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的可能
发布时间：2015-04-24 11:01:10 作者：阿贝尔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在我看来，旅行的意义在两点：撤离和遗忘，以及与之相悖的“侵占”。一个人长久地居住在他的出生地（这个出生地可以是一个延伸的精神概念），都会有“出走”的冲动。一个身体与一个烂熟的地理厮守，身体也烂熟了，这非常类似于婚姻。人不只是身体的代词，还是灵魂代词。当然有出走冲动的，也包括肉体。我曾经与人谈到“身体到”。我说我要能写点好文字必须身体到。我说的“身体到”就是体验。听话的朋友有意“误解”我的意思，把“身体到”引向了色情。当然，他是搞笑。现在，我敢确定，旅行的实质也是“身体到”。先是撤离，丢弃，撤离出生地，撤离我们烂熟的地理、人群，把身体转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因为陌生，便可以（可能）放纵。陌生的地貌、空气、光线、气味、风土人情，可以重新装载你——你在出发的时候和出发的途中已经卸下了旧的程序。
我写过一篇叫《向着黄金沉沦》的短文，暴露了我对出生地的厌倦，同时也暴露了我对自己老是放置在出生地的身体的厌倦。我是格外向往陌生地的。西藏、埃及、巴黎、好望角这些地名格外吸引我。大自然的柔美和壮美，人类生存遗迹的久远和生动，都是我渴望的。关键的不是“远方在召唤”，是我要撤离“这里”。
遗憾的是，我16岁才离开出生地，18岁才去到省会城市，22岁才出省。2004年5月12日傍晚，当我走下飞机站在上海虹桥机场的时候，我觉得我身体的转移是历史性的。后来到了南京路、城隍庙、外滩，涌现的依然是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对于一个经常飞来飞去的人是可笑的。在上海作协的招待晚宴上，我的敬酒辞居然是“我到了上海，这是我的大事”这样的蠢话。现在想起，也不觉自己是土包子，倒觉得是说出了肺腑之言。去上海穿过的鞋早已破烂，却没舍得丢弃，我把它看成是载我去过远方的船。那一次，我还去了乌镇、杭州、绍兴、苏州、无锡。坐在西湖畔的椅子上，我跟远在四川的女儿说了很久的话。我终于没有撤离得彻底，一个从我自己身体里发的芽留住了我。我的身体到了，且感觉是我个人的一个“伟大的到”，于是写了《被瓦解的美丽的江南》。那些文字只是感官抽象的芽或花，其实很多细节都被忽略了，比如在灵隐寺踯躅的那个下午，在寒山寺独坐的那个夜晚。
张承志在他的《如画的旅程》中说：“真正有美的有意味的长旅中，应该有艰苦，有饥饿和干渴、褴褛和盘缠罄尽。路线应是最底层民众的活动路线，旅人的方式应当同他们谋生的方式一样。”我不赞成张承志说的这种“受难式”的旅行，它是带了野心的。也许那野心在很多人看来是崇高的。我喜欢我的一个热爱旅行的朋友说的那种“常态”。一个人的旅行的常态，旅途看见的风景与人居的常态。我甚至赞成那么一点点豪华与奢侈，因为适当的豪华与奢侈可以维持感官的活力。旅行要变得生动有穿透力，感官的活力是不可衰竭的。
读茨威格自传《昨日的世界》，就非常羡慕他的旅行；他的旅行虽也是带着巨大野心的，但那巨大野心却是纯粹的人性和艺术形式，非常地真诚，即使是被迫的，也充满了神来之笔。好些艺术家的旅行（包括旅居）都是被迫的，比如布洛茨基、索尔仁尼琴，但他们都捕捉到了比通常的旅行者要多得多（也要有意思得多）的风景。身体到，灵魂到，同时又把陌生地当做自己的家的人才可能有如此杰出的旅行。这要求你的身体和灵魂都必须是世界的，而非愚蠢的、狭隘的、极端民族的。
在旅行中与神交已久的朋友谋面是一件大事，它是一个友谊的印证，往往也是一个艺术的印证。神交毕竟因了距离而飘忽，现在身体到了，精神也到了，握手拥抱之后，两个人（或几个人）面对面坐着，喝着咖啡或低度酒，说着话——可以不是自己的母语，心扉打开的那一瞬间，身心最黑暗的地方豁然开朗，照进了异域异国的太阳。萧乾在巴黎偶遇斯诺，斯诺将靠窗的一个背影指给他说：“他就是海明威。”窗外是塞纳河，年轻的杜拉斯已经开始叙事。
一次大仗时候，茨威格在苏黎世遇见了罗曼·罗兰和乔伊斯。与罗兰是故交，属于他乡遇故友，在欧战背景下，很可能是两眼泪汪汪。旅行中与陌生地貌、动植物和天籁的相遇是第一层次的，当然也可能是终极层次的，但多数时候的终极层次还是与人相遇。就算花木、鸟儿、海岸和彩虹那些异类有灵魂，也是难以与我们通灵的。人的灵魂还是容易与人相通。
还有，我承认旅行的本质是放下重量，但那样的旅行难免会显得功利。在出生地，在第二第三出生地，我们实在背负得太多太重。我们的骨头在老化，肌肉在萎缩。问题是，我们在旅行中会背负上别的东西，我们的胃会装上异域的咖啡和酒，我们的眼睛会染上异国的色彩，我们的性会涨秘鲁潮或大西洋潮，而最为可怕的是，我们的心很可能被巴黎圣母院、金字塔和长城一类的东西压制。一个人无论怎样倒空自己，旅途中都不会轻松，我们很多的轻松要么只是片刻，要么就是恍然。不过就我的经验，我们又是可以在旅行中获得“放下”的。1999年4月的一天，在岷山最后的原始部分里，我坐在岩石上，看着对面山崖的雪，耳朵里是婉转的鸟鸣，脚下是稚嫩的小野菊，肌肤浸润着还有些清凉但又绝对明媚的阳光，每一根胡茬都能够感觉微风。我只着迷于雪山的阴影，它是黛青色的，呈现出巨大的凹凸块。我“放下”了足足半个多小时。一个人，在偌大一片幽深美丽的森林。
旅行是可能发生艳遇的，但这艳遇一定又是你生命中的早已播撒的一粒油菜耔。未必是艳遇者亲手播撒的。往往是造物主的一个伏笔。我是不指望在旅行中发生艳遇的。我怀疑种族和文化置于我身体中的那杆秤的计量太小，无法称量一桩异域的艳遇。我更愿意怀揣一个艳遇的梦想去旅行，而最终遇不到梦中人。走过一遭回来，放下背包坐在竹林思量的时候，只淡淡说“都不是，一个都不是”。
在我看来，旅行的意义在两点：撤离和遗忘，以及与之相悖的“侵占”。一个人长久地居住在他的出生地（这个出生地可以是一个延伸的精神概念），都会有“出走”的冲动。一个身体与一个烂熟的地理厮守，身体也烂熟了，这非常类似于婚姻。人不只是身体的代词，还是灵魂代词。当然有出走冲动的，也包括肉体。我曾经与人谈到“身体到”。我说我要能写点好文字必须身体到。我说的“身体到”就是体验。听话的朋友有意“误解”我的意思，把“身体到”引向了色情。当然，他是搞笑。现在，我敢确定，旅行的实质也是“身体到”。先是撤离，丢弃，撤离出生地，撤离我们烂熟的地理、人群，把身体转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因为陌生，便可以（可能）放纵。陌生的地貌、空气、光线、气味、风土人情，可以重新装载你——你在出发的时候和出发的途中已经卸下了旧的程序。
我写过一篇叫《向着黄金沉沦》的短文，暴露了我对出生地的厌倦，同时也暴露了我对自己老是放置在出生地的身体的厌倦。我是格外向往陌生地的。西藏、埃及、巴黎、好望角这些地名格外吸引我。大自然的柔美和壮美，人类生存遗迹的久远和生动，都是我渴望的。关键的不是“远方在召唤”，是我要撤离“这里”。
遗憾的是，我16岁才离开出生地，18岁才去到省会城市，22岁才出省。2004年5月12日傍晚，当我走下飞机站在上海虹桥机场的时候，我觉得我身体的转移是历史性的。后来到了南京路、城隍庙、外滩，涌现的依然是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对于一个经常飞来飞去的人是可笑的。在上海作协的招待晚宴上，我的敬酒辞居然是“我到了上海，这是我的大事”这样的蠢话。现在想起，也不觉自己是土包子，倒觉得是说出了肺腑之言。去上海穿过的鞋早已破烂，却没舍得丢弃，我把它看成是载我去过远方的船。那一次，我还去了乌镇、杭州、绍兴、苏州、无锡。坐在西湖畔的椅子上，我跟远在四川的女儿说了很久的话。我终于没有撤离得彻底，一个从我自己身体里发的芽留住了我。我的身体到了，且感觉是我个人的一个“伟大的到”，于是写了《被瓦解的美丽的江南》。那些文字只是感官抽象的芽或花，其实很多细节都被忽略了，比如在灵隐寺踯躅的那个下午，在寒山寺独坐的那个夜晚。
张承志在他的《如画的旅程》中说：“真正有美的有意味的长旅中，应该有艰苦，有饥饿和干渴、褴褛和盘缠罄尽。路线应是最底层民众的活动路线，旅人的方式应当同他们谋生的方式一样。”我不赞成张承志说的这种“受难式”的旅行，它是带了野心的。也许那野心在很多人看来是崇高的。我喜欢我的一个热爱旅行的朋友说的那种“常态”。一个人的旅行的常态，旅途看见的风景与人居的常态。我甚至赞成那么一点点豪华与奢侈，因为适当的豪华与奢侈可以维持感官的活力。旅行要变得生动有穿透力，感官的活力是不可衰竭的。
读茨威格自传《昨日的世界》，就非常羡慕他的旅行；他的旅行虽也是带着巨大野心的，但那巨大野心却是纯粹的人性和艺术形式，非常地真诚，即使是被迫的，也充满了神来之笔。好些艺术家的旅行（包括旅居）都是被迫的，比如布洛茨基、索尔仁尼琴，但他们都捕捉到了比通常的旅行者要多得多（也要有意思得多）的风景。身体到，灵魂到，同时又把陌生地当做自己的家的人才可能有如此杰出的旅行。这要求你的身体和灵魂都必须是世界的，而非愚蠢的、狭隘的、极端民族的。
在旅行中与神交已久的朋友谋面是一件大事，它是一个友谊的印证，往往也是一个艺术的印证。神交毕竟因了距离而飘忽，现在身体到了，精神也到了，握手拥抱之后，两个人（或几个人）面对面坐着，喝着咖啡或低度酒，说着话——可以不是自己的母语，心扉打开的那一瞬间，身心最黑暗的地方豁然开朗，照进了异域异国的太阳。萧乾在巴黎偶遇斯诺，斯诺将靠窗的一个背影指给他说：“他就是海明威。”窗外是塞纳河，年轻的杜拉斯已经开始叙事。
一次大仗时候，茨威格在苏黎世遇见了罗曼·罗兰和乔伊斯。与罗兰是故交，属于他乡遇故友，在欧战背景下，很可能是两眼泪汪汪。旅行中与陌生地貌、动植物和天籁的相遇是第一层次的，当然也可能是终极层次的，但多数时候的终极层次还是与人相遇。就算花木、鸟儿、海岸和彩虹那些异类有灵魂，也是难以与我们通灵的。人的灵魂还是容易与人相通。
还有，我承认旅行的本质是放下重量，但那样的旅行难免会显得功利。在出生地，在第二第三出生地，我们实在背负得太多太重。我们的骨头在老化，肌肉在萎缩。问题是，我们在旅行中会背负上别的东西，我们的胃会装上异域的咖啡和酒，我们的眼睛会染上异国的色彩，我们的性会涨秘鲁潮或大西洋潮，而最为可怕的是，我们的心很可能被巴黎圣母院、金字塔和长城一类的东西压制。一个人无论怎样倒空自己，旅途中都不会轻松，我们很多的轻松要么只是片刻，要么就是恍然。不过就我的经验，我们又是可以在旅行中获得“放下”的。1999年4月的一天，在岷山最后的原始部分里，我坐在岩石上，看着对面山崖的雪，耳朵里是婉转的鸟鸣，脚下是稚嫩的小野菊，肌肤浸润着还有些清凉但又绝对明媚的阳光，每一根胡茬都能够感觉微风。我只着迷于雪山的阴影，它是黛青色的，呈现出巨大的凹凸块。我“放下”了足足半个多小时。一个人，在偌大一片幽深美丽的森林。
旅行是可能发生艳遇的，但这艳遇一定又是你生命中的早已播撒的一粒油菜耔。未必是艳遇者亲手播撒的。往往是造物主的一个伏笔。我是不指望在旅行中发生艳遇的。我怀疑种族和文化置于我身体中的那杆秤的计量太小，无法称量一桩异域的艳遇。我更愿意怀揣一个艳遇的梦想去旅行，而最终遇不到梦中人。走过一遭回来，放下背包坐在竹林思量的时候，只淡淡说“都不是，一个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