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延修：“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下）
发布时间：2015-04-17 10:29:58 作者：陈斌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深入虎穴 出淤泥不染
1940年，广大华行改为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特殊秘密工作机构，由周恩来副主席和南方局在重庆亲自领导。杨延修以广大华行总经理及昆明分行经理等身份，在昆明广交朋友，积极参与上层社团的经济合作活动，提高了企业和个人的社会名声和地位，使经营的各项业务都有了迅猛的发展。同时又以此为据点，掩护党的秘密活动，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杨延修在与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等各方周旋中，做到“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其间杨延修曾两次去重庆，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阅读文件，受到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领导人的接见。
1940年下半年后，接到南方局指示，杨延修退出“昆联社”的领导工作，在昆明配合广大华行重庆总行积极开展经济业务活动，并做好掩护党组织的秘密工作。因此，杨延修在昆联社原有统战工作的基础上，依托广大华行行基地，进一步同国民党上层和工商界人士联络交往，其中争取到的重要对象有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长陇体要、滇黔绥靖公署总参谋长刘耀扬、云南省缉私处处长严家浩、昆明航检所所长严实、中国航空公司经理刘安平等，可以说包罗了昆明市国民党的党、政、军和金融、工商、交通运输等各方面的重要人物。通过他们取得了发展中共经济的条件，同时又掩护了党的秘密工作。
到1940年底，随着各项工作逐渐萎缩停顿，昆联社在无形中自动解散了。
1940年改组后的广大华行由卢绪章任董事长、总经理兼党组书记，杨延修及张平等人任副总经理。作为党中央在国统区的秘密经济联络机构，广大华行在重庆由周恩来副主席亲自领导，他指示广大华行要在商言商，广交朋友，努力成为党在国统区的秘密掩护体和经济支柱;要和国民党人士打交道，深入到国民党内部去，做这些重要人物的工作，不管他是党政军要员、特务，还是官僚资本家，都要搞好关系，而且要和他们合作。目的就是要掩护自己，保护自己;要争取参加社会上的社团活动，提高广大华行和个人的社会地位。要充分利用各方面的关系作掩护，使这个机构长期保存下去。要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1942年以后的长时期内，广大华行的资金积累与业务发展比预计的要快，做了许多提供与调剂党的经费的工作。杨延修等人首先同工商界人士合办了一些企业，如昆明的中和药房、贵阳的广和药房等。广大华行在艰难情况下维持了党的秘密交通线。广大华行与苏联粮食出口协会签订协议，独家代理苏联产鹿茸精、碘化钾等药品，从中也获取丰厚利润，发展成为一家有规模的国际贸易集团。
1941年1月 “皖南事变”以后，上级党组织上进一步提出：作为一个大机构，广大华行做交通、情报工作太危险，一旦出现问题，会影响整个企业。作为第三线的绝密机构，广大华行平时不用，保持极端的秘密，这样，广大华行就不再直接做交通和情报工作，由党的一般地下机构转为隐蔽最深的地下经济事业和秘密机构，专做经济工作，努力发展党的地下经济事业，为党提供和调剂经费。
积蓄力量 创办民安保险
为了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在国民党统治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广大华行党组
织从需要和可能出发，提出创办保险公司的设想，认为凭借保险公司在金融界的地位，可以扩大同各行各业的业务往来，增强广大华行的经济活力和企业声誉，提高企业的社会地位，为党的秘密工作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这个想法得到周恩来的肯定。由卢绪章、杨延修等代表广大华行一方，卢作孚代表民生实业公司一方，经过不懈的努力，最终在股权问题上达成一致，双方各筹资一半，共投资法币1000万于1943年成立“民安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民安”即为保障人民物资和产业为公司宗旨。广大华行方面除以卢绪章、杨延修、张平等名义认下一定股份外，由杨延修加紧筹集外股。杨延修在昆明很快征集到一批投资合作对象。其中包括云南商会理事长严燮成、昆明市商会会长周润苍、昆明市银行行长李澄宇，以及昆明市市长裴存藩、昆明市政府秘书长刘志寰等商界政界要人。以卢作孚为董事长的民安保险公司董事会由此成立，并推举卢绪章、杨延修等人为常务董事。
在“民安保险”创设初期，广大华行和民生公司各派骨于充任关键职务，代表投资方的利益把守要津。民生公司投资额在公司资本总额中占有较大比例，而且民安保险对民生公司有密切的利益关系。民安保险凭借民生公司的几十艘轮船的相关保险业务，很快成为保险界的后起之秀。在上海结束业务后，“民安保险”尚有美金 10 万元、港币20万元，投资款港币20万元。1949年，民安产物保险公司香港分公司改制为“香港民安保险有限公司”。未几，成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旗下的财产保险公司。截至今天，民安保险已经连续经营了70多年，由于有着深后的历史底蕴，它始终坚持“关注民生、保障民生”，如今它是太平保险集团旗下的财产保险业务主力之一，它没有辜负当时中共地下党人的创办并直接领导的唯一的保险公司当事人的期望。
“民安保险”的成立，是广大华行党组织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果，标志着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企业已跻身大后方金融实业界的行列，企业的社会层次提高了，经营活动的领域扩大了。通过同这么多上层社会人士合办企业，卢绪章、杨延修等人结识更多党外新朋友。在复杂多变的旧上海，杨延修他们掌握市场规律、把握市场机会，是广大华行成功的重要因素。在重庆和上海，杨延修协助卢绪章先后在民安保险公司经营保险业务，可以说，卢绪章、杨延修他们是中共党内最早熟悉市场经济的商业人才，是地地道道的“红色资本家”。
机智潜伏 打好经济战
1943年，在重庆红岩村，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人接见了杨延修。只见周副主席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他以热情真挚的态度同在场的每个人谈话，谈得那样的生动、快活。杨延修和其他人时时发出会意的笑声，毫无拘束，就像唠家常那样。在这种气氛下，杨延修紧张的心情也不存在了。离开时，周恩来又同他亲切握手，勉励他更好地为党的特殊战线工作，说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找他。
在这段时间里，杨延修介绍卢绪章与蒋介石侍从室专员施公猛等交上了“朋友”，杨延修自己也通过国民党军委会防毒处处长杨昌龄弄到了国民党“上校参议”的身份。这对杨延修他们打好经济战，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特殊时期，广大华行能秘密而有效地为党掌管好“钱袋子”，这使杨延修等人在苦闷的同时，感到特别欣慰。抗战时期，广大华行还担负了为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南方局提供和调剂经费的任务。因“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而威名传天下的八路军，有时却得不到国民政府应发的军费，党中央就要广大华行想办法给八路军提供，时常要临时调剂。另外，一些海外团体也有援助中国共产党、援助八路军的款项，他们这些钱来了，也要有人调剂金条等，都由广大华行通过各种途径给以安全调剂。“出淤泥而不染”，这其实更是一种高尚人格的写照，也正是周恩来对卢绪章、杨延修他们的一再叮咛。为了在社会上“撑起”广大华行的面子和地位，卢绪章、杨延修他们的生活起居都按公开的社会身份安排，隔三差五地宴请宾客，长袖善舞、八面玲珑地应付特务、官僚等各色人等。在这种灯红酒绿的奢华表象中，如何保持共产党人朴实无华、“拒腐蚀永不沾”的本色，是杨延修他们必须面对的一大考验，他们为此明确了一系列的“规矩”和原则。在长期的秘密工作中，广大华行内的党员干部不断加强党性锻炼。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一心为党工作，遇到任何困难都想方设法克服，保证党的事业不受损失，党的机构不受破坏。在敌特严密侦查和破坏面前，做到不畏强暴，沉着应战。在“应酬”、“交朋友”等费用开支方面，坚持该花的花，能少花的少花，不该花的不花，做到花小钱，钓大鱼，绝不假公济私。
当时，生意兴隆的广大华行拥有三辆汽车，那些官僚“关系户”时不时地开口来借用一下，杨延修他们一般都有求必应。杨延修社交应酬能力很强，酒量很好，一次喝一瓶茅台酒不在话下。党组织因此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在公开应酬场合，要帮助上级应对敬酒和拼酒，避免醉酒误事。在社交圈子里，杨延修成了人人皆知的“酒林好汉”。新中国成立后，当再也不需要这种“烟酒不分家”的应酬时，杨延修立马戒烟，酒也没有再豪饮过。
1945年8月抗战胜利，重庆广大华行总行决定迁回上海，特派杨延修紧急赶回上海，开展各项准备工作。他设法弄到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卫生局接收员的身份后，抢先回到上海，
在外滩一号英商亚细亚大楼选定总行新址，并与各地的分支机构和美国分公司等取得联系，积极开展进口西药、化工原料、五金料等业务。1946年创办了上海广大药房，并担任经理。后又参加广大华行与陈果夫合作创办“中心制药厂”的工作。从此陈果夫成为广大华行的公开靠山。
1948年7月，因为曾与广大华行进行秘密联系工作的一位地下党于部突然被捕，杨延修奉党组织紧急通知撤离上海，转台湾会同张平一起前往香港。那时广大华行总行已全部搬至香港。杨延修兼任该行投资的广业置业公司经理，并参加了党内学习和整风运动。
1949年，杨延修在天津调研。
1949年3月，根据党中央指示，他离开香港去北平，向中共社会部报道。在天津参加了由刘少奇领导的接管天津的调查研究工作。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杨延修在上海、昆明、重庆以及香港等地从事经济工作时，不但认真学习经营之道，研究市场信息，提高聚财理财水平，创造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同时还与国民党各类显要人物打交道，巧妙应付，通过合办企业，联手经营，来掩护党的秘密机构，完成党的特殊使命。他往返于昆、渝、沪等地开展经营活动，在复杂尖锐的斗争环境中，坚贞不渝、临危不惧、从容应变、克敌制胜，圆满完成了党交付的各项工作任务，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嘉勉。
1949年，广大华行根据中央指示并入华润公司，杨延修按照规定将个人在广大华行的股份、红利全部上缴给党组织，还主动把在民安、民孚等企业个人投资的股权和酬金红利也全部上缴给党组织，获得了党组织的好评和充分肯定。
时隔六七十年后，当人们重新审视广大华行时，不由得对当时杨延修等共产党人“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和无私奉献精神肃然起敬，同时也感慨万千，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的生动形象的范本。
1949年，杨延修在江苏丹阳集训。
新中国 新使命 新起点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至1958年，杨延修先后担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工商处副处长;上海市人民政府机关党委成员，市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局长，党组副书记、书记;市商业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市第二商业局局长、党组书记;中共上海市委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十人小组成员兼办公室副主任;上海市政协第一届常务委员。在此期间，在陈毅市长和潘汉年、曹荻秋副市长及许涤新部长等人的领导下，杨延修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守职尽责，在稳定市场、保障供给、发展国营商业、贯彻对私改造政策和搞好统战工作等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56年，杨延修在作报告。
1958年整风反右派运动中，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到不公正待遇，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1959年摘掉“右派”帽子后，曾任上海南汇县老港公社副主任、农场副场长。1961年8月起任上海市水产供销公司副经理。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受“广大华行专案”调查牵连，隔离审查两年半后，下放上海市水产供销公司所属水产批发市场、加工厂、冷冻厂和水产商店等基层单位劳动。在二十多年的坎坷逆境中，尽管受到了种种折磨和屈辱，但他坚信党的领导，坚守革命信念，坚持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始终热爱党和人民，热爱社会主义事业，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
1958年，杨延修(三排左一)在国营召楼农场留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2月，中共上海市委对杨延修错划“右派”问题做出改正结论，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原行政级别待遇。1979年，他随上海工商界经济代表团访问香港，与包玉刚等久别重逢，共话合作。后曾任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党组书记。他参与刘靖基等工商业者筹建大陆改革开放后首家民营企业——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1979年9月，上海市工商爱国建设公司成立后，他担任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杨延修重新工作后，还分别担任了以下职务：上海市政协第五、六届委员，五届副秘书长、党组成员;中共上海市委战部机关党委成员;中华全国工商联第四届、第五届常委。1988年离休后，杨延修继续担任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副董事长、代理董事长。1999年起，杨延修担任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顾问。2008年起，他担任爱建特种基金会名誉理事长。
我望着眼前这位百岁老寿星，不由肃然起敬：他从一个救亡图存的热血青年成长为有着坚定的政治立场，崇高理想的革命者;他忠诚于党，坚定跟党走，坚守党的秘密，为党保管和筹集经费，无怨无悔，无私奉献;他志存高远，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在地下特殊战线工作几十年，出污泥而不染，勇敢机智，胆识超人，无愧是与 “魔鬼”打交道的人;他心胸宽广，为人豁达，虽遭遇不公正待遇，仍坚守革命信念，坚信党的领导，经受了严峻考验;他为人亲和友善，关心群众，热心公益事业。待到春天来临，他终成经济战线和保险业的一朵奇葩。
告别杨老，笔者感到一股股无比的暖流在心间久久涌动……
深入虎穴 出淤泥不染
1940年，广大华行改为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特殊秘密工作机构，由周恩来副主席和南方局在重庆亲自领导。杨延修以广大华行总经理及昆明分行经理等身份，在昆明广交朋友，积极参与上层社团的经济合作活动，提高了企业和个人的社会名声和地位，使经营的各项业务都有了迅猛的发展。同时又以此为据点，掩护党的秘密活动，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杨延修在与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等各方周旋中，做到“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其间杨延修曾两次去重庆，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阅读文件，受到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领导人的接见。
1940年下半年后，接到南方局指示，杨延修退出“昆联社”的领导工作，在昆明配合广大华行重庆总行积极开展经济业务活动，并做好掩护党组织的秘密工作。因此，杨延修在昆联社原有统战工作的基础上，依托广大华行行基地，进一步同国民党上层和工商界人士联络交往，其中争取到的重要对象有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长陇体要、滇黔绥靖公署总参谋长刘耀扬、云南省缉私处处长严家浩、昆明航检所所长严实、中国航空公司经理刘安平等，可以说包罗了昆明市国民党的党、政、军和金融、工商、交通运输等各方面的重要人物。通过他们取得了发展中共经济的条件，同时又掩护了党的秘密工作。
到1940年底，随着各项工作逐渐萎缩停顿，昆联社在无形中自动解散了。
1940年改组后的广大华行由卢绪章任董事长、总经理兼党组书记，杨延修及张平等人任副总经理。作为党中央在国统区的秘密经济联络机构，广大华行在重庆由周恩来副主席亲自领导，他指示广大华行要在商言商，广交朋友，努力成为党在国统区的秘密掩护体和经济支柱;要和国民党人士打交道，深入到国民党内部去，做这些重要人物的工作，不管他是党政军要员、特务，还是官僚资本家，都要搞好关系，而且要和他们合作。目的就是要掩护自己，保护自己;要争取参加社会上的社团活动，提高广大华行和个人的社会地位。要充分利用各方面的关系作掩护，使这个机构长期保存下去。要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1942年以后的长时期内，广大华行的资金积累与业务发展比预计的要快，做了许多提供与调剂党的经费的工作。杨延修等人首先同工商界人士合办了一些企业，如昆明的中和药房、贵阳的广和药房等。广大华行在艰难情况下维持了党的秘密交通线。广大华行与苏联粮食出口协会签订协议，独家代理苏联产鹿茸精、碘化钾等药品，从中也获取丰厚利润，发展成为一家有规模的国际贸易集团。
1941年1月 “皖南事变”以后，上级党组织上进一步提出：作为一个大机构，广大华行做交通、情报工作太危险，一旦出现问题，会影响整个企业。作为第三线的绝密机构，广大华行平时不用，保持极端的秘密，这样，广大华行就不再直接做交通和情报工作，由党的一般地下机构转为隐蔽最深的地下经济事业和秘密机构，专做经济工作，努力发展党的地下经济事业，为党提供和调剂经费。
积蓄力量 创办民安保险
为了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在国民党统治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广大华行党组
织从需要和可能出发，提出创办保险公司的设想，认为凭借保险公司在金融界的地位，可以扩大同各行各业的业务往来，增强广大华行的经济活力和企业声誉，提高企业的社会地位，为党的秘密工作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这个想法得到周恩来的肯定。由卢绪章、杨延修等代表广大华行一方，卢作孚代表民生实业公司一方，经过不懈的努力，最终在股权问题上达成一致，双方各筹资一半，共投资法币1000万于1943年成立“民安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民安”即为保障人民物资和产业为公司宗旨。广大华行方面除以卢绪章、杨延修、张平等名义认下一定股份外，由杨延修加紧筹集外股。杨延修在昆明很快征集到一批投资合作对象。其中包括云南商会理事长严燮成、昆明市商会会长周润苍、昆明市银行行长李澄宇，以及昆明市市长裴存藩、昆明市政府秘书长刘志寰等商界政界要人。以卢作孚为董事长的民安保险公司董事会由此成立，并推举卢绪章、杨延修等人为常务董事。
在“民安保险”创设初期，广大华行和民生公司各派骨于充任关键职务，代表投资方的利益把守要津。民生公司投资额在公司资本总额中占有较大比例，而且民安保险对民生公司有密切的利益关系。民安保险凭借民生公司的几十艘轮船的相关保险业务，很快成为保险界的后起之秀。在上海结束业务后，“民安保险”尚有美金 10 万元、港币20万元，投资款港币20万元。1949年，民安产物保险公司香港分公司改制为“香港民安保险有限公司”。未几，成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旗下的财产保险公司。截至今天，民安保险已经连续经营了70多年，由于有着深后的历史底蕴，它始终坚持“关注民生、保障民生”，如今它是太平保险集团旗下的财产保险业务主力之一，它没有辜负当时中共地下党人的创办并直接领导的唯一的保险公司当事人的期望。
“民安保险”的成立，是广大华行党组织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果，标志着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企业已跻身大后方金融实业界的行列，企业的社会层次提高了，经营活动的领域扩大了。通过同这么多上层社会人士合办企业，卢绪章、杨延修等人结识更多党外新朋友。在复杂多变的旧上海，杨延修他们掌握市场规律、把握市场机会，是广大华行成功的重要因素。在重庆和上海，杨延修协助卢绪章先后在民安保险公司经营保险业务，可以说，卢绪章、杨延修他们是中共党内最早熟悉市场经济的商业人才，是地地道道的“红色资本家”。
机智潜伏 打好经济战
1943年，在重庆红岩村，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人接见了杨延修。只见周副主席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他以热情真挚的态度同在场的每个人谈话，谈得那样的生动、快活。杨延修和其他人时时发出会意的笑声，毫无拘束，就像唠家常那样。在这种气氛下，杨延修紧张的心情也不存在了。离开时，周恩来又同他亲切握手，勉励他更好地为党的特殊战线工作，说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找他。
在这段时间里，杨延修介绍卢绪章与蒋介石侍从室专员施公猛等交上了“朋友”，杨延修自己也通过国民党军委会防毒处处长杨昌龄弄到了国民党“上校参议”的身份。这对杨延修他们打好经济战，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特殊时期，广大华行能秘密而有效地为党掌管好“钱袋子”，这使杨延修等人在苦闷的同时，感到特别欣慰。抗战时期，广大华行还担负了为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南方局提供和调剂经费的任务。因“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而威名传天下的八路军，有时却得不到国民政府应发的军费，党中央就要广大华行想办法给八路军提供，时常要临时调剂。另外，一些海外团体也有援助中国共产党、援助八路军的款项，他们这些钱来了，也要有人调剂金条等，都由广大华行通过各种途径给以安全调剂。“出淤泥而不染”，这其实更是一种高尚人格的写照，也正是周恩来对卢绪章、杨延修他们的一再叮咛。为了在社会上“撑起”广大华行的面子和地位，卢绪章、杨延修他们的生活起居都按公开的社会身份安排，隔三差五地宴请宾客，长袖善舞、八面玲珑地应付特务、官僚等各色人等。在这种灯红酒绿的奢华表象中，如何保持共产党人朴实无华、“拒腐蚀永不沾”的本色，是杨延修他们必须面对的一大考验，他们为此明确了一系列的“规矩”和原则。在长期的秘密工作中，广大华行内的党员干部不断加强党性锻炼。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一心为党工作，遇到任何困难都想方设法克服，保证党的事业不受损失，党的机构不受破坏。在敌特严密侦查和破坏面前，做到不畏强暴，沉着应战。在“应酬”、“交朋友”等费用开支方面，坚持该花的花，能少花的少花，不该花的不花，做到花小钱，钓大鱼，绝不假公济私。
当时，生意兴隆的广大华行拥有三辆汽车，那些官僚“关系户”时不时地开口来借用一下，杨延修他们一般都有求必应。杨延修社交应酬能力很强，酒量很好，一次喝一瓶茅台酒不在话下。党组织因此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在公开应酬场合，要帮助上级应对敬酒和拼酒，避免醉酒误事。在社交圈子里，杨延修成了人人皆知的“酒林好汉”。新中国成立后，当再也不需要这种“烟酒不分家”的应酬时，杨延修立马戒烟，酒也没有再豪饮过。
1945年8月抗战胜利，重庆广大华行总行决定迁回上海，特派杨延修紧急赶回上海，开展各项准备工作。他设法弄到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卫生局接收员的身份后，抢先回到上海，
在外滩一号英商亚细亚大楼选定总行新址，并与各地的分支机构和美国分公司等取得联系，积极开展进口西药、化工原料、五金料等业务。1946年创办了上海广大药房，并担任经理。后又参加广大华行与陈果夫合作创办“中心制药厂”的工作。从此陈果夫成为广大华行的公开靠山。
1948年7月，因为曾与广大华行进行秘密联系工作的一位地下党于部突然被捕，杨延修奉党组织紧急通知撤离上海，转台湾会同张平一起前往香港。那时广大华行总行已全部搬至香港。杨延修兼任该行投资的广业置业公司经理，并参加了党内学习和整风运动。
1949年，杨延修在天津调研。
1949年3月，根据党中央指示，他离开香港去北平，向中共社会部报道。在天津参加了由刘少奇领导的接管天津的调查研究工作。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杨延修在上海、昆明、重庆以及香港等地从事经济工作时，不但认真学习经营之道，研究市场信息，提高聚财理财水平，创造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同时还与国民党各类显要人物打交道，巧妙应付，通过合办企业，联手经营，来掩护党的秘密机构，完成党的特殊使命。他往返于昆、渝、沪等地开展经营活动，在复杂尖锐的斗争环境中，坚贞不渝、临危不惧、从容应变、克敌制胜，圆满完成了党交付的各项工作任务，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嘉勉。
1949年，广大华行根据中央指示并入华润公司，杨延修按照规定将个人在广大华行的股份、红利全部上缴给党组织，还主动把在民安、民孚等企业个人投资的股权和酬金红利也全部上缴给党组织，获得了党组织的好评和充分肯定。
时隔六七十年后，当人们重新审视广大华行时，不由得对当时杨延修等共产党人“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和无私奉献精神肃然起敬，同时也感慨万千，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的生动形象的范本。
1949年，杨延修在江苏丹阳集训。
新中国 新使命 新起点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至1958年，杨延修先后担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工商处副处长;上海市人民政府机关党委成员，市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局长，党组副书记、书记;市商业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市第二商业局局长、党组书记;中共上海市委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十人小组成员兼办公室副主任;上海市政协第一届常务委员。在此期间，在陈毅市长和潘汉年、曹荻秋副市长及许涤新部长等人的领导下，杨延修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守职尽责，在稳定市场、保障供给、发展国营商业、贯彻对私改造政策和搞好统战工作等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56年，杨延修在作报告。
1958年整风反右派运动中，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到不公正待遇，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1959年摘掉“右派”帽子后，曾任上海南汇县老港公社副主任、农场副场长。1961年8月起任上海市水产供销公司副经理。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受“广大华行专案”调查牵连，隔离审查两年半后，下放上海市水产供销公司所属水产批发市场、加工厂、冷冻厂和水产商店等基层单位劳动。在二十多年的坎坷逆境中，尽管受到了种种折磨和屈辱，但他坚信党的领导，坚守革命信念，坚持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始终热爱党和人民，热爱社会主义事业，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
1958年，杨延修(三排左一)在国营召楼农场留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2月，中共上海市委对杨延修错划“右派”问题做出改正结论，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原行政级别待遇。1979年，他随上海工商界经济代表团访问香港，与包玉刚等久别重逢，共话合作。后曾任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党组书记。他参与刘靖基等工商业者筹建大陆改革开放后首家民营企业——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1979年9月，上海市工商爱国建设公司成立后，他担任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杨延修重新工作后，还分别担任了以下职务：上海市政协第五、六届委员，五届副秘书长、党组成员;中共上海市委战部机关党委成员;中华全国工商联第四届、第五届常委。1988年离休后，杨延修继续担任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副董事长、代理董事长。1999年起，杨延修担任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顾问。2008年起，他担任爱建特种基金会名誉理事长。
我望着眼前这位百岁老寿星，不由肃然起敬：他从一个救亡图存的热血青年成长为有着坚定的政治立场，崇高理想的革命者;他忠诚于党，坚定跟党走，坚守党的秘密，为党保管和筹集经费，无怨无悔，无私奉献;他志存高远，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在地下特殊战线工作几十年，出污泥而不染，勇敢机智，胆识超人，无愧是与 “魔鬼”打交道的人;他心胸宽广，为人豁达，虽遭遇不公正待遇，仍坚守革命信念，坚信党的领导，经受了严峻考验;他为人亲和友善，关心群众，热心公益事业。待到春天来临，他终成经济战线和保险业的一朵奇葩。
告别杨老，笔者感到一股股无比的暖流在心间久久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