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上海机器织布局的那场大火
发布时间：2015-01-09 15:07:26 作者：王钰麟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郑观应没有想到，在他离开上海机器织布局后没有几年，1893年，这家由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建起的工厂就发生了火灾，致使损失白银逾150万两。令他更为感到痛心的事情，上海机器织布局没有获得保险公司一点赔款。在他主持上海机器织布局工作期间，工厂是一直参加保险的。但1890年接替他工作的杨宗濂、杨宗瀚兄弟，因为感到参加保险是一件奢靡的事情，就停止了续保。经历了这场大火灾之后，上海机器织布局于当年在盛宣怀主持下开始重建，并扩大了规模，改名“华盛纺织总厂”。
郑观应建构上海机器织布局
上海机器织布局
上海机器织布局在中国棉纺织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878年10月5日，前四川候补道彭汝琮倡议兴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李鸿章、沈葆桢奏准设立。随后清政府在虹口购买了一家洋行的货栈作为基地，着手兴办。李鸿章任命浙江候补道员载恒主持织布局，委派另外两名道员会同办理。但均因招股未成而失败。
1880年，李鸿章对上海机器织布局进行改组，奏拨官款，派候选道郑观应，江苏候补道龚寿图等主持，官督商办。著名学者、实业家、广东中山人郑观应曾为英商宝顺洋行和太古洋行买办。还曾参股投资于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和上海造纸公司。在投资以上企业的过程中，郑观应与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逐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879年，郑观应就受李鸿章委托，在上海机器织布局任襄办，投资1万两。1880年，郑观应再认股5万两。在李鸿章的支持下，郑观应等人拟定了《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章程》，从办厂的动机目的、招商集股、购机、买地、建厂到生产、销售、赢利分配，以及商办、用人、发展前途等，都作了明确的计划和精细的计算。再经1887年、1890年、1891年几次改组，龚寿图、经元善、马建忠等历任总办的艰辛努力，上海机器织布局终于在杨树浦建成。
在筹建之初，郑观应向李鸿章递上呈文，要求“酌给十五年或十年之限，饬行通商各口，无论华人洋人，均不得于限内另自纺织”，并要求对该局产品“准免厘捐并酌减税项”。在筹办过程中，李鸿章根据一些官绅的申请，代向清政府奏请准予“酌定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该局所产布匹，如在上海销售，免完厘税，如运销内地，仅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沿途厘税全免。这是上海机器织布局享有的特别专利权和优惠待遇。上海机器织布局订购了英、美两国轧花、纺纱、织布等全套机器设备。上海机器织布局刚开工生产的三年，1891年织布机增加到500余张，雇用外国技师四人，中国工人800余名，年产泽布5000包。1892年生产了400万码棉布、100万磅棉纱，雇用工人4000人。就在大火发生前，正拟定向英国订购新式纺纱机及各种相应机器配件的计划，准备进一步扩充生产能力。
上海火险落地开花
郑观应
自上海开埠以来，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城市人口激增，房屋空前密集，火灾频频发生。在上海机器织布局大火发生之前，上海曾经发生了最大一场火灾。这场火灾发生在1879年法租界，火势持续燃烧了5个小时，烧毁房屋991间，烧伤数人。
可以说郑观应对保险的认识应该在当时是十分深刻的。在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局到他离局时，上海机器织布局一直投保火险。在他著名著作《盛世危言》中，他专门写过一篇题目为《保险》的文章。文中首先介绍了保险的类别与承保范围：“保险有三等：一水险，二火险，三人险。水险保船载货，火险保房屋、货栈，人险保性命、疾病。”“如保房屋一千座，其中一座失险，则以九百九十九座之利银偿还遇险之一座，在公司不过代为收付，稍沾经费而已。”
在当时（1890年，笔者注）上海保险业中，水险相对较为发达。火险则次之。保险火险的保险公司只有保宏一家比较著名。香港一些华商保险公司已在上海设立了分公司。保安及保家行兼营火险业务。其他多属于外商的代理行。火险业务仅仅限于公共租界内的商店住户，南市区则予以拒保。保险公司为防止被保险人纵火搬物起见，均在保户门楣上悬钉一种铜质和铁质火标，既便于警察查视，又提醒救火人员（均系各洋行外籍行员义务充任，其中尤以从事保险业者为多）奋勇抢救。一般保户以悬挂保险商标为荣，因为非殷实商店住户，洋商大多不贸然承保。
1892年1月，上海所有各火险公司，今日“公同议定保费章程，一律遵守，庶无彼此轩轻之弊。”其主要内容如下：“1。上等杂货洋栈，除丝茶洋布不在其内，每千两一年计保费四两；2。上等最好石库房四面有墙者，或两幢相连，四面高围墙者，每千两八两；3。上等洋房号铺坚固砖墙者，每千两八两；4。石库门坚固房屋，前后砖墙两边三五家屋面有风火隔墙者，每千两十两；5。市房门面仿洋式内系中国式者，每千两十两；6。木架市房洋布字号，每千两十二两；7。店号市房或住宅木架房屋，每千两十五两；烟馆每千两另加二两。”
祸及杨宗濂、杨宗瀚兄弟
杨宗濂行书墨迹
杨宗濂、杨宗瀚兄弟是江苏无锡人，《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九》记载了杨宗濂曾鞍前马后于曾国藩和李鸿章旗下，围剿和镇压太平军、捻军，抵抗八国联军和保卫天津；参与修治华北水利，管理河南、山西、陕西3省盐务。与人合办天津自来水公司、与弟杨宗瀚筹银24万两，在无锡东门外兴隆桥创办无锡第一家近代纺织工业企业——业勤纱厂的事迹。由于杨宗濂、杨宗瀚战功和创办实业突出，1890年，李鸿章钦命杨宗濂、杨宗瀚接任上海机器织布局。在兄弟俩的经营下，纺锭达到35000枚，布机530台，雇工约4000人，营业方始兴盛，每月可获利12000两。但令兄弟俩没有想到的是1893年的大火，使他们在上海机器织布局经营管理上栽了一个大跟头。
距1879年法租界大火14年后，就在上海即将迎来开埠50周年的前一个月，1893年10月19日早晨7点半左右，上海机器织布局机器已经开始飞速运转。清花机每分钟1400转，清好后的棉花即成松软的棉絮，引缠在卷轴上。有一硬物碰着锤子，机器又转动得飞快，碰撞擦出火星，引燃了松棉絮。上海机器织布局西面为账房和工友所居之处，东面为轧花纺纱女工捡花、机器织布、堆货栈房等处，整个厂区规模非常宏大，布置得井然有序。轧花机器设在楼上，而花子则堆在楼下。大火起于清花厂地板下清花机下面的地沟，适值狂风大作，工人们见花子堆里起烟，扒开探视，为燃烧提供了大量的空气，火势猝发，顷刻冒穿屋顶，延及三十余丈外的棉花间。这样，大火从上午9时烧到晚上7时，前后烧了10个小时，烧毁清花厂、弹花厂、织布厂、机器厂、生火间（锅炉房）、棉花仓库、棉纱仓库、洋布仓库以及工人宿舍等共计600余幢（间），机器销熔，变成一堆废铁，还烧毁一批棉花。
事后分析上海机器织布局火灾造成损失的原因有这样几个：一是厂房建筑用料不当。屋体覆盖着牛毛毡，用柏油裹之，这样极易着火，而且燃烧起来蔓延飞快。二是工部局曾对丝厂、棉纺厂等火灾易发单位的建筑物提出防火要求，规定需领有执照才可施工。织布局属无证经营。三是厂房旁边即是黄浦江，取水救火相当方便。但消防设施平时保养不够，皮带已有损坏，不太灵活，取水不多，反致皮带、消防设备被火烧毁。防火设备形同虚设。四是工人缺乏消防训练。平日演习不多，事发临时仓促，甚至还把龙头倒接。五是华界内的救火设施与组织还很落后，而租界内的消防制度、消防设备在全中国是第一流的。当时织布局总账房潘纯穗约翻译尤葛民、副账房沈希生三人前往老巡捕房，面恳总巡捕头救火，捕头以在租界之外不能前往救助回绝。潘纯穗等继而寻求美捕房、救火会、会审公廨，四处求救和碰壁。当时报纸评论，租界消防人员愿意救火，织布局不会被烧得这么惨。六是没有参加火灾保险。
上海机器织布局此前在郑观应主事时曾投保火险，总办杨宗濂上任后对保险认识肤浅，认为保险是虚糜资金，拒付保险费未续保。没有购买洋人的保险，是租界洋人拒绝救火的真正理由。后来，当时的《新闻报》在《译文汇报洋布局被焚事》中，记载了织布局负责人杨宗濂的现场表现“中国总办屡欲跳火毕命，又欲投河自尽，此外别无办法想。幸有旁人拖出，一路行走，一路痛哭，涕泗交流，宛似小孩儿一般。”到了晚上，许多妇女仍在现场周围哭泣。数千工人流落街头，哭声震天。这场大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财物损失严重，总计不下白银150万两。
对于租界隔岸观火，舆论抨击最为激烈。《申报》评述：“机器织布所以挽回固有之利，关系绝大，经营缔造，煞费苦心，乃已成之功，竟致毁于一旦，有心时事者能不扼腕咨嗟哉！”《字林西报》抨击捕房与救火会的文章发表后，《新闻报》予以译载，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著名史学家熊月之说：“这次火灾的具体原因、救火问题，涉及现代企业安全意识、经营理念等诸多问题，特别是华洋关系与火灾的关联，很耐人寻味，很有上海城市特点。”当时上海城主体是华界、法租界、公共租界三个政治实体。作为一个年轻的现代化都市，上海的市政管理相当稚嫩，公共服务范围狭窄，华界消防设施基本为零，救火只能依赖企业自己，而租界则有西方先进的消防制度与消防设施。但因起火地点在租界边缘，租界则“隔岸观火”，这就是“上海特点”。
上海机器织布局火灾发生后，李鸿章非常愤怒，立即将杨宗濂、杨宗瀚就地免职。这场大火成为上海史上一道分水岭——消防由此开始改善。
【参考文献】
1.颜鹏飞、李明炀、曹圃主编/中国保险史志1805—194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9月第一版。
2.陈梅龙编/上海机器织布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第一版。
3.刘耿/上海1893年大火回顾：舆论抨击租界隔岸观火/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12月。
4.中国第一家棉纺织厂火灾/环球消防网.2009年2月。
5.照片来自百度网。
郑观应没有想到，在他离开上海机器织布局后没有几年，1893年，这家由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建起的工厂就发生了火灾，致使损失白银逾150万两。令他更为感到痛心的事情，上海机器织布局没有获得保险公司一点赔款。在他主持上海机器织布局工作期间，工厂是一直参加保险的。但1890年接替他工作的杨宗濂、杨宗瀚兄弟，因为感到参加保险是一件奢靡的事情，就停止了续保。经历了这场大火灾之后，上海机器织布局于当年在盛宣怀主持下开始重建，并扩大了规模，改名“华盛纺织总厂”。
郑观应建构上海机器织布局
上海机器织布局
上海机器织布局在中国棉纺织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878年10月5日，前四川候补道彭汝琮倡议兴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李鸿章、沈葆桢奏准设立。随后清政府在虹口购买了一家洋行的货栈作为基地，着手兴办。李鸿章任命浙江候补道员载恒主持织布局，委派另外两名道员会同办理。但均因招股未成而失败。
1880年，李鸿章对上海机器织布局进行改组，奏拨官款，派候选道郑观应，江苏候补道龚寿图等主持，官督商办。著名学者、实业家、广东中山人郑观应曾为英商宝顺洋行和太古洋行买办。还曾参股投资于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和上海造纸公司。在投资以上企业的过程中，郑观应与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逐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879年，郑观应就受李鸿章委托，在上海机器织布局任襄办，投资1万两。1880年，郑观应再认股5万两。在李鸿章的支持下，郑观应等人拟定了《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章程》，从办厂的动机目的、招商集股、购机、买地、建厂到生产、销售、赢利分配，以及商办、用人、发展前途等，都作了明确的计划和精细的计算。再经1887年、1890年、1891年几次改组，龚寿图、经元善、马建忠等历任总办的艰辛努力，上海机器织布局终于在杨树浦建成。
在筹建之初，郑观应向李鸿章递上呈文，要求“酌给十五年或十年之限，饬行通商各口，无论华人洋人，均不得于限内另自纺织”，并要求对该局产品“准免厘捐并酌减税项”。在筹办过程中，李鸿章根据一些官绅的申请，代向清政府奏请准予“酌定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该局所产布匹，如在上海销售，免完厘税，如运销内地，仅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沿途厘税全免。这是上海机器织布局享有的特别专利权和优惠待遇。上海机器织布局订购了英、美两国轧花、纺纱、织布等全套机器设备。上海机器织布局刚开工生产的三年，1891年织布机增加到500余张，雇用外国技师四人，中国工人800余名，年产泽布5000包。1892年生产了400万码棉布、100万磅棉纱，雇用工人4000人。就在大火发生前，正拟定向英国订购新式纺纱机及各种相应机器配件的计划，准备进一步扩充生产能力。
上海火险落地开花
郑观应
自上海开埠以来，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城市人口激增，房屋空前密集，火灾频频发生。在上海机器织布局大火发生之前，上海曾经发生了最大一场火灾。这场火灾发生在1879年法租界，火势持续燃烧了5个小时，烧毁房屋991间，烧伤数人。
可以说郑观应对保险的认识应该在当时是十分深刻的。在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局到他离局时，上海机器织布局一直投保火险。在他著名著作《盛世危言》中，他专门写过一篇题目为《保险》的文章。文中首先介绍了保险的类别与承保范围：“保险有三等：一水险，二火险，三人险。水险保船载货，火险保房屋、货栈，人险保性命、疾病。”“如保房屋一千座，其中一座失险，则以九百九十九座之利银偿还遇险之一座，在公司不过代为收付，稍沾经费而已。”
在当时（1890年，笔者注）上海保险业中，水险相对较为发达。火险则次之。保险火险的保险公司只有保宏一家比较著名。香港一些华商保险公司已在上海设立了分公司。保安及保家行兼营火险业务。其他多属于外商的代理行。火险业务仅仅限于公共租界内的商店住户，南市区则予以拒保。保险公司为防止被保险人纵火搬物起见，均在保户门楣上悬钉一种铜质和铁质火标，既便于警察查视，又提醒救火人员（均系各洋行外籍行员义务充任，其中尤以从事保险业者为多）奋勇抢救。一般保户以悬挂保险商标为荣，因为非殷实商店住户，洋商大多不贸然承保。
1892年1月，上海所有各火险公司，今日“公同议定保费章程，一律遵守，庶无彼此轩轻之弊。”其主要内容如下：“1。上等杂货洋栈，除丝茶洋布不在其内，每千两一年计保费四两；2。上等最好石库房四面有墙者，或两幢相连，四面高围墙者，每千两八两；3。上等洋房号铺坚固砖墙者，每千两八两；4。石库门坚固房屋，前后砖墙两边三五家屋面有风火隔墙者，每千两十两；5。市房门面仿洋式内系中国式者，每千两十两；6。木架市房洋布字号，每千两十二两；7。店号市房或住宅木架房屋，每千两十五两；烟馆每千两另加二两。”
祸及杨宗濂、杨宗瀚兄弟
杨宗濂行书墨迹
杨宗濂、杨宗瀚兄弟是江苏无锡人，《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九》记载了杨宗濂曾鞍前马后于曾国藩和李鸿章旗下，围剿和镇压太平军、捻军，抵抗八国联军和保卫天津；参与修治华北水利，管理河南、山西、陕西3省盐务。与人合办天津自来水公司、与弟杨宗瀚筹银24万两，在无锡东门外兴隆桥创办无锡第一家近代纺织工业企业——业勤纱厂的事迹。由于杨宗濂、杨宗瀚战功和创办实业突出，1890年，李鸿章钦命杨宗濂、杨宗瀚接任上海机器织布局。在兄弟俩的经营下，纺锭达到35000枚，布机530台，雇工约4000人，营业方始兴盛，每月可获利12000两。但令兄弟俩没有想到的是1893年的大火，使他们在上海机器织布局经营管理上栽了一个大跟头。
距1879年法租界大火14年后，就在上海即将迎来开埠50周年的前一个月，1893年10月19日早晨7点半左右，上海机器织布局机器已经开始飞速运转。清花机每分钟1400转，清好后的棉花即成松软的棉絮，引缠在卷轴上。有一硬物碰着锤子，机器又转动得飞快，碰撞擦出火星，引燃了松棉絮。上海机器织布局西面为账房和工友所居之处，东面为轧花纺纱女工捡花、机器织布、堆货栈房等处，整个厂区规模非常宏大，布置得井然有序。轧花机器设在楼上，而花子则堆在楼下。大火起于清花厂地板下清花机下面的地沟，适值狂风大作，工人们见花子堆里起烟，扒开探视，为燃烧提供了大量的空气，火势猝发，顷刻冒穿屋顶，延及三十余丈外的棉花间。这样，大火从上午9时烧到晚上7时，前后烧了10个小时，烧毁清花厂、弹花厂、织布厂、机器厂、生火间（锅炉房）、棉花仓库、棉纱仓库、洋布仓库以及工人宿舍等共计600余幢（间），机器销熔，变成一堆废铁，还烧毁一批棉花。
事后分析上海机器织布局火灾造成损失的原因有这样几个：一是厂房建筑用料不当。屋体覆盖着牛毛毡，用柏油裹之，这样极易着火，而且燃烧起来蔓延飞快。二是工部局曾对丝厂、棉纺厂等火灾易发单位的建筑物提出防火要求，规定需领有执照才可施工。织布局属无证经营。三是厂房旁边即是黄浦江，取水救火相当方便。但消防设施平时保养不够，皮带已有损坏，不太灵活，取水不多，反致皮带、消防设备被火烧毁。防火设备形同虚设。四是工人缺乏消防训练。平日演习不多，事发临时仓促，甚至还把龙头倒接。五是华界内的救火设施与组织还很落后，而租界内的消防制度、消防设备在全中国是第一流的。当时织布局总账房潘纯穗约翻译尤葛民、副账房沈希生三人前往老巡捕房，面恳总巡捕头救火，捕头以在租界之外不能前往救助回绝。潘纯穗等继而寻求美捕房、救火会、会审公廨，四处求救和碰壁。当时报纸评论，租界消防人员愿意救火，织布局不会被烧得这么惨。六是没有参加火灾保险。
上海机器织布局此前在郑观应主事时曾投保火险，总办杨宗濂上任后对保险认识肤浅，认为保险是虚糜资金，拒付保险费未续保。没有购买洋人的保险，是租界洋人拒绝救火的真正理由。后来，当时的《新闻报》在《译文汇报洋布局被焚事》中，记载了织布局负责人杨宗濂的现场表现“中国总办屡欲跳火毕命，又欲投河自尽，此外别无办法想。幸有旁人拖出，一路行走，一路痛哭，涕泗交流，宛似小孩儿一般。”到了晚上，许多妇女仍在现场周围哭泣。数千工人流落街头，哭声震天。这场大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财物损失严重，总计不下白银150万两。
对于租界隔岸观火，舆论抨击最为激烈。《申报》评述：“机器织布所以挽回固有之利，关系绝大，经营缔造，煞费苦心，乃已成之功，竟致毁于一旦，有心时事者能不扼腕咨嗟哉！”《字林西报》抨击捕房与救火会的文章发表后，《新闻报》予以译载，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著名史学家熊月之说：“这次火灾的具体原因、救火问题，涉及现代企业安全意识、经营理念等诸多问题，特别是华洋关系与火灾的关联，很耐人寻味，很有上海城市特点。”当时上海城主体是华界、法租界、公共租界三个政治实体。作为一个年轻的现代化都市，上海的市政管理相当稚嫩，公共服务范围狭窄，华界消防设施基本为零，救火只能依赖企业自己，而租界则有西方先进的消防制度与消防设施。但因起火地点在租界边缘，租界则“隔岸观火”，这就是“上海特点”。
上海机器织布局火灾发生后，李鸿章非常愤怒，立即将杨宗濂、杨宗瀚就地免职。这场大火成为上海史上一道分水岭——消防由此开始改善。
【参考文献】
1.颜鹏飞、李明炀、曹圃主编/中国保险史志1805—194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9月第一版。
2.陈梅龙编/上海机器织布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第一版。
3.刘耿/上海1893年大火回顾：舆论抨击租界隔岸观火/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12月。
4.中国第一家棉纺织厂火灾/环球消防网.2009年2月。
5.照片来自百度网。