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久：生命的放歌（上）
发布时间：2015-05-22 11:04:59 作者：陈斌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生命是一首歌，每个新生命的诞生就是一首动人乐章的开始，作者是自己，乐谱由时间积累中得来，等到老了的时候，再拿出来回味，感慨当年壮怀激烈，意气风发，大概也是种享受吧！生命的放歌，或长或短，或高或低，或深沉或激昂，或舒缓或躁急。今年94岁的杨子久老人，精神爽朗，言语铿锵。当老人望着墙上悬挂的年轻时几张照片，陷入久久的沉思……
杨子久
杨子久望着旧照，久久陷入沉思……
动荡中成长
1921年农历正月十四，杨子久出生在河北省安平县北满正村一户农民家庭。他记事时爷爷己50多岁，个子不高，但精明强干，知识面很广，知道的故事也很多。经常给小子久讲三国、太平天国、义和团等故事。爷爷是他的知识启蒙人。爷爷也经常带他出去玩，四、五岁时，有次爷爷带他到滹沱河边玩。子久一不小心掉进河水的漩涡里，整个人都快被淹没，情况十分危急，爷爷不会游泳急的在岸边大呼救命，此时有三条船在河对岸停泊，听到呼救声，船上的两个船员跳进水里把杨子久救上岸。爷爷对人家千恩万谢，朴实的船员什么要求也没提。杨子久的父亲叫杨立安，男孩里排行老大，上过私塾和小学。十几岁时到北京前门东打磨厂当学徒。二十多岁才回家，因从小没务过农，对农活不熟悉，就帮家里磨面种菜。由于他父亲有文化，字也写得好，经常有人求他帮忙写信，算账，春节与对联。抗战时他是村干部，管理村政府的账目和公粮。杨子久的母亲叫靳风菊，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非常勤俭能干。
1927年，杨子久六岁时进入本村小学读书。村小学在一个旧庙里，五间大北房，没有院墙，四间北房是通着的。杨子久上学时接受能力和记忆力比较强，对知识学的快也记得牢。那时县教育局经常组织各村学生到区、县会考，以检查各小学校的教学质量，学校总是派他去。杨子久去考过六七次，成绩每次都是前三名，为学校争得了不少荣誉。杨子久小时也有淘气贪玩的一面。有一次他做完作业，老师还在上面给其他年级讲课，他在下面开始偷着玩。把从鸟窝掏来的一只小麻雀带到教室，一不小心让它飞起来，顿时教室秩序大乱。他被老师打了手板，回家还受到父母的批评。四年初小上完后，想继续读书就要考县完小，尽管考取但因费用过大，仍留在这个学校又继续读了二年。这期间学校来了一个老师，是清末的秀才，五十多岁，曾在河北的几个县当过教育科长。大小楷毛笔字、下围棋、唱昆曲、打算盘等都很突出。杨子久得到了良师的教诲与启蒙，收获很大。1935年他14岁时，再次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第四次考上了县完小，当时学校规定前三名免交学费，只交生活费，但爷爷还在犹豫。村里有一位当过县长的彭家老四，力劝爷爷送他升学。爷爷和母亲商量，最后决定在校每月三、四块大洋的生活费由母亲负担，才得以到县立完小上学。就是每月这三、四块大洋还是母亲卖了娘家的房产，平时纺棉花、织布、织罗挣下的钱。
1937年5月杨子久以优异成绩毕业，考上博五联立师范学校。开学没多久，“七·七”事变爆发，日寇铁蹄肆掠，国民党的军队节节败退。学校勉强维持到八月中旬，被迫宣布停课，师生们都被遣散回家。
战火中磨砺
1938年9月，晋察冀边区银行冀中分行在安平县招收员工，招收条件是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得知消息的杨子久前去报考。当时冀中分行在全县只招18名，报名的有一百多人。杨子久以前三名的好成绩被录取。晋察冀边区银行是1937年边区政府成立的抗战银行，行长是关学文。10月份杨子久接到录取通知，要求立即到冀中分行所在地肃宁县报到，报到当天就被分配到分行加印部检查科工作，这是他革命生涯的起点。刚到加印部就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套灰色棉军装，每月还发6块钱工资，吃饭有食堂，大饼馒头、鱼肉蛋免费供应。
1938年11月下旬，日寇第110师团和27师团的5000多人，对冀中发动第一次围攻，日军占领了县城大部分，杨子久开始跟随冀中行署和地方部队打游击。1939年春节后，日军占领河间城，经常出城活动，杨子久又随部队向北转移。一天夜晚，通过津保公路时，前面大部队已经过了公路，只剩银行加印部和印刷厂的二百多员工和五十多个骡马驮子，听到汽车响，马匹受到惊吓，四处乱跑，队伍顿时乱了，都跑散了。天亮时，杨子久和李风岐等人才发现在文安县的一片湿地边。第二天，遇到分行经理，召集了二、三十名跑散的银行员工，换上便衣重新回归了冀中分行。但随着冀中斗争环境日益恶劣，为了保存实力，持久抗战，冀中分行把加印部、印刷厂二分之一的工作人员和机器转移到太行山区，与总行在阜平的印刷厂合并。不久杨子久即被提升为材料科科长兼加印组组长。
1940年春节后，总行即命令把印刷厂、加印部全部合并到阜平印刷厂，加印部留下的十六、七个人被调到冀中分行，其中就有杨子久。刚到分行还没分配具体工作，杨子久就病了，一种叫“打摆子”（疟疾）的病，浑身忽冷忽热无药医治，但分行仍还派他把分行出纳科两箱钞票押送到边区银行易县支行。当时他也想不通，有病不让休息还让出差，他骑在一头驮着两个装钞票箱子的骡子上，骡子由一位驮夫赶着，杨子久骑在上面昏昏欲睡，一摇一晃的。四天时间顺利完成了任务，奇怪的是走了三、四天的路，疟疾病竟然好了。后来行长说，“打摆子”病只有奎宁这种药能治，可当时没有奎宁，只有一个土办法，就是行军走路来治病。
1941年春天，杨子久到冀中分行报到，在会计科学习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掌握了分借方、贷方的西式记账法和反收付等会计原理和具体操作方法，及记账、传票、支票、汇票、划账、决算等等各种票据的使用及账目运作，虽非精通但入了门，为以后做会计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在敌人疯狂大扫荡期间的一天，杨子久正在晒太阳时不知什么原因突然休克，昏死过去了，银行的医生给他打了一针强心剂才苏醒过来。接着整天发烧，烧得稀里糊涂的。医生说他得了伤寒，让他吃医院自制的中药丸，过了好几天才完全恢复。
1947年，经同事介绍，杨子久与定县庄头村的陈玉玲结婚，成了一对幸福的革命伴侣。
随着解放区的扩大，银行机构发展很快，各县都要建立营业所，急需一批懂银行工作的人才。分行派他带两名干部在阜平县城营业点担任主任兼教员。1948年3月，杨子久一行来到阜平县城。组建机构，培训人员。当时没有教材，杨子久就把在冀中学到的西式记账法和工作中的经验，以及边区银行的工作实际，整理编写整套的会计制度和银行业务讲义。
张家口第二次解放后，被定为察哈尔省省会驻地。1948年底分行进驻张家口市，改称中国人民银行察哈尔省分行。1951年，总行要求加强检查工作，杨子久被调任检查科科长，曾到大同、宣化等市检查工作，解决了一些人事纠纷和人民来信。
缘定保险写春秋
195l年组织上调杨子久到察哈尔省保险公司担任副经理，主持全面工作。察哈尔省保险公司设在省银行对面的铁路局的一座楼房内，公司有五、六十人，设有秘书科、人事科、财务科、火险科、农险科、运输险科、理赔科等。张家口、大同、宣化、察南和察北均设支公司，在较大的县如蔚县、多伦、怀来、朔县、阳高等设立营业所，其他县由银行代办，内设专职保险干部。当时的主要业务是学习苏联的做法对国有工厂、企事业单位的财产强制保险；对火车、汽车运输乘客的人身意外强制保险。还开展了商店及住宅火险、货运保险、人身保险、农业保险，试办了猪、牛、马等牲畜保险，在怀来县试办了向日葵种植保险。
1952年人保总公司拨了8万元建察哈尔分公司办公楼，市政府也批了地。杨子久正想放手一搏，不料传来察哈尔省撤销的消息，计划化为泡影。1953年春节后，察哈尔省撤销，省分公司也相继撤销，公司干部除少数人分到河北省外，大都分到内蒙古、山西、热河，杨子久被调到北京分公司任副经理（主持工作）。北京市分公司设在西单的一个大院里，约有五、六十人。少数区县设了分支机构，业务种类和察哈尔省分公司一样。
1953年入夏，理赔完东郊砖窑漏水事故和成立地安门保险办事处这两件事，杨子久就被调到总公司任命为国内业务部理赔科科长。去总公司报到时，总公司正在财经学院轮训在职干部，便派杨子久和解放时接收的几位旧保险公司的老专家，共同编写了保险概论和保险险种的讲义。杨子久还兼任财经学院（现财经大学）教授，主讲了一个学期的运输险（主要是海外运输的船舶和海上运输保险）。他经过编写材料和讲课也提高了自己的保险业务水平，为后来搞保险工作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杨子久（前排中）上世纪五十年代与保险公司同事合影。
1954年党中央决定开展“肃反运动”，公司调杨子久担任总公司肃反办公室主任。随后又被提为总公司人身险处副处长。人身险是单独设立的新处室，他到人险处后只参加过几次业务研讨会，还没等正式开展业务，又被调往香港工作。
1957年5月，杨子久单身一人去香港工作。后来安排好妻子陈玉玲的临时工作，全家都到了香港。当时香港、澳门分别是英国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是世界贸易的集散地，国民党和西方帝国主义在那里除搞贸易外，反动活动也很猖獗，杨子久这些国内派去的干部除公开的社会身份外，党员身份都是严格保密的。当时香港有新中国建立后接收的三家保险公司，一家是我地下党在香港当地收购的民安保险公司，另外两家是在国内接收的中国保险公司和太平保险有限公司在香港下设的分公司。
杨子久是以民安保险总公司的董事兼副总经理的身份到香港民安保险分公司任职，还兼任太平保险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办公室主任。1958年，杨子久接任太平保险分公司经理时，公司内部管理混乱，连年亏损，人员士气低落。经调查发现曹某和一个张姓副经理与保险经纪人谢志芳等共同成立了一个太平保险代理公司，他们通过这个代理公司把一部分保险业务交给一个叫南英保险公司去做，以此赚取佣金，成为他们的个人收入。杨子久从保险经纪人和员工整顿入手，完善各项制度，明确工作任务，优胜劣汰，奖罚分明。极大提高了员工和保险经纪人的积极性，当年公司就扭亏为盈，此后效益逐年提高，为国家增加了外汇收入。
杨子久在香港工作期间国内保险业务一度停办，原因是在1958年大跃进的社会大环境下，全国农村都在搞“一大二公”，生老病死都公社和国家负责，保险被认为是多余的。1964年杨子久被总部莫名其妙的从香港调回来时，正赶上保险公司恢复建制，公司任命他为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海会处处长，管理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地中国保险、太平保险分公司的业务，还兼管总公司的财务会计工作。
1983年杨子久（前排中）与保险公司国外二处新险种科同事合影。
文革开始后，保险公司也不可避免受到冲击，杨子久被送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南口农场劳动。直到1969“五·一”节前，才被放回家。
生命是一首歌，每个新生命的诞生就是一首动人乐章的开始，作者是自己，乐谱由时间积累中得来，等到老了的时候，再拿出来回味，感慨当年壮怀激烈，意气风发，大概也是种享受吧！生命的放歌，或长或短，或高或低，或深沉或激昂，或舒缓或躁急。今年94岁的杨子久老人，精神爽朗，言语铿锵。当老人望着墙上悬挂的年轻时几张照片，陷入久久的沉思……
杨子久
杨子久望着旧照，久久陷入沉思……
动荡中成长
1921年农历正月十四，杨子久出生在河北省安平县北满正村一户农民家庭。他记事时爷爷己50多岁，个子不高，但精明强干，知识面很广，知道的故事也很多。经常给小子久讲三国、太平天国、义和团等故事。爷爷是他的知识启蒙人。爷爷也经常带他出去玩，四、五岁时，有次爷爷带他到滹沱河边玩。子久一不小心掉进河水的漩涡里，整个人都快被淹没，情况十分危急，爷爷不会游泳急的在岸边大呼救命，此时有三条船在河对岸停泊，听到呼救声，船上的两个船员跳进水里把杨子久救上岸。爷爷对人家千恩万谢，朴实的船员什么要求也没提。杨子久的父亲叫杨立安，男孩里排行老大，上过私塾和小学。十几岁时到北京前门东打磨厂当学徒。二十多岁才回家，因从小没务过农，对农活不熟悉，就帮家里磨面种菜。由于他父亲有文化，字也写得好，经常有人求他帮忙写信，算账，春节与对联。抗战时他是村干部，管理村政府的账目和公粮。杨子久的母亲叫靳风菊，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非常勤俭能干。
1927年，杨子久六岁时进入本村小学读书。村小学在一个旧庙里，五间大北房，没有院墙，四间北房是通着的。杨子久上学时接受能力和记忆力比较强，对知识学的快也记得牢。那时县教育局经常组织各村学生到区、县会考，以检查各小学校的教学质量，学校总是派他去。杨子久去考过六七次，成绩每次都是前三名，为学校争得了不少荣誉。杨子久小时也有淘气贪玩的一面。有一次他做完作业，老师还在上面给其他年级讲课，他在下面开始偷着玩。把从鸟窝掏来的一只小麻雀带到教室，一不小心让它飞起来，顿时教室秩序大乱。他被老师打了手板，回家还受到父母的批评。四年初小上完后，想继续读书就要考县完小，尽管考取但因费用过大，仍留在这个学校又继续读了二年。这期间学校来了一个老师，是清末的秀才，五十多岁，曾在河北的几个县当过教育科长。大小楷毛笔字、下围棋、唱昆曲、打算盘等都很突出。杨子久得到了良师的教诲与启蒙，收获很大。1935年他14岁时，再次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第四次考上了县完小，当时学校规定前三名免交学费，只交生活费，但爷爷还在犹豫。村里有一位当过县长的彭家老四，力劝爷爷送他升学。爷爷和母亲商量，最后决定在校每月三、四块大洋的生活费由母亲负担，才得以到县立完小上学。就是每月这三、四块大洋还是母亲卖了娘家的房产，平时纺棉花、织布、织罗挣下的钱。
1937年5月杨子久以优异成绩毕业，考上博五联立师范学校。开学没多久，“七·七”事变爆发，日寇铁蹄肆掠，国民党的军队节节败退。学校勉强维持到八月中旬，被迫宣布停课，师生们都被遣散回家。
战火中磨砺
1938年9月，晋察冀边区银行冀中分行在安平县招收员工，招收条件是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得知消息的杨子久前去报考。当时冀中分行在全县只招18名，报名的有一百多人。杨子久以前三名的好成绩被录取。晋察冀边区银行是1937年边区政府成立的抗战银行，行长是关学文。10月份杨子久接到录取通知，要求立即到冀中分行所在地肃宁县报到，报到当天就被分配到分行加印部检查科工作，这是他革命生涯的起点。刚到加印部就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套灰色棉军装，每月还发6块钱工资，吃饭有食堂，大饼馒头、鱼肉蛋免费供应。
1938年11月下旬，日寇第110师团和27师团的5000多人，对冀中发动第一次围攻，日军占领了县城大部分，杨子久开始跟随冀中行署和地方部队打游击。1939年春节后，日军占领河间城，经常出城活动，杨子久又随部队向北转移。一天夜晚，通过津保公路时，前面大部队已经过了公路，只剩银行加印部和印刷厂的二百多员工和五十多个骡马驮子，听到汽车响，马匹受到惊吓，四处乱跑，队伍顿时乱了，都跑散了。天亮时，杨子久和李风岐等人才发现在文安县的一片湿地边。第二天，遇到分行经理，召集了二、三十名跑散的银行员工，换上便衣重新回归了冀中分行。但随着冀中斗争环境日益恶劣，为了保存实力，持久抗战，冀中分行把加印部、印刷厂二分之一的工作人员和机器转移到太行山区，与总行在阜平的印刷厂合并。不久杨子久即被提升为材料科科长兼加印组组长。
1940年春节后，总行即命令把印刷厂、加印部全部合并到阜平印刷厂，加印部留下的十六、七个人被调到冀中分行，其中就有杨子久。刚到分行还没分配具体工作，杨子久就病了，一种叫“打摆子”（疟疾）的病，浑身忽冷忽热无药医治，但分行仍还派他把分行出纳科两箱钞票押送到边区银行易县支行。当时他也想不通，有病不让休息还让出差，他骑在一头驮着两个装钞票箱子的骡子上，骡子由一位驮夫赶着，杨子久骑在上面昏昏欲睡，一摇一晃的。四天时间顺利完成了任务，奇怪的是走了三、四天的路，疟疾病竟然好了。后来行长说，“打摆子”病只有奎宁这种药能治，可当时没有奎宁，只有一个土办法，就是行军走路来治病。
1941年春天，杨子久到冀中分行报到，在会计科学习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掌握了分借方、贷方的西式记账法和反收付等会计原理和具体操作方法，及记账、传票、支票、汇票、划账、决算等等各种票据的使用及账目运作，虽非精通但入了门，为以后做会计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在敌人疯狂大扫荡期间的一天，杨子久正在晒太阳时不知什么原因突然休克，昏死过去了，银行的医生给他打了一针强心剂才苏醒过来。接着整天发烧，烧得稀里糊涂的。医生说他得了伤寒，让他吃医院自制的中药丸，过了好几天才完全恢复。
1947年，经同事介绍，杨子久与定县庄头村的陈玉玲结婚，成了一对幸福的革命伴侣。
随着解放区的扩大，银行机构发展很快，各县都要建立营业所，急需一批懂银行工作的人才。分行派他带两名干部在阜平县城营业点担任主任兼教员。1948年3月，杨子久一行来到阜平县城。组建机构，培训人员。当时没有教材，杨子久就把在冀中学到的西式记账法和工作中的经验，以及边区银行的工作实际，整理编写整套的会计制度和银行业务讲义。
张家口第二次解放后，被定为察哈尔省省会驻地。1948年底分行进驻张家口市，改称中国人民银行察哈尔省分行。1951年，总行要求加强检查工作，杨子久被调任检查科科长，曾到大同、宣化等市检查工作，解决了一些人事纠纷和人民来信。
缘定保险写春秋
195l年组织上调杨子久到察哈尔省保险公司担任副经理，主持全面工作。察哈尔省保险公司设在省银行对面的铁路局的一座楼房内，公司有五、六十人，设有秘书科、人事科、财务科、火险科、农险科、运输险科、理赔科等。张家口、大同、宣化、察南和察北均设支公司，在较大的县如蔚县、多伦、怀来、朔县、阳高等设立营业所，其他县由银行代办，内设专职保险干部。当时的主要业务是学习苏联的做法对国有工厂、企事业单位的财产强制保险；对火车、汽车运输乘客的人身意外强制保险。还开展了商店及住宅火险、货运保险、人身保险、农业保险，试办了猪、牛、马等牲畜保险，在怀来县试办了向日葵种植保险。
1952年人保总公司拨了8万元建察哈尔分公司办公楼，市政府也批了地。杨子久正想放手一搏，不料传来察哈尔省撤销的消息，计划化为泡影。1953年春节后，察哈尔省撤销，省分公司也相继撤销，公司干部除少数人分到河北省外，大都分到内蒙古、山西、热河，杨子久被调到北京分公司任副经理（主持工作）。北京市分公司设在西单的一个大院里，约有五、六十人。少数区县设了分支机构，业务种类和察哈尔省分公司一样。
1953年入夏，理赔完东郊砖窑漏水事故和成立地安门保险办事处这两件事，杨子久就被调到总公司任命为国内业务部理赔科科长。去总公司报到时，总公司正在财经学院轮训在职干部，便派杨子久和解放时接收的几位旧保险公司的老专家，共同编写了保险概论和保险险种的讲义。杨子久还兼任财经学院（现财经大学）教授，主讲了一个学期的运输险（主要是海外运输的船舶和海上运输保险）。他经过编写材料和讲课也提高了自己的保险业务水平，为后来搞保险工作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杨子久（前排中）上世纪五十年代与保险公司同事合影。
1954年党中央决定开展“肃反运动”，公司调杨子久担任总公司肃反办公室主任。随后又被提为总公司人身险处副处长。人身险是单独设立的新处室，他到人险处后只参加过几次业务研讨会，还没等正式开展业务，又被调往香港工作。
1957年5月，杨子久单身一人去香港工作。后来安排好妻子陈玉玲的临时工作，全家都到了香港。当时香港、澳门分别是英国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是世界贸易的集散地，国民党和西方帝国主义在那里除搞贸易外，反动活动也很猖獗，杨子久这些国内派去的干部除公开的社会身份外，党员身份都是严格保密的。当时香港有新中国建立后接收的三家保险公司，一家是我地下党在香港当地收购的民安保险公司，另外两家是在国内接收的中国保险公司和太平保险有限公司在香港下设的分公司。
杨子久是以民安保险总公司的董事兼副总经理的身份到香港民安保险分公司任职，还兼任太平保险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办公室主任。1958年，杨子久接任太平保险分公司经理时，公司内部管理混乱，连年亏损，人员士气低落。经调查发现曹某和一个张姓副经理与保险经纪人谢志芳等共同成立了一个太平保险代理公司，他们通过这个代理公司把一部分保险业务交给一个叫南英保险公司去做，以此赚取佣金，成为他们的个人收入。杨子久从保险经纪人和员工整顿入手，完善各项制度，明确工作任务，优胜劣汰，奖罚分明。极大提高了员工和保险经纪人的积极性，当年公司就扭亏为盈，此后效益逐年提高，为国家增加了外汇收入。
杨子久在香港工作期间国内保险业务一度停办，原因是在1958年大跃进的社会大环境下，全国农村都在搞“一大二公”，生老病死都公社和国家负责，保险被认为是多余的。1964年杨子久被总部莫名其妙的从香港调回来时，正赶上保险公司恢复建制，公司任命他为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海会处处长，管理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地中国保险、太平保险分公司的业务，还兼管总公司的财务会计工作。
1983年杨子久（前排中）与保险公司国外二处新险种科同事合影。
文革开始后，保险公司也不可避免受到冲击，杨子久被送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南口农场劳动。直到1969“五·一”节前，才被放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