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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 新加坡“国父”的金融魔术

发布时间:2015-04-10 10:34:38    作者:武保卫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因病于3月23日凌晨3时18分去世,享年91岁。一代政治巨人就此谢幕。

从1959年出任新加坡首任总理起到2011年淡出政坛,李光耀担任新加坡总理31年,担任内阁职务52年,在新加坡政坛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此期间,新加坡用了不到40年时间,从一个缺乏经济禀赋和安全保证的弹丸之地,跃升为著名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并进入发达国家之列。其发展轨迹,被总结为新加坡模式。李光耀也被誉为“新加坡国父”。

李光耀的新加坡就是专家治国论者的梦想。新加坡的福利体系跟欧洲如出一辙,包括国民医疗保险和低成本的教育体制,但它既不鼓励懒散的行事方式,也不提倡肆意挥霍。

毋容置疑,李光耀思想中包括国家金融体系的构建等治国韬略对于今天转型阶段的中国社会也大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李光耀

新加坡的“发家史”——与新加坡金融中心的故事密不可分

没有风景如画的壮丽山河,也没有气势磅礴的巍峨建筑,雨中仍可清楚辨识的城市风景线勾勒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轮廓。李光耀的国葬仪式3月29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化中心举行。

新加坡《联合早报》称,李光耀开创了一种由政府强力主导的经济和社会管理模式,但也在政治和媒体领域限制异议的表达空间。但他与一些西方民主国家在人权、政治文化和媒体自由方面的意识形态分歧,并没有影响他身为一个国际战略家所受到的国际推崇。无论是欧美或区域国家,无不高度重视他对国际形势的精辟观点和分析。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一份声明中称,对李光耀的逝世感到“深切哀伤”,赞扬他是广受尊敬的“亚洲的传奇人物”。

李光耀在执政新加坡的31年(1959-1990)里,把新加坡这个缺乏资源禀赋的弹丸之地,送入发达国家之列,创造了亚洲的经济奇迹。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60年,新加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变价)只有2530美元,这一数字在1990年李光耀辞任总理时已上升至16554美元;2013年,更是上涨至36898美元,接近1960年的15倍,位列全球第九位,超过了美国以及曾经作为其殖民者的英国。

李光耀高瞻远瞩地将成为区域金融中心作为其发展目标,大力扶持金融市场。新加坡建国后,政府通过提供税收、管理上的种种优惠,鼓励金融发展,并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吸引跨国金融机构。新加坡早在1968年便建立了亚洲美元市场,开始走上金融国际化的道路。同时新加坡还借鉴外国经验不断改革和完善其金融制度。根据2014年9月颁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新加坡如今已是全球第四大金融中心,仅次于纽约、伦敦和中国香港。

李光耀在回忆录写道:“1965年新马刚分家的时候,任何人预测新加坡日后会成为一个金融中心,一定被当成疯子。市中心一座座闪闪发亮的现代化办公大楼,通过一组组电脑把新加坡同伦敦、纽约、东京、法兰克福、香港和其他主要的金融中心联系起来,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李光耀讲述了那段故事:

温斯敏博士(新加坡当时的经济顾问)对美国银行新加坡分行的副总裁范伊厄宁阐述新加坡的雄心——要在十年内让新加坡成为东南亚的金融中心。而范伊厄宁却认为新加坡不需要十年,只需要五年就可以发展起来。范伊厄宁建议,如果将新加坡置于二者之间,新加坡就会在旧金山闭市之前接手,到自己闭市时就把金融交易活动转交苏黎世。这将是开天辟地以来,银行和金融活动第一次全天候不间断运作。温斯敏高超的想象力获得了李光耀的大力支持,在克服重重困难之下,李光耀决定不惜冒险一试,吩咐新加坡前财政部长韩瑞生大胆进行此项计划。

然而,新加坡不像中国香港,既不能凭借伦敦市的名气,又没有英格兰银行这个后盾。新加坡在1968年属于第三世界国家,国外银行家对于新加坡能否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工作与生活环境、能发挥高效率的基础设施,以及一群技能高、适应力强的专业人才怀有疑心,同时对新加坡货币局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监管银行业的能力信心寥寥。而新加坡如何让这些银行家放心,来源于新加坡的独特地缘政治经济优势,而这些优势乃是新加坡构建世界级金融中心的必然性来源。

李光耀曾这样总结:“我们的金融中心发展史所写下的是这样的故事:如何努力建立正直之邦的信誉,如何把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官员,训练他们具有监管银行、股票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能力,以便把金融体制发生崩溃的风险,减至最低程度。”

1990年,李光耀重新检讨了新加坡的金融监管政策。1992年,他参加了JP摩根国际咨询委员会会议,同众多银行精英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随后,李光耀得出了结论:新加坡跟他们比起来,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也正是这一年,李光耀对新加坡金融监管局的管制措施和银行作风的看法开始发生了改变。

1994年,李光耀召集外国金融机构担任管理要职的新加坡人士举行数次献策会议,探讨新加坡的金融改革。在这些会议之后,李光耀认为,太多的国民储蓄存放在公积金户头,法定机构以及与政府有联系的公司把存款存进银行的做法很保守。于是,李光耀认识到引进国际基金管理公司的路径。1994年之后,李光耀向新加坡四大银行中的三家——华侨银行、大华银行和华联银行表达其对新加坡金融发展的忧虑。但出乎李光耀意料的是,这些银行的高管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在环球趋势快马加鞭的时代,排他、不放眼天下和缺乏前瞻性的心态是多么危险。他们依旧要求政府继续约束外资银行,不让外资银行在新加坡增设分行。

李光耀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997年,李光耀要求政府持股的新加坡发展银行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推动改革。

国有资本运营典范淡马锡

1998年,在李光耀的支持下,担任新加坡金融监管局的李显龙对金融管理局进行了改组,调整了重点,以全新的风格管理和发展金融业。批准特准全面银行增设更多的分行和自动提款机,开放国内银行业,而这恰恰是新加坡金融监管局前任主席高胜铭所回避的改革措施。同时,监管局还撤销了对外国投资者在新加坡本地银行的股权限制,成立银行提名委员会,监管局的这些举措无疑适应了金融全球化的趋势,在控制金融风险的同时赋予了市场参与者更多的权力,而这无疑推动了新加坡金融发展更上层楼。

李光耀谈到只有在金融管理局证明了它所建立的体制经得起1987年和1997年两次金融风暴得吹袭后,我才有足够的信心以做‘没有明文禁止就可以做’的方向推进。我们审慎的态度支撑新加坡渡过了1997年到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从1968年第一次推出亚元市场至今,我们花了30年才建立起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管理妥善的信誉。”

李光耀铁腕护廉洁的政治意志使新加坡免于遭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蹂躏。在西方许多观察家看来,此次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亚洲的贪污、裙带风和朋党主义。然而李光耀认为:“那些具备透明体系来侦察和防止人们滥用职权与徇私舞弊的地方,比如新加坡和香港,这种徇私舞弊的现象根本非常罕见。新加坡没有因贪污或者朋党主义而扭曲了资源的分配,所以我们能够更好的应付危机。同样的,我们的公务员扮演的是裁判员的角色,而不是市场参与者。”

被誉为国有资本运营典范的“淡马锡模式”,也是李光耀的杰作。1974年,新加坡政府决定建立淡马锡公司,由新加坡财政部全资拥有,专门经营和管理原国家投入到各类政联企业(与政府关联的公司)资本的国家资产,以“通过有效的监督和商业性战略投资来培育世界级公司”。淡马锡对于政联企业的监管,不仅促进这些公司快速发展,获得较高经济效益,国有资产增值后利润的回报丰富了政府财政收入,解决了新加坡的民生和基础设施建设问题,降低了企业税率,为新加坡创造了一个亲商的环境,从而吸引更多外资企业投资和促进本国企业扩大再生产,进入一个良性的可持续循环模式。

1980年代,新加坡经济发展迅速,政局稳定,失业率低至3%,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8%。1980年代后期,新加坡政府成立经济委员会,制定了工业生产向高技术、高增值转化的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在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火车头的同时,金融、交通运输、旅游、商业和服务业也得到蓬勃发展,工业结构日趋合理。从1960年到1983年,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高达9.0%,是同期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李光耀担任总理的25年是新加坡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它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亚洲小国跻身“亚洲四小龙”之一,成为了一个井井有条、规范洁净、生活富裕的花园国家。

国民福利体系囊括保险与教育

中央公积金制度也是李光耀留下的宝贵遗产。新加坡建立了地球上少有的非福利型社保:中央公积金制度,这个制度启动于殖民地时代的1955年,最初仅仅限于为雇员提供退休保障的社保强制储蓄计划。李光耀将这个制度发扬光大,最终演变为包括养老、医疗与住房等个人一生大宗消费在内的自我保障与家庭保障计划。

目前,中央公积金有四个账户:普通账户、专门账户、保健储蓄账户及退休账户。普通账户可用于购置住房、教育、保险与投资等。专门账户用于积累退休金。退休账户引入于1987年,资金来源于专门账户,在个人55周岁时建立,62岁时开始支付养老金。保健储蓄账户引入于1984年,为个人及其直系亲属支付医疗服务与购买医疗保险等。

中央公积金制度是强制储蓄与投资,本质上是强制每个人为自己(及直系亲属)自负其责,账户上的钱是可以继承的。由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账户,任何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代际财富转移,如给父母支付医疗费用,给子女支付教育费用及让子女继承账户上的财产等,必然基于账户所有人的自主决策。每个人同父母与子女都有爱,祖父母同孙子女之间也有爱,这种爱是有利于基因绵延与财富传承的。

同时,新加坡曾多次降低遗产税,2008年,新加坡更是取消了遗产税。这样的中央公积金以及遗产税制度,使社会有了资本积累与社会存续的基本动力。通过这些制度,政府试图传递的信息是,要依赖自己和家庭的力量,而非政府。而如果你陷入贫穷,那是你自己的问题。李光耀是西方福利制度的反对者,在新加坡,福利并不是一个好词。政府尽管也有一些针对有需要者的援助计划,但这些计划规模非常小并要求严格,比如被裁员工不会有救济金,不过他们会被纳入培训计划等。

2013年,新加坡中央公积金总余额高达2000亿美元,相当于其2012年GDP的74%。李光耀的公积金制度曾被赞为“模范养老制度”。

有评论认为:新加坡的福利体系包括国民医疗保险和低成本的教育体制,但它既不鼓励希腊人那种懒散的行事方式,也不提倡西班牙式的肆意挥霍。新加坡的方式是通过一系列激励方案培养市民的良好行为,而这些方案又能使人们无论是在顺境中还是在逆境中都保持稳定,专心工作。

安居:建国初就有了百年规划

新加坡在刚自治时,面临严峻的“屋荒”,大多数人只能居住在木板和铁片搭建的棚屋内,只有9%的人住在像样的房屋内,恶劣的住房问题导致了社会严重不稳定。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提出了“居者有其屋”的口号。此后,李光耀政府于1960年成立了建屋发展局,向低收入人民提供廉价房屋。建屋发展局在1964年把“居者有其屋”从口号变为现实:国家免费提供土地,由建屋发展局统一规划建设“组屋”。由于新加坡建屋发展局不以赢利为目的,因此组屋的价格并不与市场挂钩,而由建屋发展局来决定。50年间,建屋发展局建造了90万间组屋,80%的人口居住在组屋中,其中95%拥有自己的组屋,是全球唯一近乎达到百分之百拥屋率的国家。

为了平衡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新加坡建设了大量的“空中花园”,楼顶成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和其他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不同,为了增强城市的空间感而不显局促,楼宇的布局高矮参差不齐。实际上,在新加坡独立建国以前城市问题就已经到了难以解决的地步。过度拥挤、住房短缺以及不卫生的生活条件在城市中心区随处可见,成千上万人无家可归。传染病如肺结核四处蔓延。

而新加坡在城建方面最重要的经验是规划,早在建国初期,就制定了百年规划,公共住房计划仅是其中之一。如今,新加坡已经把城市规划量化,正在完善的发展总蓝图中重点提到,90%的居住人口可以在400米以内到达一片绿地。在新加坡,具体到学校、医院等分布的蓝图会进行五年一小改、十年一大改的重新探讨。也正是因为这项百年规划,新加坡以646平方公里的小岛容纳400多万人,93%的人拥有自己的住房,现在的新加坡,80%的建筑是最近40年建的,但却与整个岛国风情融为一体,这就是规划技术。

举贤不避亲

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在选举中首次获胜连续执政至今。在2009年连续执政50周年之际,李光耀先生坦言,他一生的最大成就就是创建了“一个清廉、能干、任人唯贤而又专心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曾经在圣淘沙圆桌论坛上,当李光耀被问及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将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有何建议?李光耀回答:“我想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特别是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异,这种差距正越来越大。很多外出的工人没有户口、教育、医疗保险等福利,他们的收入依然没有得到很大提高,但中国的城市需要他们来做建筑工人,所以我认为这是最大的挑战。”

李光耀的两个儿子都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大儿子李显龙为现任总理,小儿子李显扬曾任最大国有企业新加坡电信的总裁兼CEO,儿媳以及亲家是大企业家,只有做医生的女儿李玮玲不在掌管新加坡政治或经济命脉的圈子里。

有媒体质疑,“李显龙出任总理,有李光耀刻意培养和操作的痕迹。”李光耀回应说,李显龙在自己的岗位上是称职的。“如果我没当上总理,他可能早几年就坐上了那个位置。我不会让不够格的家庭成员担任要职,因为这对新加坡或我本人的历史功过来说,都是个灾难。决不能允许这种事发生。”李光耀表示。

而当李光耀逝去,影响力逐渐褪去时,新加坡模式能否继续发展引发了《纽约时报》的质疑,“在可能更自由的新一代人手中,李所创造的精英政治模式会发生怎样的改变有待时间的检验”。

 
李光耀深受新加坡国民爱戴,他的逝世引发全民衰悼。

一语中的

新加坡没有因贪污或者朋党主义而扭曲了资源的分配,所以我们能够更好的应付危机。同样的,我们的公务员扮演的是裁判员的角色,而不是市场参与者。”

——李光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