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延修：“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上）
发布时间：2015-04-10 11:05:57 作者：陈斌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光影唤醒记忆，经典照亮心灵。1980年珠江电影制片厂一部《与魔鬼打交道的人》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故事是1947年，中共地下党人为配合我解放军进军步伐，上海经济界我地下党负责人张公甫，与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战斗。本文的主人公杨延修就是地下党员张公甫的人物原型之一。鲜为人知的是，杨延修还是一位有名气的保险人。
近日承蒙中国保险学会的介绍和引荐，笔者怀着敬仰和崇敬的心，走近这位有着百年传奇人生的老人杨延修。
早晨的一抹阳光透过窗棂照进来，斑驳的光影洒在这位百岁老人身上。重新开启那段尘封的记忆，随着时空的转换，我们沉浸在过去的岁月里……
烽火岁月 投身革命
杨延修，又名连生，再之。1911年l月30日出生于江苏泰州。因家境贫苦，7岁便离家来沪，依靠做皮匠的叔父维持生活。在上海联义善会义务小学就读三年后，回到泰州读完初级小学。因无力升学，就辍学跟二哥学皮匠手艺活。白天辛勤劳作，晚上则先后在景林堂夜校、青年夜校、民治夜校学习。14岁到上海英商信纳洋行保险部经纪人金嗣云处作实习生，后转入法商保太保险公司华商经理处当职员。不久担任水险部华员经理，又任江南银行保险部经理，还与人合办永平保险总行，任总经理。杨延修一面积极工作，一面积极寻求知识，在学习中参加了学生会的活动，曾任民治夜中学生会主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杨延修加入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募捐等支援东北抗日义勇軍的爱国活动，曾担任中队长等职务。1932年1月28日晚，日本侵略者继在上海不断寻衅挑起事端后，突然向驻守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的率领下奋起反击，淞沪抗战爆发。1月29日大清早，“社会童子军团”大部分团员主动来到团部，坚决要求投身到抗敌御侮的战斗中去。在民族危机面前，他们由以往的“自我修养”变为“自助助长、自救救国”。团员们志愿带领红十字会难民车、医务车到战区内外抢救难民，运送伤兵。参加战地服务，就意味着要冒着生命危险，随时做出牺牲。血气方刚的杨延修等100多名团员毅然在宣誓志愿书上签名组成服务队，当晚到九江路红十字会救护大队报到。经过编排为四人一组，随同卡车分批出发去抢救难民。为了支援前线救护伤兵，经与南翔十九军军部联系后，由卢绪章、杨延修、张平等28名团员组成担架队，编入七十八师军医处，随一五六旅在前线从事救护伤员和其他务工作。
1933年，广大华行五位创始人。后排右为杨延修。
1932年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社会童子军团”担架队才撤回上海。1932年5月8日，十里洋场的南京路上，在军乐队的前导之下，浩浩荡荡地走来了一支“社会童子军团”队伍。他们个个头戴船形帽，身穿土黄色夹克军服，胸挂铜制军哨，腰挎瑞士军刀，颈部系一方蓝白相间的三角围巾。走着队伍前列的中队长高擎着十九路军军部颁发的锦旗，旗手正是杨延修。他戴着黑边的眼镜，斯文帅气的脸上显得面色凝重，沉稳的性格使他显出一种超越了年龄的成熟。翌日，上海各大报刊纷纷刊登图片新闻，报道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十九路军七十八师为杨延修和团员们的为国牺牲精神和卓越服务工作所感动，专门给上海市商会写去了感谢信。
1933年，杨延修、朱学明新婚燕尔。
为了抗敌御侮和谋求活动经费，卢绪章、杨延修等五位青年集资300元大洋，在沪成立“广大华行”。刚开始，这只是一家经营西药、医疗器械邮售业务的“皮包”公司。当时租借了上海天潼路怡如里29号一间大亭子间，分隔成内外两间，里面一小间作为杨延修和朱学明的结婚新房，外间作为广大华行办公室。开始时没有挂招牌，白天也无人办公，只由朱学明协助照应。早晚业余时间和节假日，五位合伙人才到办公室处理业务。大家也不领取薪水，只供应一顿晚餐和一些车费津贴，所有开支都精打细算，尽量节省。杨延修和张平协助内部事务和邮包装箱、寄发等工作，广大华行成立初期，每月营业额只有数百元，但因开支很少，仍能有所盈余。后来营业额逐步上升，每月增加到一二千元以至数千元，积累了一定资金，经营范围和规模进一步扩大。
1934年，杨延修在奋笔疾书。
“九·一八”事变，点燃了大批洋行华员抗日救国的激情，他们响应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的号召，发起组织上海洋行华员抗日救国会，喊出了“鉴于亡国之前车，愿为先驱，共赴国难，歼此暴敌，以雪国耻”的口号。1936年10月，“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到会600余人。后来因会员发展会场较小，一些人数较多的活动常与同时期成立的上海银钱业业余联谊会联合举行。从一定意义上说，“洋联”已是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上海职业各界进步团体举行集会统一步调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相互支持，加强配合。杨延修代表“洋联”经常参加这项活动。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前夕，“洋联”主要负责人杨经才突遭公共租界工部局通缉，匆匆离开上海去汉口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洋联”原有的各项文娱体育活动处于停顿状态。为适应全面抗战的新形势，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推动下，由“洋联”骨干分子杨延修、梁次渔等出面，组织成立“洋联”战时服务团，同上海各界战时服务团积极投入支援前线的抗战服务活动。
1938年4月，经卢绪章介绍，杨延修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深入虎穴 智勇双全
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洋联”成员很快取得共识，决定在已有组织基础上，筹划成立新的公开合法的社会团体。由卢绪章、杨延修、舒自清、张平等组成十人核心小组，作为筹备新社团的核心力量，约定每星期日轮流在各人家里（主要在卢绪章和杨延修家里），以聚餐会、茶话会等形式聚集在一起，商量新组织的筹备工作，研究如何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和深入外商企业发动基层华员群众等问题。积极筹备成立有公开合法地位的群众性团体“华联同乐会”，并参加由中共驻上海代表刘少文领导的“星一聚餐会”，广泛接触各界进步人士。1938年4月“华联同乐会”正式成立，杨延修以常务理事身份兼任秘书处主任。“华联同乐会”成立以后广泛开展了文化教育、文娱体育、会员福利等服务活动，并以此为掩护，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以及党的秘密工作。从此，杨延修深刻地认识到：对敌斗争的每一步胜利都是同党的领导分不开的。
1939年，广大华行部分员工合影。前排右一为杨延修。
上海沦为“孤岛”后，杨延修奉命赴西南开拓业务，凭借多年的经验和把握商机的敏锐，出任运输部经理。他利用在保太保险公司工作时与法籍经理关系，打通法国在越南海防的海关，抓住昆明交通中转的优势，大力开展货物运输及保险业务，建立了由上海经香港、越南海防到昆明、贵阳、重庆、成都等地一直通往新疆边境到苏联的运输线，取得丰厚的利润，还寻到不少商机。这些商业运输线，同时又成为党的秘密交通线，“广大华行”还在有关城市成立了分支机构，既扩大了业务，又扩大了秘密活动范围。杨延修还同时在永平、保太等保险公司担任领导职务，尽管收入较高，但生活节俭，将省下的钱款支援抗日爱国运动和捐助给“华联同乐会”，并并义务参与有关工作。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上海形势恶化，杨延修奉上级党组织指示撤出“华联同乐会”，由广大华行派去昆明担任“广大华行”昆明分行经理，开拓大后方业务。他在昆明参加了以推动当地职业青年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为宗旨的“昆明业余联谊社”，曾担任代理主席、中共昆明地下党支部委员。
杨延修与昆明工商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广交朋友，开展经贸工作，同时和国民党某些党、政、军、团及特务组织的上层人物结识，以合资办企业和做生意等形式，以此为保护伞，掩护党组织的地下活动，坚持同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机智巧妙的斗争。这中间经历了一幕幕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和防不胜防的惊险场景，杨延修凭借过人的胆识和超人的智慧一一化解。
昆明业余联谊社（以下简称“昆联社”）成立于1938年，至1940年底结束。昆联社设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理、监事会，开始由徐庚敖担任理事长。1940年春，杨延修代理“昆联社”主席后，在当年初夏举行了第二届“征求社友”活动。为扩大社会影响和号召力，昆联社聘请昆明市市长裴存藩担任征求队名誉总队长，王齐兴、钟韵琴为名誉总干事，云南省主席龙云之子龙绳曾、中国银行昆明分行行长王振芳、云南省政府军医处处长周晋熙等20名市政要人和社会闻人担任名誉队长。龙云还兴致勃勃地为《昆联社特刊》题写刊名，裴存藩题词“敬业乐群”四个字。
杨延修在“昆联社”开展党组织活动，主要通过读书会进行，即以党员为主体，吸收一些党外进步人士组成。在读书会上阅读进步书刊，讨论研究工作步步骤、方法和分工。会后分头到各部门和基层，发动和组织广大社员参加活动。杨延修以昆联社和广大华行为基地，与昆明国民党上层人物和工商界人士建立了广泛联系。
光影唤醒记忆，经典照亮心灵。1980年珠江电影制片厂一部《与魔鬼打交道的人》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故事是1947年，中共地下党人为配合我解放军进军步伐，上海经济界我地下党负责人张公甫，与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战斗。本文的主人公杨延修就是地下党员张公甫的人物原型之一。鲜为人知的是，杨延修还是一位有名气的保险人。
近日承蒙中国保险学会的介绍和引荐，笔者怀着敬仰和崇敬的心，走近这位有着百年传奇人生的老人杨延修。
早晨的一抹阳光透过窗棂照进来，斑驳的光影洒在这位百岁老人身上。重新开启那段尘封的记忆，随着时空的转换，我们沉浸在过去的岁月里……
烽火岁月 投身革命
杨延修，又名连生，再之。1911年l月30日出生于江苏泰州。因家境贫苦，7岁便离家来沪，依靠做皮匠的叔父维持生活。在上海联义善会义务小学就读三年后，回到泰州读完初级小学。因无力升学，就辍学跟二哥学皮匠手艺活。白天辛勤劳作，晚上则先后在景林堂夜校、青年夜校、民治夜校学习。14岁到上海英商信纳洋行保险部经纪人金嗣云处作实习生，后转入法商保太保险公司华商经理处当职员。不久担任水险部华员经理，又任江南银行保险部经理，还与人合办永平保险总行，任总经理。杨延修一面积极工作，一面积极寻求知识，在学习中参加了学生会的活动，曾任民治夜中学生会主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杨延修加入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募捐等支援东北抗日义勇軍的爱国活动，曾担任中队长等职务。1932年1月28日晚，日本侵略者继在上海不断寻衅挑起事端后，突然向驻守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的率领下奋起反击，淞沪抗战爆发。1月29日大清早，“社会童子军团”大部分团员主动来到团部，坚决要求投身到抗敌御侮的战斗中去。在民族危机面前，他们由以往的“自我修养”变为“自助助长、自救救国”。团员们志愿带领红十字会难民车、医务车到战区内外抢救难民，运送伤兵。参加战地服务，就意味着要冒着生命危险，随时做出牺牲。血气方刚的杨延修等100多名团员毅然在宣誓志愿书上签名组成服务队，当晚到九江路红十字会救护大队报到。经过编排为四人一组，随同卡车分批出发去抢救难民。为了支援前线救护伤兵，经与南翔十九军军部联系后，由卢绪章、杨延修、张平等28名团员组成担架队，编入七十八师军医处，随一五六旅在前线从事救护伤员和其他务工作。
1933年，广大华行五位创始人。后排右为杨延修。
1932年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社会童子军团”担架队才撤回上海。1932年5月8日，十里洋场的南京路上，在军乐队的前导之下，浩浩荡荡地走来了一支“社会童子军团”队伍。他们个个头戴船形帽，身穿土黄色夹克军服，胸挂铜制军哨，腰挎瑞士军刀，颈部系一方蓝白相间的三角围巾。走着队伍前列的中队长高擎着十九路军军部颁发的锦旗，旗手正是杨延修。他戴着黑边的眼镜，斯文帅气的脸上显得面色凝重，沉稳的性格使他显出一种超越了年龄的成熟。翌日，上海各大报刊纷纷刊登图片新闻，报道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十九路军七十八师为杨延修和团员们的为国牺牲精神和卓越服务工作所感动，专门给上海市商会写去了感谢信。
1933年，杨延修、朱学明新婚燕尔。
为了抗敌御侮和谋求活动经费，卢绪章、杨延修等五位青年集资300元大洋，在沪成立“广大华行”。刚开始，这只是一家经营西药、医疗器械邮售业务的“皮包”公司。当时租借了上海天潼路怡如里29号一间大亭子间，分隔成内外两间，里面一小间作为杨延修和朱学明的结婚新房，外间作为广大华行办公室。开始时没有挂招牌，白天也无人办公，只由朱学明协助照应。早晚业余时间和节假日，五位合伙人才到办公室处理业务。大家也不领取薪水，只供应一顿晚餐和一些车费津贴，所有开支都精打细算，尽量节省。杨延修和张平协助内部事务和邮包装箱、寄发等工作，广大华行成立初期，每月营业额只有数百元，但因开支很少，仍能有所盈余。后来营业额逐步上升，每月增加到一二千元以至数千元，积累了一定资金，经营范围和规模进一步扩大。
1934年，杨延修在奋笔疾书。
“九·一八”事变，点燃了大批洋行华员抗日救国的激情，他们响应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的号召，发起组织上海洋行华员抗日救国会，喊出了“鉴于亡国之前车，愿为先驱，共赴国难，歼此暴敌，以雪国耻”的口号。1936年10月，“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到会600余人。后来因会员发展会场较小，一些人数较多的活动常与同时期成立的上海银钱业业余联谊会联合举行。从一定意义上说，“洋联”已是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上海职业各界进步团体举行集会统一步调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相互支持，加强配合。杨延修代表“洋联”经常参加这项活动。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前夕，“洋联”主要负责人杨经才突遭公共租界工部局通缉，匆匆离开上海去汉口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洋联”原有的各项文娱体育活动处于停顿状态。为适应全面抗战的新形势，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推动下，由“洋联”骨干分子杨延修、梁次渔等出面，组织成立“洋联”战时服务团，同上海各界战时服务团积极投入支援前线的抗战服务活动。
1938年4月，经卢绪章介绍，杨延修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深入虎穴 智勇双全
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洋联”成员很快取得共识，决定在已有组织基础上，筹划成立新的公开合法的社会团体。由卢绪章、杨延修、舒自清、张平等组成十人核心小组，作为筹备新社团的核心力量，约定每星期日轮流在各人家里（主要在卢绪章和杨延修家里），以聚餐会、茶话会等形式聚集在一起，商量新组织的筹备工作，研究如何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和深入外商企业发动基层华员群众等问题。积极筹备成立有公开合法地位的群众性团体“华联同乐会”，并参加由中共驻上海代表刘少文领导的“星一聚餐会”，广泛接触各界进步人士。1938年4月“华联同乐会”正式成立，杨延修以常务理事身份兼任秘书处主任。“华联同乐会”成立以后广泛开展了文化教育、文娱体育、会员福利等服务活动，并以此为掩护，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以及党的秘密工作。从此，杨延修深刻地认识到：对敌斗争的每一步胜利都是同党的领导分不开的。
1939年，广大华行部分员工合影。前排右一为杨延修。
上海沦为“孤岛”后，杨延修奉命赴西南开拓业务，凭借多年的经验和把握商机的敏锐，出任运输部经理。他利用在保太保险公司工作时与法籍经理关系，打通法国在越南海防的海关，抓住昆明交通中转的优势，大力开展货物运输及保险业务，建立了由上海经香港、越南海防到昆明、贵阳、重庆、成都等地一直通往新疆边境到苏联的运输线，取得丰厚的利润，还寻到不少商机。这些商业运输线，同时又成为党的秘密交通线，“广大华行”还在有关城市成立了分支机构，既扩大了业务，又扩大了秘密活动范围。杨延修还同时在永平、保太等保险公司担任领导职务，尽管收入较高，但生活节俭，将省下的钱款支援抗日爱国运动和捐助给“华联同乐会”，并并义务参与有关工作。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上海形势恶化，杨延修奉上级党组织指示撤出“华联同乐会”，由广大华行派去昆明担任“广大华行”昆明分行经理，开拓大后方业务。他在昆明参加了以推动当地职业青年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为宗旨的“昆明业余联谊社”，曾担任代理主席、中共昆明地下党支部委员。
杨延修与昆明工商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广交朋友，开展经贸工作，同时和国民党某些党、政、军、团及特务组织的上层人物结识，以合资办企业和做生意等形式，以此为保护伞，掩护党组织的地下活动，坚持同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机智巧妙的斗争。这中间经历了一幕幕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和防不胜防的惊险场景，杨延修凭借过人的胆识和超人的智慧一一化解。
昆明业余联谊社（以下简称“昆联社”）成立于1938年，至1940年底结束。昆联社设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理、监事会，开始由徐庚敖担任理事长。1940年春，杨延修代理“昆联社”主席后，在当年初夏举行了第二届“征求社友”活动。为扩大社会影响和号召力，昆联社聘请昆明市市长裴存藩担任征求队名誉总队长，王齐兴、钟韵琴为名誉总干事，云南省主席龙云之子龙绳曾、中国银行昆明分行行长王振芳、云南省政府军医处处长周晋熙等20名市政要人和社会闻人担任名誉队长。龙云还兴致勃勃地为《昆联社特刊》题写刊名，裴存藩题词“敬业乐群”四个字。
杨延修在“昆联社”开展党组织活动，主要通过读书会进行，即以党员为主体，吸收一些党外进步人士组成。在读书会上阅读进步书刊，讨论研究工作步步骤、方法和分工。会后分头到各部门和基层，发动和组织广大社员参加活动。杨延修以昆联社和广大华行为基地，与昆明国民党上层人物和工商界人士建立了广泛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