货物的运输安全开办的进出口物资运输保险业务；为了分散责任、减少外汇支出而进行的国际分保业务；为了吸收外汇在香港和东南亚地区保险分支机构发展的业务。
195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划归财政部领导，总经理由财政部部长吴波兼任。胡景澐先生回到人民银行工作。
上世纪五十年代，胡景澐先生和妻子合影照。
衣带渐宽终不悔
1952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积劳成疾，晕倒在工作岗位上，作为南汉宸的亲密战友，胡景澐立即向国务院报告了这一情况：“南汉宸同志8日上午感觉不适，头晕恶心，会后12时至宿舍猝然晕倒，即送此大医院急诊，经检查是疲劳过度、睡眠不足所致，血压尚为过高，需住院静养一星期，始能恢复工作。此次犯病原因主要由于连日会议较多，近因是昨天参加‘和大’招待会较晚所致。”
邓小平当日批复：“即应停做工作，安全休息”；陈云并致信慰问。此事在当时传为佳话，可见当时革命同志之间的感情之深厚。
1955年夏天，胡景澐与苏联专家普列沙科夫到江苏、浙江等地进行考察。同年胡景澐先生还陆续接待了朝鲜等社会主义代表团，进行了友好的经验交流。
1956年6月，胡景澐到黑龙江考察工作，并在黑龙江集贤县与农垦部部长王震及张林池等人合影留念。
1957年，过于劳累的胡景澐患上严重的肝炎，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经过各项检查后，医院向家属下了病危通知书。但乐观的胡景澐积极配合院方治疗，在一位中医的指导下，坚持服中药。一直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在看望的老同事面前他总是说：“我没事，我不会这么早走的，我要干的事还很多！”。凭着惊人的毅力，不知喝了多少苦似黄连的药，胡景澐战胜了病魔，完全康复。
中国农业银行自1951年7月中国农业合作银行建立开始，经历了四次组建三次撤销的艰难历程。1963年11月16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任命书，正式任命胡景澐为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党组书记。
在农行工作期间，胡景澐为农村金融走上正轨和支持农业经济恢复、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做出巨大的努力，倾注了大量心血。
胡景澐热爱生活，工作之余，还爱上摄影，自己动手拍摄不少好的照片。每天晚上坚持练趟拳健身。
文革期间，胡景澐遭受迫害，曾被强迫去搞银行大楼的厕所卫生。还曾在银行的五七干校劳动，干着最苦最累的活。胡豫明回忆说，有一年去看望劳动中的父亲。父亲还是那样乐观的表情，尽管脸和胸膛晒得黝黑，和农民没有区分，但看起来依然魁魁梧健壮。令她印象深刻的是：父亲端一个大钵碗吃饭，饭量惊人。唯一的问题是他的血压比较高。
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胡景澐被平反昭雪。组织征求他的意见，劝他别回银行，另去一个新单位。胡景澐一口拒绝，坚持回中国人民银行，那里有他一生热爱的事业。重新回到人民银行领导岗位后，胡景澐拼命地工作，起早贪黑，夜以继日。女儿见他如此拼命，劝他注意休息，保重身体。他说：“这么多年损失的太多，我要干的事情太多，要把损失的时光补回来。”
1980年胡景澐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多次会见国外金融界人士，学习借鉴国外的经验。女儿胡豫明回忆说：“有一天，父亲开完会中午回到家。我发现他身上沾有不少土尘，就问他怎么回事？父亲淡淡说，不小心摔了一跤。吃饭中间，父亲手中的筷子不由自主地掉了。我们兄妹这才感觉不对。
“父亲由于长期高血压引发了其他病症。”说到这里，胡豫明哽咽了。停顿了片刻，她接着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银行有造反派曾揪斗过父亲。在拨乱反正父亲恢复职务后，单位的这些人诚惶诚恐，怕父亲给他们小鞋穿。个别人还找到父亲当面道歉。父亲淡淡地说：‘这不是你个人的事，是大环境的问题’。父亲在工作中一视同仁，毫无偏见和歧视。”从这件事上，我们充分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崇高无私和坦荡的胸怀。
1979年11月29日，中国保险学会举行成立大会，胡景澐先生担任会长，并在开幕式上作重要讲话，题目为：《开展保险学术研究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在文中，胡景澐先生对三十年来保险出现的几次大反复进行了反思和总结，发人深省。也从一个侧面见证着他对于保险事业的无比忠诚与热爱。
1982年12月，胡景澐从中国人民银行离职休养。
1995年12月23日，胡景澐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胡景澐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在金融系统工作几十年间，坚决贯彻党和国家的金融方针、政策，以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兢兢业业、开拓进取、埋头苦干。在他身上也体现着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光明磊落和坦荡无私的高尚情怀。他以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勤奋工作的态度，出色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为党和国家的金融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让我们永远铭记这位人民金融事业的开拓者，人民保险事业的领航者。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与新中国同生共长。这艘大船于1949年10月20日在北京启航，胡景澐先生是这艘大船的领航者。尽管胡景澐留给后人的史料文字非常少，但作为人保第一任总经理，其做出的突出功绩和其历史地位，将使他永载史册，令后人深切缅怀。笔者走访了中国人民银行旧址博物馆、胡景澐先生的儿女及人民银行、人民保险公司的部分老同志，挖掘更多的历史细节，力图呈现一个更真实、更清晰和更饱满的领航者形象。
战火中淬炼
1909年10月13日，胡景澐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南胡家堡村。父亲名叫胡理治，从军。胡景澐3岁那年，父亲因把守娘子关失守，被阎锡山追责，斩首示众。胡景澐7岁入小学读书。14岁时生活所迫的胡景澐去了太谷一家票号当学徒挣钱糊口。
胡景澐
民国十一年（1922年），太谷农工银行在县城内西大街成立。民国十二年正式开业，首任大掌柜胡世泽，行中主要管理人员皆是票庄出身，所以人员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好多银行都不敢小看太谷农工银行，包括山西省银行。太谷农工银行的票子可以在包括太原县的晋中平川各县流通，而且控制各县市场。因为当时通信不发达，交通不方便，市场信息只能靠信鸽完成。太谷农工银行行员不仅素质高、能力强而且喜欢练功习武，他们都练形意拳。所以，太谷农工银行一般不动用镖局，短途押运、看家护院不求外人。太谷农工银行有个伙计不多说话、钻研业务、掌柜伙计们都喜欢他。他就是胡景澐，一般店员叫他二师兄。二师兄不仅勤快能干，而且待人很谦和。有一天晚上他突然提出辞职不干，掌柜再三挽留又怕耽误小伙计的前程只好忍痛割爱。
1928年，胡景澐考上山西银行专科学校，学习三年后于1931年毕业，毕业后在太原晋恒造纸厂、西北造纸厂、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监察会等处从事会计、审计工作。1937年8月，胡景澐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参加八路军，投身革命队伍。由于在游击干部培训班的突出表现，先后任太谷县八路军游击队三大队副队长、支队参谋、太行纵队司令部合作社社长。1938年1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转任太行纵队司令部太行合作总社四科副科长、社长。
1939年秋，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晋冀边区政府组建自己的金融机构----冀南银行，胡景澐因其所学的金融银行方面的知识，被调往冀南银行工作。冀南银行职工待遇与军队一样，实行供给制。每月发几元津贴作零用钱，吃的是小米、高粱和黑豆；穿的是一样的军服，分不出领导和普通职工。日寇残酷的扫荡和封锁，使根据地的物质极其匮乏。粮食每人每天为八两多，菜金每人每天为三分钱（包括三钱油、三钱盐）。大家基本上是勒紧裤带工作的，杨柳树叶、猪毛草、榆树皮、灰灰菜都是充饥的食品。没有水大家就一星期洗一次脸，有时甚至是几个人共用一盆水。床铺没有垫褥，就用谷草或废纸。因为被子短，个儿稍高的同志盖住了脚露出了肩，盖住了肩露出了脚，睡觉时只好缩作一团。大家开玩笑说，冀南银行的“团长”真多。在这样的艰苦生活中，冀南银行里没有悲观失望，而是处处洋溢着团结友爱和乐观自信，表现出极其坚定的革命意志。最困难时，各机关的伙食连吃糠咽菜都不能保证了，就开荒种地。边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全区开展了军民大生产运动。银行也迅速动员起来，由胡景沄副行长亲自率领一支开荒队进驻到偏县圪垃铺村，以种植马铃薯为主的战役在坡地上打响了。各个班组展开热烈的挑战和竞赛。许多同志在清晨冒着寒露，唱着革命歌曲上山开荒，等到太阳爬上山尖，才听到开早饭的哨音。一顿香甜的玉米高粱加菜叶糊糊，大家喝得“呼呼有声”。
1940年，胡景澐写了《一年来之冀南银行》的文章。现收录入在《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中册）》，文中介绍了冀南银行产生的意义及经过，对冀南银行一年来的工作进行了概述和检讨，对未来发展提出了展望。
1942年，日本侵略者对太行山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实行残酷的令人发指的“三光”政策。由于叛徒的泄密，冀南银行所在地被包围。在战斗中，胡景澐和另一位同志被打散，与大部队失联。胡景澐将随身携带的重要文件埋藏好，扶着受伤的同志艰难前行。后不幸被日军俘虏，关押在山东德州监狱。由于胡景澐坚持咬定自己是一个棉花商人。后经过多方努力营救，终于获释出狱，辗转回到八路军总部左权县。
为了革命事业，胡景澐和妻子舍小家为大家。1938年大孩子胡晋光出生，仅一个月，由于斗争形势所迫，被放在老百姓家中代管抚养。1944年，6岁的胡晋光才被找回。在左权县第一次见到了父亲。
解放战争期间，胡景澐先后任冀南银行行长、太行工商总局局长、晋冀鲁豫中央财经办事处金融处处长。1946年，为了更好地适应形势发展及加强对敌斗争，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指示胡景澐化名胡竹轩筹建民营性质的瑞华银行，6月11日，瑞华银行在邯郸成立。1948年7月22日晋察冀边区银行与冀南银行在平山县城南关奉命合并，改称华北银行。南汉宸任总经理、原冀南银行经理胡景云和晋察冀边区银行经理关学文任副经理。随后又与北海银行、晋西北农民银行、陕甘宁边区银行等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
在今天的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55号，有一幢建筑俗称“小灰楼”。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此宣告成立，并发行了新中国第一套人民币，从而掀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货币史上的新篇章。南汉宸担任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胡景澐和关学文任副总经理。胡景澐的儿子胡晋光回忆说：“常听父亲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去‘人民银行办事，必过南胡关’”。那可不是“吃拿卡要”，而是指二楼右手依次是三个人的办公室。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当时的天津解放北路有49家国内外银行，其中12家国内银行总部设在这里，有“旧中国华尔街”之称。为了搞好对天津的金融接管，胡景澐亲自率领中国人民银行特别成立的金融接管处赴天津开展工作。1949年2月，接管工作完成。此时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已迁入北平。2月底，胡景澐回到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1949年10月19日，胡景澐被中央人民政府正式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筹建人民保险
人民保险的诞生可谓是应时而来。自1949年下半年，人民政府相继在平、津、沪等地接管了国民党政府的官僚资本保险机构，将其改组后进行复业试办。对于民营保险公司，则采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保护政策，允许和鼓励其复业，并加强对其整顿和管理。对于外资保险公司，取消其外汇自由汇出等特权，严格管理其业务经营，后来，这些外资保险公司见无利可图，纷纷离开中国。然而，接收过来的官僚保险公司的试办存在许多不足：由于没有集中统一领导，资金和管理分散，又限于地区狭小，资金有限，对大宗物资无力负担保险责任，致使生产缺乏安全保障，也严重影响出口贸易。当时人民政府负责经济事务的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各区领导在了解到上述保险业的现状后，一致认为：为了更好地发挥保险在经济补偿、促进对外贸易、积累财政资金等方面的作用，对全国保险事业的集中领导和统一管理十分必要；而且，在当时各地接收的保险机构基础上，筹设一个全国性的保险公司条件已经成熟。
于是，1949年8月，在陈云主持的上海中央财经会议金融小组会上，通过了设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议案。当时，全国的金融工作都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领导和负责。上海财经会议结束后，人民银行总行领导南汉宸、胡景澐带领原有的储蓄处干部，以及上海调来有一定保险经验的干部开始进行筹备工作。9月21日，财委会主任陈云和副主任薄一波就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事报请中共中央，并获批准。
初步计划将新成立的中国人保交由人民银行总行直接领导，由人总行副行长胡景澐兼任人保公司的首任总经理，人民银行拨付200亿元（旧币，折合新人民币200万元）作为起步资金。后来为了配合企业财产保险，政务院财委会批准人保公司增资为600亿元（折合新人民币600万元），并规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资金，交中国人民银行保本运用之。”险种首先从火险、运输险、兵险做起，试办团体意外险、旅客险、人身保险及农业险。任务是，配合国家恢复经济的中心任务，“保护国家财产，保障生产安全，促进物资交流，安定人民生活，组织社会游资，壮大国家资金”。
在创建人保公司的队伍中，有的是从解放区来的干部和青年学生，也有的是从上海老保险公司出来投奔革命的。公司成立之初运营资金短缺，办公条件相当艰苦，电话是摇把式的。胡景澐总经理办公室的一个皮沙发，还是从美国友邦保险公司接收，从上海托运过来的。公司中有一辆老式卧车，也是从上海运来的。当时人才也严重缺乏。据后来担任人保总经理的秦道夫回忆，“我们到处登报招人，条件是：中学以上文化程度，有保险从业经验，有一技之长。报名的人很多，都拿了毕业证书、工作证明文件来，不少证明文件上还有国民党党徽和青天白日的标记。有的应聘者要求比较高：办公室要单间，每月要几百斤小米。我们觉得条件太高，就没有收留。”
胡晋光讲到一个细节：在筹备人民保险的那段时间，父亲在食堂吃完饭不见回家。他拉着母亲去找。问秘书，秘书直摇头说不知道。后来找到了，原来他吃完饭就地和有关人员谈起工作，一谈什么都忘了。家里提意见不说，食堂管理员也开始提意见，领导不走谁都下不了班。胡景澐听从大家的意见，吃完饭就回家，只是谈话地点挪到家里。串门的人特别多，谈论最多的不外乎两个话题：有人不愿离开银行去保险和保险到底有没有用。父亲听完，迂回着讲道理，讲保险的好处，说保险业大有作为，不断给大家鼓劲，统一思想。胡晋光还记得父亲曾对母亲说，什么困难都不怕，就怕队伍观念转不过来。
人民保险起航
新中国第一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于1949年9月25日至10月6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地点在西郊民巷22号。
10月1日当天所有参会人员合影留念。胡景澐坐在第一排左起第五人的位置，他怀中抱着他的女儿胡豫明。这张“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第一次全国会议摄影”的照片也成了永恒的经典和回忆。
1949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北京正式宣布成立，胡景澐被任命为总经理。
10月20日，天安门广场西南侧西交民巷108号（即现在的22号）院内，一派热闹气象。新中国成立前，近代著名的银行家周作民创办的金城银行和太平保险公司曾在此办公，现在这里成了人保总公司的办公地。参与人保公司早期创建的叶奕德老先生曾经深情地回忆道：“院中一座二层小洋楼，楼前还有花园与楼阁，楼内有大理石柱，全为大楼梯和木地板，窗外有雕花栏杆。初成立时，院门还装饰有庆祝建国的标语，一些参加组建人保公司的同事，在10月1日那天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开国大典，然后步行走过中华门，来到西交民巷的公司办公地址，并在门前合影留念。”
1951年，胡景澐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名义率团访问苏联的银行和苏联国家保险局，他从苏联带回来《苏联国家保险》一书，成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最早的业务辅导教材。他亲自指示将此书尽快翻译为中文，发给职工人手一册，并在全系统做出学习此书的决定。此事给后来成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的秦道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秦道夫说，这本书是他“踏上保险行业大门之后阅读的第一本保险专业书。”
1950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中央财经委系统各部会议，讨论在中国实行强制保险问题。根据苏联实行强制保险的经验，胡景澐在会上作了《实行强制保险的重要意义》的报告。
人民保险公司尽管成立时间短，但依靠各级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业务发展很快，迅速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县都设了机构。当时依照苏联的模式，实行国家保险，实际上是把政策性保险和商业保险合二为一：由政务院颁布法令，对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合作社的财产一律实行强制保险，铁路上也实行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到1952年底，全国国有企业、合作社的财产已全部投保，国家机关财产也大部分投保。在广大农村地区，苏联对牲畜、农作物是实行强制保险的，但考虑到当时我国农村的经济条件，人民保险公司采取了自愿投保的方式。
在那个充满理想与信仰的年代，人保的前辈们凭着一颗颗火热的心，一双双“铁脚板”，无私奉献，勇于拓荒，把保险业务星星点点地办起来。一两百斤小米是一个月的工资，炕头就是办公桌，一双布鞋、一个布包就是办保险的全部家当。就在这种简陋而艰难的条件下，农村保险的星星之火迅速蔓延到全国大地。到1952年底，农业保险收入保费达4800多亿元（旧币）。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国外保险业务，主要是依靠团结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保险公司，加强竞争和承包能力，同时在两利原则下不放弃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业务关系。具体由三部分构成：在反封锁、反禁运斗争中为了保障外贸货物的运输安全开办的进出口物资运输保险业务；为了分散责任、减少外汇支出而进行的国际分保业务；为了吸收外汇在香港和东南亚地区保险分支机构发展的业务。
195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划归财政部领导，总经理由财政部部长吴波兼任。胡景澐先生回到人民银行工作。
上世纪五十年代，胡景澐先生和妻子合影照。
衣带渐宽终不悔
1952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积劳成疾，晕倒在工作岗位上，作为南汉宸的亲密战友，胡景澐立即向国务院报告了这一情况：“南汉宸同志8日上午感觉不适，头晕恶心，会后12时至宿舍猝然晕倒，即送此大医院急诊，经检查是疲劳过度、睡眠不足所致，血压尚为过高，需住院静养一星期，始能恢复工作。此次犯病原因主要由于连日会议较多，近因是昨天参加‘和大’招待会较晚所致。”
邓小平当日批复：“即应停做工作，安全休息”；陈云并致信慰问。此事在当时传为佳话，可见当时革命同志之间的感情之深厚。
1955年夏天，胡景澐与苏联专家普列沙科夫到江苏、浙江等地进行考察。同年胡景澐先生还陆续接待了朝鲜等社会主义代表团，进行了友好的经验交流。
1956年6月，胡景澐到黑龙江考察工作，并在黑龙江集贤县与农垦部部长王震及张林池等人合影留念。
1957年，过于劳累的胡景澐患上严重的肝炎，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经过各项检查后，医院向家属下了病危通知书。但乐观的胡景澐积极配合院方治疗，在一位中医的指导下，坚持服中药。一直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在看望的老同事面前他总是说：“我没事，我不会这么早走的，我要干的事还很多！”。凭着惊人的毅力，不知喝了多少苦似黄连的药，胡景澐战胜了病魔，完全康复。
中国农业银行自1951年7月中国农业合作银行建立开始，经历了四次组建三次撤销的艰难历程。1963年11月16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任命书，正式任命胡景澐为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党组书记。
在农行工作期间，胡景澐为农村金融走上正轨和支持农业经济恢复、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做出巨大的努力，倾注了大量心血。
胡景澐热爱生活，工作之余，还爱上摄影，自己动手拍摄不少好的照片。每天晚上坚持练趟拳健身。
文革期间，胡景澐遭受迫害，曾被强迫去搞银行大楼的厕所卫生。还曾在银行的五七干校劳动，干着最苦最累的活。胡豫明回忆说，有一年去看望劳动中的父亲。父亲还是那样乐观的表情，尽管脸和胸膛晒得黝黑，和农民没有区分，但看起来依然魁魁梧健壮。令她印象深刻的是：父亲端一个大钵碗吃饭，饭量惊人。唯一的问题是他的血压比较高。
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胡景澐被平反昭雪。组织征求他的意见，劝他别回银行，另去一个新单位。胡景澐一口拒绝，坚持回中国人民银行，那里有他一生热爱的事业。重新回到人民银行领导岗位后，胡景澐拼命地工作，起早贪黑，夜以继日。女儿见他如此拼命，劝他注意休息，保重身体。他说：“这么多年损失的太多，我要干的事情太多，要把损失的时光补回来。”
1980年胡景澐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多次会见国外金融界人士，学习借鉴国外的经验。女儿胡豫明回忆说：“有一天，父亲开完会中午回到家。我发现他身上沾有不少土尘，就问他怎么回事？父亲淡淡说，不小心摔了一跤。吃饭中间，父亲手中的筷子不由自主地掉了。我们兄妹这才感觉不对。
“父亲由于长期高血压引发了其他病症。”说到这里，胡豫明哽咽了。停顿了片刻，她接着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银行有造反派曾揪斗过父亲。在拨乱反正父亲恢复职务后，单位的这些人诚惶诚恐，怕父亲给他们小鞋穿。个别人还找到父亲当面道歉。父亲淡淡地说：‘这不是你个人的事，是大环境的问题’。父亲在工作中一视同仁，毫无偏见和歧视。”从这件事上，我们充分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崇高无私和坦荡的胸怀。
1979年11月29日，中国保险学会举行成立大会，胡景澐先生担任会长，并在开幕式上作重要讲话，题目为：《开展保险学术研究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在文中，胡景澐先生对三十年来保险出现的几次大反复进行了反思和总结，发人深省。也从一个侧面见证着他对于保险事业的无比忠诚与热爱。
1982年12月，胡景澐从中国人民银行离职休养。
1995年12月23日，胡景澐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胡景澐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在金融系统工作几十年间，坚决贯彻党和国家的金融方针、政策，以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兢兢业业、开拓进取、埋头苦干。在他身上也体现着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光明磊落和坦荡无私的高尚情怀。他以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勤奋工作的态度，出色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为党和国家的金融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让我们永远铭记这位人民金融事业的开拓者，人民保险事业的领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